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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拥军
在年后召开的50人论坛会议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了被许多媒体称之为“改革四大缺陷”的反思意见，主要内容为：一，从经济领域说，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国家垄断的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由于障碍重重而进展缓慢；二，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三，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
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最后，与此相适应，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也难于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行政腐败等激发起来的社会矛盾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
这一讲话内容一公布，立即成了网上点击和舆论传播的热点，受到众多读者的热烈欢迎，尤其令左翼朋友深深的松了一口气，因为主流经济学家终于正面回应火热一时的改革反思问题。有论者甚至得出吴先生的思想观点春节前后发生了变化的结论。在为这种变化叫好的同时，猜测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三：一是现实的教育，二是舆论的压力，三是学术的顿悟。
我以为这是误解，吴先生的思想观点春节前后没有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是我们对于吴先生既有观点的感觉与认识。早在几年以前，吴先生就与其他经济学家一道提出：大型垄断企业应适当拆分，形成竞争，以消除垄断弊端，提高经营水平；应实施股份制改造，引进外资和民营资本，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为相应的改革受到既得利益的阻碍始终不到位，而忧心忡忡。他多次撰文力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兴工业化道路的必要性紧迫性；在法治建设方面，吴先生是最早提出建立规范良好的法制环境，以促进市场经济合理运行的学者之一(江平、吴敬琏《关于法治与市场经济的对话》，见《新华文摘》2003年3期)。他反复讲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力避坏的市场经济，不能搞成裙带资本主义或者亲朋好友资本主义。他甚至心情急躁地说：“我们怎么能让腐败延续那么长的时候啊”(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三联书店2001年3月版，第381页，以下注明页码者，均出自书该)。在意识形态方面，他指出，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理要反复讲，让大众和官员都明白，以建立信心(39页)；“阻碍改革推进得更快的一个因素是旧的意识形态的障碍，但更重要的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81页)。在社会福利建设方面，吴先生也是最早提出用出售转让国有股份的资金充实养老金账户，弥补养老金欠账，以解决国企老职工养老问题建议的学者，且力陈其重要性紧迫性。
只是这些建议和主张(当然也是多数经济学家的主张)，有些没有变成相关的政策方针，有些虽然变成了相关政策，但政策的执行与政策目标的追求，同经济学家希望达到的目标相差甚远。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业已制定的政策根本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要么在执行中走样变形，要么在实际操作中被抛在一边。使得经济学家们提出建议时面临的问题，今天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为严重，这才有了吴敬琏先生的重新反思。实际上是原有观点的再次提出，既定原则观念的再次强调，不是如个别论者所说的，吴先生春节前后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认识水平有了提高。
仔细分析不难看出，吴先生关于改革的思想观念与解决问题的原则思路，不仅春节前后而且近几年来都是以一贯之的，不变的。只不过新的现实与特定的舆论氛围，使吴先生既有观点的表述带上了点时代气息，受到了问题境况的影响，让人们感到新颖和前所未有。还因为，前些年人们没有深刻感受到与认识到相关问题的严重性，今天感受到认识到了，因而同是这些观点，其重要性震撼性乃至革命性，也就充分显示出来了。如果读过吴先生《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一书和他的一些报刊文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吴老几年以前的观点与今天观点的一致性。
在不了解内情的人看来，吴先生反对银行贱卖论，倡导国企转制，强调保护私有产权，发展民营经济，与时下他持有的新观点是矛盾的。实际上，这个矛盾也不存在。银行是否贱卖，是一个复杂的一两句话难以说清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吴先生依旧有他自己的主见。的确，以前吴先生没有专文论及教育医疗改革的问题，因为没有看到他在这方面的文章。但是，依照经济学观点和吴先生的一贯思路，他在这一问题上同舆论和公众的看法，尤其是对弊端产生原因的认识，还是有所区别的。他在讲话中认为：目前很多学者对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和医药产品生产流通体制的各种表态都过于笼统，或者全面否定或者全面肯定。“就拿‘三医’问题来说，每一大类中的具体项目究竟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还是私用品，也有很大差别，对于它们应否市场化，无法一概而论”，这一点说明区别的存在。至于医疗教育改革增加了普通百姓的经济负担，带来了乱收费、乱作为、穷人看不起病等社会弊端，这一点吴先生同其他人一样都是看到的，实际没有人否认这一事实。真正的分歧在于：弊端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原则上。
同是在这个讲话中，吴先生还提出，对于改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包括某些措施是否存在“泛市场化”和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偏向，或者说某些提法是否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色彩，即便是这样很尖锐的问题，和整体上否定改革的争论还是有区别的，不应采取上纲上线、贴标签扣帽子方法，而应当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依照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进行，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提出要把对经济学家个人的道德人格评价与其持有的学术观点的评价区分开来。这是吴先生对意识形态化的学术空气与讨论氛围的反对意见，也提出了非意识形态化的讨论研究问题一个甚为合理的建议。只是在这里，一些论者可能又会读出：不给左翼观点扣帽子，意味着左翼观点是正确的，吴先生承认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泛市场化观点是错误的之类新含义，这当然是对吴老讲话的各取所需。
总之，吴老的这番坦言“改革存在问题”的讲话，令左中右三方人士感到满意。因为从这个讲话中，各方均可以读出对自己有利或者自己认同的观点来：右派看到的是，改革没有到位，诸多问题由此而生；中派看到的是，改革看来真有问题，需要反思、需要改进；左派看到的则是，他们终于承认错误了，说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的呼吁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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