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强：劝丁学良见好就收 别拿国际标准忽悠人

　　韩强

　　10月26日香港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在《中华工商时报》发表《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文章，引起轰动。一些媒体也跟风炒作。

　　丁学良不过是利用内地民众对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不满，进行炒作。他自己说： “对于郎、顾他们争论的东西我还真的是一篇都没看。后来回国的时候有很多人给我讲这件事，坦率地说，我的观点是：一，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确实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二，改制中虽然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我们还是不能回到原来的体制下，两害相权取其轻，改制比不改制要好。所以，我的观点和他们争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一样。”(《香港教授丁学良：谁是中国5个合格的经济学家》2005年11月9日《中国青年报》)作为社会学家对这么重要的争论一篇都没看，还搞什么社会学？“两害相权取其轻，改制比不改制要好”，这种含糊其词的说法，说明他对国有资产的流失，并不关心。

　　早在郎顾之争以前，广大民众对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不满意，对国有资产的流失非常痛心，内地的许多学者呼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也有学者和证券界人士质疑科龙的重组，也就是说，早在郎咸平之前，争论就开始了。一些经济学家出席科龙的纪念大会，在顾垮台之后，进一步引起了公众对所谓“主流经济学”的质疑，已经持续一年多了。形势明朗之后，丁学良提出了他的“五个论”，这是摘桃的做法！

　　丁学良在解释他的“五个论”时说：“我的这个讲法并不包括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学习环境、研究环境和工作环境与中青年不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我的老师和恩师。另外，这个讲法也不包括现在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较好的大学经济系里任教、目前暂时回到国内兼职的教授。”

　　为什么不包括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较好的大学经济系里任教、目前暂时回到国内兼职的教授？

　　我们注意到有两位兼职教授：一位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还有一位是美籍华人金融学者、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发表文章与内地某些主流经济学家配合默契，他们的立场也受到了民众有质疑。

　　这说明丁学良的“不包括现在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较好的大学经济系里任教、目前暂时回到国内兼职的教授”是双重标准。

　　正如中国国情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巫继学指出的那样，丁学良的所谓合格的经济学家：第一，没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份。第二，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份。第三，没有“土鳖”经济学家的份。第四，没有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学术刊物发表过若干篇文章的经济学家更没有份。第五，也没有在丁他们私下圈子里未曾认可并经常提到的那些经济学家的份。实际上，丁学良是在摆八卦，就象故弄玄虚的香港证券界人士说内地值得投资的股票只有12只，但是不告诉你是哪些股票一样。

　　丁学良逻辑逻辑混乱，如果按照第一次说法，合格的只有五个，那么应该包括他的恩人于光远，但是丁学良不想包括于光远，才有第二次“我的这个讲法并不包括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学习环境、研究环境和工作环境与中青年不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我的老师和恩师。”他认为于光远那一代不行，但不敢明说，所以转了弯，“因为他们的学习环境、研究环境和工作环境与中青年不一样”，所谓研究环境，对文科来说主要是资料要丰富，学术环境要宽松，不像理工科那样需要仪器和大量资金。80年代已经开放了，研究条件越来越好，于光远一直在搞研究，90年于光远也出了专著，丁学良实际上是不想承认于光远的学术成就，所以他拐弯抹角地说：“不包括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学习环境、研究环境和工作环境与中青年不一样”，这样既把老一代排除在“合格”的之外，又不得罪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但是他的戏法还是变漏了，因为他说的是“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而不是“老一辈经济学家”。

　　丁学良的“真正意义”的重要标志是在外国刊物发表文章，他说：“从国际上看，怎样评价一个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和他的贡献，比社会科学中对其他学科专家评价的争议要少很多。稍微懂一些专业的人，只要他去看一看国际上经济学界那些最重要的学术刊物，在过去的10年或15年的时间里，有多少文章是来自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他就会知道我的这句话还是比较客观和宽容的一种说法。”

　　12月8日丁学良又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宣称：我所在的香港科技大学，在13年间，它的经济学系在国际上的排名大约在75-100名之间，在整个亚洲排名最前，以它聘用教师的标准为例，大约比较切合实际。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聘用教师，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起步的助理教授，一般是刚毕业的博士来应聘，这时他们往往还没有在很好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所以只要求他们提交2-3篇他们最好的研究手稿(working paper)，并有至少3个成名经济学家的推荐，系里选择排在前列的几位，给一个求职演说(job talk)的机会。这时考察的是他们是否受过合格的经济学训练，是否有学术研究的潜质。

　　第二步，助理教授在工作五六年后，系里将根据他们是否在像样的期刊上发表足够的论文，决定是否给他们副教授的职位和长期的工作合同。此时的标准是在第一档的学术期刊(全学科的，国际排名15名以内，《美国经济学评论》、《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季刊》等，刊登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文章)上发表至少两篇论文，在第二档的期刊(排名在15—30名内，包括学科分支的专业期刊，如《财政经济学学刊》、《人力资源学刊》、《比较经济学学刊》等)发表至少2篇论文(《丁学良称香港科大选副教授标准为经济学家标准》《南方周末》200512月8日)。

　　丁学良所谓的“国际”是在忽悠人。我们知道：社会科学不和自然科学都需要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但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国外文科杂志的权威性在国外也有争议。用发表文章数量来衡量，是量化的标准。更重要的是近10年来权威的SIS评估系统受到广泛质疑，利用SIS系统的“影响因子”进行作假的刊物已经成了国际公害。！

　　最近，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吴万伟翻译了《吞噬科学的数字》揭穿了国际上广泛流行的SIS评估系统的弊病：

