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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忠
“一提给职工涨工资，就有干部说工资高了影响投资环境，企业负责人就跟着说工资成本太高，企业难以为继。这实际上是个糊弄人的托词。相关部门必须给职工涨工资撑腰。”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11日在江苏省劳动保障会议上，批评一些企业长期“只涨利润不涨工资”的现象(1月11日新华社)。
吴瑞林副省长的批评，无疑是切中肯綮的，企业“只涨利润不涨工资”，在中国的确是一种普遍现象。
企业职工无疑是创造财富的主力军，然而，众多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增长缓慢甚至是停滞不前，这与中国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GDP屡创新高实在是不相适应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说，“一个社会如果经常亏待创造了更多财富的人，就说明这个社会在制度上出了毛病”。那么，我们在制度上出了哪些毛病呢？
据说，我们许多地方是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所谓工资集体协商，就是劳方和资方就工作报酬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以形成一份双方同意的集体合同。通过这样的劳资博弈，来保障劳方的权益。但“企业长期只涨利润不涨工资”的现实，却说明这一制度还多流于了形式，众多企业没有开展，而开展的也并不见得能协商得令职工满意。
工资集体协商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谈判双方主体独立，另一个是谈判双方地位对等。但中国当前的国情是，劳动力市场长期供大于求，资方在工资决定中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作为个体的职工与作为资方的企业之间对话权不平等、信息严重不对称。而代表职工进行谈判的企业工会，地位也较为难堪，不能与资方“对等”，并在事实上导致了谈判能力的缺乏。
这就牵出了另一个问题：工会的疲软。许多地方的工会通常只是发挥了访寒问暖的作用，而维权功能则基本处于了虚置状态。至于原因，则在于工会的尴尬身份。如今国有企业的工会本身就是一种附属身份，私企和外企的绝大多数工会更是如此，没有独立的身份，工会又如何为职工维权呢？
除此之外，某些地方政府错位的政绩观也“功不可没”。其不在营造良好竞争环境、降低交易成本上下功夫，而一味地以低工资作为吸引投资的砝码。为了本地财政税收的增长，甚至不惜确定较低的最低工资标准线。当职工权益受损时，就可想而知，当地政府部门会怎样地为工人维权。
由于以上因素的联合作用，企业“只涨利润不涨工资”就实在太“正常”了。
只进行批评无疑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作为政府，要改变企业职工工资偏低的局面，一方面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加强监管；另一方面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企业用于公关的支出，改变“很多企业用来公关的费用可能比职工的工资多得多”(吴瑞林语)的局面，从而让企业有更多的钱给职工增加工资。而作为工会，则需要通过制度上的变革，让其拥有独立的地位，从而成为职工利益的真正代言人。
茅于轼先生还说，“如果创造财富的人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这部分财富必定被没有创造它的人所瓜分”。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财富的创造者获得应该属于他们的利益，关乎社会的公平，关乎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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