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拥军：改革讨论不要跑题 不要借改革来说事

　　段拥军

　　当下，人们思想活跃，讨论气氛热烈，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经济学家、时评家应该珍惜大好时光，利用有利的思想舆论环境，认真讨论改革或与改革有关的问题。不要借反思的名目插科打诨，说些与改革无关的闲话。生活中经常见到这样的情景，几位“贤达”正在讨论问题或正在说事，总有喜欢逗乐或出洋相者插话打趣。比如你说“要整几只猫来治治这满 屋的耗子”，他插话说“要家猫还是要野猫？”你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他说“投资办学者是你们家的亲戚吗？”“你小子行啊，一个女秘书还不够，还想整一屋子女学生呀”，“这家伙，办学动机不纯”。生生把个严肃问题变成个笑话，把个实际的真实的有意义的问题讨论搅黄了。

　　说改革的事，莫要借改革说事

　　时下就存在这个问题，改革的时势非常紧迫，许多问题急需讨论清楚，达成一致。不采取行动或不拿出办法，维持不合理的现状或任现状发展下去，对国家和百姓都是很大的损失。如果我们讨论改革存在的问题，那么就应该具体谈一谈存在什么问题：对于医疗体制，把福利性质的公立医院简单的商业化或推向市场，这行不行，考虑没考虑多数职工群众的利益；这样改，能从根本上增加医疗服务供给，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吗，真正合适的方法是不是应该这样……；国企转制可以，但时下这种转制的方法不行，应建立规范合理的程序，如此这般的进行等等。

　　诸位关心改革的社会贤达若能这样具体的讨论问题，即使不能解决“改革”这一宏大问题，也可以解决一两个关于改革的具体问题。比如，建议政府把公立医院的药价和收费直接控制起来；提出公立大学本科每年收费最高不得超过5000元的政策主张；又比如，提请有关部门高度关注40-50年龄段的职工退休问题，对此进行专题研究。解决了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或者影响了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对百姓来说都是功大莫焉，对贤达来说也是做了一件积德行善的好事。

　　可现实却是：某一个人刚刚提出一个问题(不排除这个问题本身已经超出了改革讨论的范畴)，未等他说完，马上就有人说：“你什么目的，怎么能提这样的问题”；“屁股决定脑袋，不要指望这样的利益集团代言人能说出对普通百姓有利的话来”；“这个主张是新自由主义观念的产物”，“这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老近卫军的主张”。还有人离题更远，联想更丰富：“这家伙是不是拿了别人的钱，替人说话、帮人消灾呢(有点像说鲁迅拿了卢布写文章一样)”，“这家伙是以骂名人为手段，趁机炒作自己呢”，“这小子目中无人，把自己看成神，把百姓看成群氓啦”。

　　一时间脸红脖子粗，道德的人格的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相互攻击愈演愈烈，大号的小号的中号的政治帽子满天飞，把个本来正在讨论的改革正题抛到了九霄云外。观众也由开始时的认真听、不明白就问，变成了迷惑不解(被搞晕了)，惊叹不已，最后则变成了看吵架、看热闹：“嘿，那家伙声音高”，“吓，那一位会骂”。生生把一个严肃的改革讨论变成了贤达间乱吵乱掐，观众乱跑乱闹看大戏，这么一个局面。

　　难道我们真的要把这场改革讨论变成一场“石破天惊逗秋雨”。可借余秋雨说事，那还可能是个多赢的局面：杂志社出版社增加了发行量，余秋雨成了新闻不断、人气10多年不衰的大明星。最重要的是，它使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流布更广，读者更多，由本来的文人墨客，变成了贩夫走卒、三教九流无所没有。最终的结果是使传统文化热增温，可谓皆大欢喜。而借改革说事，就可能没有这样的结果，就可能只会误我们的大事。

　　炒作张维迎教授，张教授需要这个名声？希望成为明星多买几本书？那些早已知名的时评家，需要骂张教授使自己名声更大？报刊杂志需要因此增加的这点发行量？我想不会！各方人士决不会愚蠢到拿改革反思这样的大事换这些东西。政治经济的改革是我们所有人切身利益的根基所在，它的推进与深化与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相信人们断不会因小失大，拿这事开玩笑。我宁愿将这些做法看成是缺乏有效讨论问题的平台，缺少合理有序讨论问题的文化传统，以及文革大批判带给我们的遗风所至。

