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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晶莹
近来讨论得沸沸扬扬的国有银行贱卖，涉及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并因对垒双方拥有巨大的话语权与巨量的资源支配权，而成为当前社会的焦点话题之一。
应该说，这是一场掺杂了感情的复杂的利益之争。
笔者认为，这不是要不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问题，而是如何引进、引进的效果如何评估的问题。
如果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建立在对未来虚幻的想像中，并且没有经过世界范围内的公平竞争，那么，建立在误导性的数据与事实基础上的引入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达到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所说的“引智”的目的？
事实上，从本世纪初国内银行引进第一批战略合作者开始，现在已到初步收获季节。如在交通银行这一案例中，无论是汇丰银行，还是作为国有大型银行出资人代表的中央汇金公司，以及社保基金，按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的说法是，“从上市后股价账面价值算，汇丰赚了很多钱，但赚了更多钱的是国家，中国财政、汇金1元入股，到目前升值两倍”。当然，外资已获取暴利目前主要还体现在账面，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尚处于培育期，未来的收益能否落袋为安尚在未定之天，现在的“跑马圈地”志在长远。
获利不应该受到谴责，只要是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问题是，各类市场主体，不论国资、民资，不论内资、外资，理应一体获利。在这一点上，显然不能说我们的引入投资者是完全公平的。
这一不公平，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各类市场主体的进入是否人为设限，二是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时所举的论据是否有误导的成分？
胡祖六先生在《银行系统改革需要不需要国际战略投资?》一文中，提到内资也曾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国有（商业）银行的候选。不过，从央行、银监会以及政府决策部门专家的发言中，很难找到内资成为战略投资者的理据，因为其前提是引入国际先进经营经验与治理结构。刘明康所说的引入外资的三大好处，需要时间来检验。此外还有一个特点，这些好处都是即期的，既可以马上补充资本金、迅速上市，也对塑造改革形象有利。
在其位而谋其利，胡祖六先生是著名的投行人士，因此在文章中主张，专业性的金融服务公司是比国外商业银行更合适的战略伙伴。但在《证券时报》何力益先生题为《严格把关引进真正战略投资者》的文章中，对此一一加以驳斥，其数据之详实颇堪一读。文中还提到，胡祖六先生所供职的高盛在工行引资过程中一直试图引导工行与其进行独家的谈判，避免进入竞争性的谈判过程。这与中石油的股东为红利而力主保持内地能源行业的垄断，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将利益回归利益的本来面目，就不会造成概念上的诸多误解。
吴敬琏日前力挺引资战略，道出了决策者的难言之隐，“之前国有银行，我们搞了许多年，资本金变成了零，甚至负数”。巴曙松日前也在《每日经济新闻》撰文指出，中国诸多领域已有的改革充分说明，内部自发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往往会遇到巨大阻力而进展缓慢，乃至于以失败告终。而通过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借助外力推动，并以国际理念引导改革，被证实是解决上述改革难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可能为决策者如此坚决地引进外资作了一个注解。但我们要问的是，把问题拿到体制外解决，“偏宠”外资———偏离了公平的程序原则，是否能真正达到国内银行“脱胎换骨”的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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