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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成是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民，今年1月，他11个月大的女儿刘帅被沈阳陆军总院确诊为永存动脉干，一种随时可能死亡的病症。在很短的时间里，刘帅的治疗费已花了62900多元，而刘家一年的收入仅为4000元左右。
无奈之下，他写信向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六位“中国富豪”写信求救。(1月23日《华商晨报》)
穷人直接写信求助于声名显赫的富豪，这样的求助方式还很少见，于是乎，便成了新闻。可以想见，借助于媒体对这一新闻的关注，刘家的困境已为社会所知，其获得救助自在情理之中。
不过，这样一来，被求助的富豪们也被置于了“炉火之上”。不救助吧，在贫富差距如此悬殊的语境之下，冷言冷语就不可避免会袭来，还可能被扣上“为富不仁”的帽子。救助吧，如果这样的做法被效仿，此端一开，热心于慈善的某几个富豪可能也会无力应付，毕竟中国需要得到救助者实在太多。
从道理上来说，政府无疑应该是救助穷人的主要力量。但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面还很窄，只能占到农村全部人口的10%左右；0至18周岁未成年人的医疗救助更是没有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虽然一些地方设立了“0至18岁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贫困儿童危难救急基金”等，但僧多粥少，有的只能提供几千元的救助，实在是杯水车薪。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负债累累的困窘之中，刘福成另辟蹊径直接求助于富豪，也是“穷极思变”吧。
但很显然，直接求助于富豪这样的路径选择，是不值得期待的。道理并不复杂：一方面，富豪对求助者的信息无法进行了解和甄别——当然媒体报道过的除外——求助者恐怕很难获得信任。另一方面，富豪们的财力即使达得到，精力也终究是有限的。这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模式下，求助者并不必然得到救助，从总体来看，救助的效率是不高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刘福成为从富豪那里得到救助，自身的尊严更是已被其完全抛置一边。为了获得同情，他在信中写下了“求您了，我给您跪下了”的话，辛酸跃然纸上，给人以刺痛感。穷人获取救济，是不该如此不堪的。
更有效率的的做法，是增强带有官方性质的慈善组织操作的透明度，是扶持民间慈善组织的壮大，并通过税收以及其他优惠政策的出台引导富翁积极进行捐赠。让求助者面对慈善中介，既可提高救助的效率，也可维护求助者的尊严。
即便在发达国家，也不太可能单靠政府一己之力实现对所有穷人的救济。民间慈善组织、乐于捐助的富豪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国家政府社会保障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就更应该培育社会慈善力量。
慈善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不可强求，但作为富人来讲，应该认识到对穷人是有必要进行帮助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认为这种必要性在于：一方面提高穷人的生产能力，能够提高富人所拥有物质资本的生产能力，因而对富人同样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缩小现行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不均，利于营造和谐的、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
穷人直接求助于富豪是不值得期待的获救济路径，但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慈善中介得到发育成长、富豪们表现出与身份相适应的乐善好施却是值得期待的。
(作者：孙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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