　　讨论改革，本该遵循的原则

　　要搞好一场讨论，首先要明确讨论的主题或者说问题，其次要约定讨论的程序与规则，划定讨论的范围。就今天来说，

　　1、我们是讨论改革问题：改革的具体方法、措施、指导原则，而不是讨论改革过程中发生的众多与这些方面无关的其他事情。比如说，虽然包产到组还是包干到户，这两种不同的改革措施哪个更合理更可行，是我们讨论的主题。但是，发生在分地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贿赂问题，地块分的过散与超生子女分不分地的问题，就不是改革讨论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无论改革不改革，怎样改革，改革前或是改革后，甚至解放前还是解放后，美国还是新加坡，都会存在也需要解决的一般社会问题。讨论改革问题，不是讨论改革时期或者改革过程中发生的一切问题。

　　2、我们讨论改革的具体方案、具体措施、初步方案、初步设想，乃至改革的思路、原则，不是讨论提出这些思路原则方案措施的人。不管这些人是张五常还是张六常，张维迎还是金维迎，郎咸平还是柴咸平，弗里德曼还是弗外德曼，都一样。既不管他们的来路，也不管他们的动机，更不管他们的出身和价值观，只关注他们的思路原则是什么，政策主张是什么，方案措施是什么。思路原则可取，方案主张好，就是张五常也行；思路原则不正确，方案主张不可行，就是孔繁森也不行。毛主席说得好，谁提的意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谁的办。李鼎铭先生是党外人士，他的“精兵简政”的意见提得好，党就采纳了。

　　3、我们讨论体制改革问题，涉及的是制度性解决方案，一般不谈论操作这些体制的人的品德问题、价值观念问题、行为作风问题。不合理不完善的旧制度下照样存在英雄人物，它不能成为我们坚持旧制度的理由；科学合理适应时代的新制度，不能因为在这些制度下依然有蛀虫，运行这些制度的人中依然有违法乱纪者，就因此否定选择新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我们当然需要研究社会的一般道德状况，这是一项制度能否立足的观念文化基础，但是，我们不需要讨论研究个别人、个别阶层的道德品质与价值观念问题。

　　4、我们讨论与具体改革方案执行落实有关的人、事、思想观念，是讨论与此相关的某一类人，某一类观念。这种讨论是要搞清楚这些方案的落实有没有相应的人才基础，有没有相应的价值观念的支撑。讨论的具体事件，是有典型意义的、能够说明众多同类性质问题的标志性的事件。而不是有着各种各样特殊性的、具体的事情。在不少情况下，被当作的典型加以讨论的具体事件，往往还是需要经过简化才能够派上用场的。

　　这种讨论决不研究某一个人具有怎样的思想观念、行为取向，也不研究某一件具体的事，有怎样的具体特性与具体表现。张维迎先生是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刘国光先生是否有浓厚的传统观念，郎咸平先生是否有聪明的作秀意识，社会上是不是有张瑞敏这样的杰出企业家，或者说是不是有顾维军这样的不走正道的企业家，都不重要，都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值得讨论的仅仅是：是不是大多数国人都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深厚的传统观念；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张瑞敏式的企业家，还是存在着大量顾维军式的企业家。

　　5、我们只讨论改革方案、改革原则、改革观念的合理性可行性与最佳性，不研究提出这一方案原则观念的人，其道德品质与行为作风是否良好、是否合理、是否正确。提出改革方案的人，品质高尚、德行完美，这当然好，这一事实会增加我们对于某一改革方案的信心。但是假若提出方案观念的人，是个保守落后不值得称道的人，或者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甚至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敌人，我们也必须冷静，也必须心平气和、公允客观的对待这些方案和主张。

　　我们要的是科学合理的改革方案、正确有效的思想主张，而不是要提出观念方案的人。我们遵从合理的方案、科学的观念，并不是遵从提出方案观念的人，也不是要学习效法这个人的品质与作风。

　　某一个方案或观念由谁提出的并不重要，重要的这个方案或观念是否正确，我们需不需要。我们选择了某一方案，认同了某一观念，同我们自己提出这个方案、想出这个观念，并无原则的不同。不需要照搬敌人同意的我们就反对这一固有观念，以作茧自缚。

　　从这个角度出发，张维迎的作风是否傲慢，是否充满新自由主义气息；张五常是不是美国情报局派来误导中国改革的人，郎咸平是否是一个投机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张维迎、张五常、郎咸平的意见方案，有没有合理性，有没有值得借鉴和讨论研究的价值；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怎样的方案、怎样的主张。在有关他们的为人、作风、人品、来历、动机、用心、价值观等等方面，花太大的精力去探究和争论，那是在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是我们在把他们当明星炒，是我们在当他们的追星族。这样做，会误了我们的改革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