本刊记者闫宏飞 张华侨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村问题，而农村最大的问题是剩余劳动力太多。"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家政学校"涉及的经济领域甚多 ，对经济学家来说是个"大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就业问题、信用问题以及教育融资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个小问题。"

　　作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与汤敏，一直为中国的贫困问题忧虑，当有关部门对农民扶贫和就业问题，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时，他们想通过创办职业学校，并通过贷款的方式，来使更多的贫困农民接受教育，以此摆脱贫困，他们这种做法给中国政府带来了一个启示：通过制度创新，使资源得到更合理配置，中国就可以走向富强！

　　2002年4月8日，北京又一次被沙尘笼罩，但在北京通州张湾镇，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如期举行开学典礼。著名经济家茅于轼以学校第一大股东的身份站在寒风中，神情激动地对在座的学生说："一个月后你们就要就业了，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不是要你们准备干脏活、苦活、累活，是要准备干动脑筋的活，你们将通过在这里的学习，去认识社会，开拓你们的新生活！"

　　这些学生不是以往的博士、硕士或政府官员，而是一群刚刚从山西吕梁山区及湖南、河北等地来京的农家女孩。这是一所专门为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而创办的学校。茅于轼、汤敏两位经济学家是该校的创办人。

　　已经是73岁的茅于轼，在这样一个简陋的学校里，开始营造这样一个理想：让贫困地区的孩子，通过接受技能培训，摆脱贫困，以此去开拓新的生活。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茅于轼与他的合作伙伴汤敏及其他一些立志扶贫的朋友们一起就在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搞了一个扶贫基金，目的是向农民提供小额资金支持，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从扶贫基金开始

　　在山西临县一个贫困的村子里，茅于轼与汤敏以他们的意志与理想，唤起人们勇敢地去改变贫困，他们在这里已经投入8年的时间与精力。

　　8年以来以来，这个基金已发展到20多万元，从1993年就一直采用借给老百姓看病、上学、生产等，每年12%利息，至今没变。其中上学与看病的贷款是无息的。8年以来以来还款基本上100%，这对当地农民有所帮助，且消灭了高利贷。

　　在决定是否借款的问题上，3个人商量借给谁不借谁，这3个人是当地比较可靠的人，他们已经有经验。有一次一个贷款人做买卖赔了，钱还不上，对于这种情况，茅于轼主张注销他的债务。可3人小组不同意，他们说注销债务后，其它人都跟着赖账，所以现在在账上挂着，让他支付利息，那当然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对于这个扶贫基金产生的效益，茅于轼与3人小组统计了一下，一共支取了570多次，总共借款60万，农民使用它的投资效益大概是30%，差不多有20万块钱的利益，这就是说给当地的农民增加了20万块钱的收入。

　　茅于轼认为，城市家庭是一个消费单位，农村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是生产单位就要用资金，许多人不懂得这一点，往往认为农民家庭为什么还要借钱呢。因为农民要买牛、买猪、出门打工，都要用钱，卖了东西后，农民才有了钱，所以开始他们要借钱。现在农村却是只能存钱，不能借钱，老百姓借钱无门，生产就会困难。

　　茅于轼认为他们在山西搞的扶贫基金，真正目的是要建立农村金融服务，而这个服务是可以以赢利为目的，能够把高利贷消灭。这样就会突破金融方面的旧框框，把农村的金融搞活。这对农民的解困，收入的增加都有很大的帮助。但茅于轼说他真正目的是要建立农村金融服务，而这个服务是可以以赢利为目的。农村金融服务是当前一个大问题，在没有金融服务的农村，只有高利贷服务，所以人民银行只有把农村的金融服务搞起来，才能消灭高利贷。

　　但这个扶贫基金，却被当地人民银行指责为非法集资，他们下达通知，要取消这个扶贫基金。

　　茅于轼认为，这个通知有个缺陷，只考虑它的安全性，没有考虑到它的效率，山西的扶贫基金做了这么多年，它是很安全的，涉及的只是一两百人，为了此事能得到解决，茅于轼与有关部门讨论解决这件事。

　　"我想改革的历程就是不断突破不合理制度的过程，改革就是创新，它牵涉到一个民间扶贫的问题。民间扶贫，它缺少的就是钱，这就需要一些扶贫的规定，这些扶贫也并不是没有风险，我们很多由民间办的事，现在都由政府来办，以前许多关系到公众利益的事，都是有强制性的，很多事不要暴利就能干，如发展文化，交响乐团，类似的事老百姓能干就行，还有足球、博物馆，这些都可以由非政府组织来管，美国这种组织非常发达，我们国家这样的组织也会越来越多，凡是公共需要，而无暴利的都应民间来管，政府只管公安、国防、法律等。所以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转变时期，一些新东西都应允许试验、创新！"

　　虽然遇到政策上的阻碍，但茅于轼说现在基金仍然存在，并且想把它扩大。

　　"改革20多年，就是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不合理的地方就要不断地突破它，没有这种精神，中国的改革就不可能成功！"茅于轼非常坚信这一点。

