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最新一期的《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在中国经济一步步攀高的同时，以产业梯度转移的名义，一些污染产业也正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由城市向农村一级级迁徙。摆在地方决策者们面前的选择是：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积极吸纳污染企业的江苏省响水县，其环保局局长孔令逸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在温饱和环保面前，人们肯定选择前者。
该县招商办主任张兴荣认为，先污染后治理，已经被西方国家反复论证了许多年，已经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发展公理，要发展工业都逃不过这一劫。
可以想象，在如此“公理”指导下，响水县的污染会很快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但“先污染后治理”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发展公理”吗？所谓公理，那就是说其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无数的事实却证明，发展并不必然要付出环境被严重污染的代价，“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阶段是可以被超越的。
而且，中国根本就没有“先污染后治理”的资本。这不仅因为许多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逆的，是毁灭性的，还在于基于中国的资源供给能力、污染物排放总量、环境自净能力以及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基本国情，不允许我们去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副主任、知名环境专家贾峰去年在北京大学做主题演讲时作出的这一表示，显然是极有道理的。
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这不是什么经验，而是教训。为什么不吸取教训，非要将其认定为公理、非要沿着错误的道路重新再走一遍呢？
其实，某些官员之所以推出这样的“公理”，只不过是为自己引进污染企业找借口，为其治污不力遮羞，为其漠视民生挡箭。但又是什么让某些官员高举起“只污染不治理”的大旗？又是什么让某些官员将歪理当成了公理？
还是来让我们听一听官员们的心里话吧。“我们地方环境容量大，环保指标用不了，直通大海，可以自然分解，环保上不收费用。”苏北某地招商局负责人如是说。可以随意污染环境，排污零成本，竟成了招商引资的筹码，这是怎样的荒唐！“我们也不想引进污染严重的化工项目，但我们不引进，人家引进，人家的发展就比我们快，政绩就比我们大，所以没有办法，只好有什么项目就引进什么。” 一位县领导如是说。谁引进污染企业，谁的政绩就大，这是怎样的荒诞！
但就在这样的荒唐与荒诞中，严重污染的企业被某些官员当做宝贝争抢到了自己的地盘。这暴露出的是某些官员在发展经济上的黔驴技穷，是某些官员还被不当的政绩考评制度所调控，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还广泛存在，是“首长意志”大于法律等人治行为。
污染是企业生产出来的具有负价值的副产品，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应该让企业为其制造的负价值埋单。企业污染越严重，则其成本就应越高，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政府的缺位和错位，必然会导致严重后果。
已于2003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被人们认为是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有效武器。该法规定，“除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但如今的现实，却是公众对污染企业的去留仍没有话语权，只能无奈地遭受污染之害，生存权受到极大挑战。
还是将公众的法定权利还给公众吧，不能让这种“先污染后治理”是公理的论调大行其道。
(作者：孙立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