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异地置业最大受害者是当地民众

　　□毕舸

　　异地置业近两年风靡全国，但异地置业也存在相当的风险，现有媒体列出异地置业的十大风险城市，包括深圳、上海、北京、大连、杭州、厦门、广州、青岛、宁波、天津。其中上海的房价如同坐“直升电梯”，北京是高房价的重灾区，而深圳房价比香港还高。

　　如今，高攀不下的房价出现了两极分化情景，在公共舆论与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声讨中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在一小部分投机者眼中仿佛“冒险家的天堂”，随时可以享受到投机风险刺激下的心跳、以及投机成功之后的巨大收益喜悦。

　　如今，“异地置业十大风险城市”排行榜的出现，于舆论而言，是一种信息归纳后的危机预警，是对

房价疯涨发出的“利空”信号，是表达民众愤怒的心声，但对于所谓的异地置业者，其实也就是

房地产投机者来说，这种警告与提醒都是过耳轻风，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可能加剧其投机冲动。

　　毕竟，资本的天性就是追逐一切利润，尤其是高风险下的暴利回报。投机行为本质上是在走钢丝，打擦边球，通过对国家政策与民众心理的不断“探底”，来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异地置业十大风险城市”的评选依据是其所在城市的房价高基数以及依旧惊人的上涨速度。而后者恰恰是投机者最为看重的数据，由此证明了当地房价的投机游戏依然被看好，无论是试图操纵价格的投机玩家，还是无奈之下被裹挟入倾家荡产买房的“强迫式购房者”，都在主观与客观上继续推动房价。而投机者最擅长的就是火上浇油，通过继续拉高房价获得高利润。

　　何况，资本是会飞的。在一个房地产投机氛围盛行的城市，众多外来的投机玩家对政策变动、金融信贷等方面的调控力度最为敏感，他们在投机之初就做好了随时撤退的准备。而投机玩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其相应的市场抗风险能力也很厚实。即使出现政府试图调控房价的种种政策出台，投机玩家也可以形成利益同盟，以资源调配来抗衡政府。由于目前地方政府以征地、竞拍以及从房地产中抽取高额税收的利益关联结构没有根本性变化，很难采取实质性的硬性监管手段。因此，投机玩家们对最大的风险——政策风险并不担忧。

　　哪怕出现最坏的情况——在中央三令五申以及政治博弈下，随着政府在公共性住房资源上加大投入力度，房价上涨幅度有所抑制，也无法撼动以“市场需求规律”为主导的商品房尤其是高档

别墅销售状况。资本玩家在发现所在城市预期回报率下降后，也可迅速采取战略转移，到其他二三线城市兴风作浪。

　　现在看来，“异地置业风险城市”的最大受害者是当地民众。他们不但要承受高房价所带来的沉重经济压力，更担心在“房价泡沫”破灭后，众多依靠按揭买房的普通市民将面临资不抵债的破产困境。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直接导致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民众成为“负翁”，就是最好的事实证明。

　　我们不能依靠一个“异地置业十大风险城市”排行榜来吓退投机者，正如政府不能靠要求房产商道德自觉提供“为穷人造的房子”，来缓解自身压力。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告诉我们，政府不能对市场缺陷放任自流，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有形的手”，弥补市场失灵，以政府合理调控以及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责任，来缓解民众“买不起房”的焦虑，消除投机者利用制度漏洞大发其财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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