　　家政学校--扶贫的新切入点

　　为何要创办富平学校，茅于轼与汤敏感到，在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扶贫基金的执行过程中，强烈地感到，光有小额贷款不能完全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很多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太差，不适于人类居住。根本的办法是让他们到城市来。然而，贫困地区往往是弱势群体，竞争不过富裕地区的农民，只有通过让他们接受技能的方式来扶贫，对他们摆脱贫困才能有更大的帮助。这个想法产生后，茅于轼与汤敏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中国的家政服务市场很大。但城里人不愿意做，以至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市场空缺，现在家政市场也面临一个信用问题，很多家庭出得起这个钱，很多农村的孩子愿意挣这个钱，但因信誉不好，很多请得起家政服务的家庭却不敢请，导致市场萎缩。

　　另外有的餐馆服务员，素质很低，如果富平学校能够把她们的素质提升上去，这对服务业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茅于轼、汤敏还从中进一步地认识到，把中等职业院校的扩招，面向中国农村青少年，以此做为启动三农问题一个突破口，如果做得好，那对农村的扶贫将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他们原来准备在太原办这样一个学校，校址都选好了，但当地主管部门不批。后来他们决定到北京来办这样在离就业市场近，师资也比较强的优势，一些农村姑娘也愿意到北京来。

　　在北京成立的富平学校，是由7家股东发起，总投资30万，茅于轼投资最多为大股东，本来法人代表应由茅于轼来担任，可北京有关部门的规定是，法人必须有北京户口，年龄不超过70岁，虽然茅于轼有北京户口，但他年龄已超过70。由于有这种规定，茅于轼不能成为这所学校的法人。茅于轼认为这种规定极其不合理，它阻碍一个企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办事。

　　据悉，家政学校在中国有很多，但茅于轼、汤敏认为富平学校会采取一种新的教学方式。汤敏博士说："我们的家政课程并没有像以前的正规学校一样，要两三年，而是只有一个月，学成之后迅速进入市场。而且在半年或一年后会把她们招回来继续培训，继续提升，找更好的新工作，这个学校是贫困农民的跳板，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职业教育。"

　　富平学校目前已经招收了两批学员：第一批20多人，第二批30多人。对每批学员，学校将提供一个月总共280个学时的培训，内容包括法律、道德、安全以及保洁、采购、烹饪、养花等具体技能。按文化素质的不同，这些学员分为初级和中级两个班。初级班以家政服务的相关培训为主，面向的也将是家政市场，主要学习家庭杂务，如洗衣做饭、宠物喂养等，她们就业后的工资大约在每月500元以上。而对于中级班招生的对象为具有幼儿师范2年到2年训练的毕业生，在此基础上让学员经过训练后当家庭教师。因为经济困难，第一批学员的学费校方全部实行缓交。学员说，学校让她们把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当学费。学生以后就业的工资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的。进入富平学校的学生，不仅是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一个心态的调整。这些孩子在家也是娇生惯养，现在到这里将遇到很多很新问题，一个月的学习除了技能训练外，最重要的是给她们带来的是心态调整。

　　以"信用"立品牌

　　富平学校，除了扶贫之外，同时还要树立一种信誉，让家政市场更加规范化。北京的家政服务市场非常大，许多家庭都需要这样的服务，只是他们找不到合适而且放心的家政服务员。为此，茅于轼、汤敏认为，首先，他们培养出的学员不是直接输送给最终客户，而是给信用良好的家政服务公司，让优秀的家政服务公司做他们的信用保证。家政服务员是以公司员工的身份进入用户家服务，而不是以往的"单对单"的模式。

　　北京乐雅家政公司就是这样的家政服务公司之一。郭金凤是公司的总经理，同时她还是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的副秘书长。部分学员毕业后将成为乐雅的员工，公司将为其提供就业、再培训和其他服务。因为现实原因，家政服务员难以避免会受到这样那样的不公、歧视甚至欺负。同时，目前社会上也有家政服务员做了有损客户利益的事情。

　　郭金凤说："我们不像一般的家政公司，交100钱，就把她们送到家里提供家政服务，而是把她们当成公司的员工，不断地进行培养，一到我们公司工作，家政服务员个人就跟公司签合同，客户也要跟公司签合同，一派到雇主家里去，就代表着公司到雇主家去工作，她们是公司的员工，任何一个公司都要对公司员工随时监控，随时管理，出现问题，随时处理。这既是保护员工的利益，也使客户和公司及时进行协调，保护双方的利益。同时，作为公司的员工，家政服务员也就有了一种归属感，有了归属感，她们就对工作比较热爱。对于有上进取心的员工，公司就帮助她们设计今后的发展，如她们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如何走上成功之路，这是公司在售后服务中必须要做的事情。公司每个月安排一次员工培训，同时送他们到公园等地游览，这些都是让她们感觉到是公司的员工，而不仅是一个小保姆。一旦员工有了这种归属感，那么她就愿意长期在公司工作。"

　　郭金风希望通过这一月的培训，使她们达到比较专业的水平。如果愿做的话，也可以做高级的服务员，阿拉伯国家有的愿意花几千美金请家政服务员。现在北京家政市场的价格有几种280元、350元、400元，其中，生活品质高的不会请450元以下，他们请家政服务员已经成了一种必需品，北京请家政服务员的有两种，一种是必需的，如抚养小孩，另一种则不是必需的，这些人请家政服务员是为了提高生活的品质。

　　资本运做扶贫

　　富平学校实行的是学校贷款给学生上学的办法，即先上学，等拿到前两个月工资后再归还学费。这样有一定风险，但茅于轼认为，世界其它国家的经验证明，如果把扶贫和商业化结合起来，它就有非常大的潜力，所以要做一些政府没做的事。

　　贫困地区的学生上了这个学校，就能够脱离贫困，但她们现在交不起钱，如果富平学校以贷款的方式让她们来学习，以后她们工作还钱，就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能不能还钱，取决于家政服务公司，茅于轼认为"农民是很讲信用的"。他说，在其多年进行小额信贷的实验中，还没有一个农民借钱不还。农家女郭艳珉的话验证了茅于轼的判断：茅爷爷信任我们，我们也不会让他失望。"富平"，即"让平民富裕起来"的意思。这是茅于轼想出来的校名。在他看来，让平民富裕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让他们进城。但是，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按市场规律进城，同样会造成新的贫富差距，因为有钱的农村人可以优先受到培训然后进城，而没钱的人可能进不了城，继续贫困。这也是两位经济学家设立"先就业后交费"实验的重要原因。

　　类似乐雅这种家政公司，是一种公司制的家政服务公司，服务员与公司是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因此就有可能把这个贷款收回来。目前家政公司跟学校订了合同，他们有义务把这个钱给收回来。

　　茅于轼、汤敏还自信地认为，如果富平学校的名气打出来后，这种收款机制应当是能够得到保证。另外，收款期不是很长，就是三、五个月，而贷款也就是500元，学员不会因这点钱跟家政公司闹翻，因为她们这样做风险较大，因此通过这种贷款的方式来尝试是可行的。

　　在寻求银行的融资问题上，创办富平学校并成为股东之一的汤敏认为，短期内商业银行不太容易对这个方面贷款。当然要大规模地利用这种机制来帮助贫困地区农民走出来，最终还要银行的参与。富平学校这种机制是一个试验，这个试验做好了，银行就有可能加入进来，和我们一起成立一个贷款基金，这个基金要给人一定的回报，目前这一切还都在实验，这里涉及到一个机制创新问题。要把目前对大学生的贷款，推广到中等职业学校。只有贷款才能保证教育是公平的。如果没有贷款的话，就只有富人才能上学。免费上学，国家现在还拿不出这笔钱。所以有钱交钱，没钱借钱上学以后再还。

　　汤敏认为目前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扩大规模，如果没到一定规模富平学校肯定会赔钱，但这个规模就是需要扩大宣传，因为在吕梁山区招生时很多老百姓都不信有这样又免交学费又能在北京工作的好事。为此，两位经济学家打算与全国妇联、劳动部、民政部、扶贫办等帮助农民走出去的机构联系，广开门路，扩大招生，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按照茅于轼与汤敏的设想，如果这个学校办成功了，得到社会的认同，不仅可以在北京，还可以和一些愿意合作的企业家一起把它推广，比如通过连锁或特许经营的方式，由富平学校帮助培养校长、教导主任、教师，并提供长期辅导，把这种商业运做模式继续扩大到全国各地。

　　两位经济学家的"野心"不仅是办家政班，他们还想办"园丁班"、"宾馆服务员班"等等，只要是能帮助贫困农民进城的专业都办。因为许多城市里的职业技术学校现在大量处于关闭、闲置、浪费现象，目前缺乏一种新的机制去改变这种现状，让庞大的农村青少年去接受教育，给他们一个辉煌的梦想。

　　在把富平学校办起来后，茅于轼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以此解决更多的农民进城问题，茅于轼说他不怕失败，有失败的思想准备。但他也自信地从宏观分析上得出结论，这个市场很大，可以做。在山西临县8年的扶贫中，他已深刻地认识通过教育扶贫的重要意义。

　　茅于轼、汤敏两位经济学家的行动让我们看到，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民面对了众多生存和发展难题，而这些问题是其自身无力解决的；同样也让我们看到，一些困扰农民的紧迫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难，尽管他们的学校仅具试验的意义。茅于轼、汤敏创办的扶贫基金会试图以一种非官方的方式证明，市场化的扶贫才更有效率。但是，在基金运行8年，市场开始证明其更优的扶贫效率，基金总数从几百块增至20多万元时，他们的试验仍然遭遇了一些阻力。3个月前，有关部门以"非法集资"为由要对其予以取缔。茅于轼因此在一篇文章中反击："一些低效率的金融单位，不但付不出存款的合理利息，还造成了大笔呆账，不去改进他们而要取缔我们，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这让我们确信，在农村和农民问题上，仍然有太多计划经济的逻辑。这种逻辑使得一些本该由市场主导去解决的问题仍然打上了行政力量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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