　　20世纪50年代末期，费城研究人员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在业余时间研究科技文献，思考怎样从中找到有用的信息。

　　最后他总结出所谓“影响因子”的东西，一种将期刊排序的方法以帮助他从比较少的题目中挑选最重要的出版物。为了确定对科学家最重要的刊物，他提出了统计每种刊物每篇文章引用次数的方法。

　　影响因子的列表统计引用次数和期刊影响因子的公司ISI最初由加菲尔德在费城创办，1992年被汤姆森公司(Thomson Corporation)兼并，该公司试图将引用次数统计变成更为有利可图的操作，通过买断数据库和推销其产品。由于让人惊讶的引用频率，编辑开始挑汤姆森公司公布的影响因子的毛病。

　　影响因子尤其在过去五年间，已经获得了如此的能量以至于开始控制科技产业。在亚洲，欧洲，在美国也越来越多，加菲尔德的工具在招聘，提升教授，和研究项目拨款等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普林斯顿大学物理教授罗伯特·奥斯丁(Robert H. Austin)说“影响因子可能是因为数字的滥用而造成的灾难。”批评家说影响因子热的持续扩张已经威胁到扭曲科学研究的方向。研究者现在更可能追踪时髦的课题---能够进入影响巨大的刊物---而不是去追踪不会成为年度热门话题的项目。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生

　　影响因子也导致人们对科技出版行业的怀疑和嘲讽。期刊编辑已经学会怎样操纵这个过程，有时候通过合法的编辑部选择，有时候则采用欺骗手法人为的提升自己的排名。比如，有些生态学刊物采取提高影响因子数量的政策，总是要求作者添加本期刊从前文章的引用次数。那些收到这样要求的作者说这个做法歪曲了科学研究的本意，是对科学道德的践踏和背离。

　　从2000年到2004年一直担任执行编辑的斯蒂夫·奥曼多(Steve Ormerod)写道他任职期间几个社论引用他自己的刊物几十次。比如在2002年他的两篇评论引用了该刊物2000到2001年发表的103篇文章。单单两个社论就提高了该刊2002年的影响因子20%。(《吞噬科学的数字》《光明观察》2005年10月27日)。

　　大家看一看，斯蒂夫·奥曼多的做法多么像股市中的庄家，自己炒自己。非常有趣的是我们的大学竟然模仿SIS系统建立了一个“核心期刊”系统，用来做为博士生得学位的条件，并且左右教师的评职称，变成了形式主义。SIS的评估系统是商业性公司汤姆森(Thomson Corporation)搞的，具有盈利性，所以刊物排行榜很难保持客观性。现在加菲尔德先生把自己的想法和原子能相比：这个力量能够造福社会，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带来可怕的灾难。

　　加菲尔德后悔自己像爱因斯坦那样，本想原子能和平利用，却想不到出现了了原子弹的后果。我们注意到，外国批判SIS评价系统已经10年，我们大学还把SIS当先进系统用，让人哭笑不得。更可笑的是哈佛博士、香港社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说“稍微懂一些专业的人，只要他去看一看国际上经济学界那些最重要的学术刊物，在过“去的10年或15年的时间里，有多少文章是来自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这不是忽悠人嘛！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因为ISI系统中的5,968种科学刊物和 1,712种社会科学杂志的影响因子排名中，基本上是英文刊物。中国大陆重点大学和一般院校都有学报，各省社会科学院也有刊物，已经达到几百种，不可能在ISI系统1,712种社会科学杂志占多数，因为外国公司不可能雇佣大量中文人员。这就意味着你在中文刊物上发表文章，很难进入SIS系统。如果是留学的，能用外文写作的就比较容易进入SIS系统。这是国内外学者公认的事实。所以丁学良才说：要看一看国际上经济学界那些最重要的学术刊物。这不是故弄玄虚吗？现在SIS系统已经被国际学者广泛质疑，甚至认为“影响因子热的持续扩张已经威胁到扭曲科学研究的方向”的地步，丁学良却向我们宣扬“国际刊物”，这不是忽悠，又是什么？

　　我们还有一个证据：2005年11月20日，Science杂志高级编辑Guy Riddihough应邀在“《中国农业科学》创刊45周年纪念暨世界农业科学前沿学术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我说期刊影响因子是一个谎言，那是借用马克·吐温的话，开玩笑的说法，其实我的意思是，期刊的影响因子并不是不准确，而是会造成误导。”他的“谎言说”一出口，立刻引起在场学者的纷纷议论，会后，他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这样解释：

　　被引频次也好，影响因子也好，作为统计数字，它们是准确的；但作为一个衡量文章质量的尺度，它确实不够准确。由于一些科学家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统计数字的意义，导致统计数字“曲解”了真实问题，就好像变了一个魔术，把它本不具备的功能加之于身。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科学家和公众的一种误导。(《〈科学〉高级编辑：期刊影响因子会造成误导》《科学时报》2005年11月24日)

　　所以，我以学者的良知，劝内地学术界不要猜测丁学良八卦阵中的“五个”，否则就会自找麻烦，同时也劝丁学良别再忽悠了，什么事见好就收。如果开始提出“五个”论，然后说，我不过是一种夸张，还是有台阶下，现在戏法玩大了怎么收场呢？顺便说一句；内地研究生早就知道SIS的影响因子的漏洞，当今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谁也别忽悠谁！所谓“国际刊物”有参考作用，但是不能把它神化、偶像化，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国际上的所谓大学排行榜，五花八门，并不具有权威性。丁学良说：“我的专业是政治社会学，主要研究制度变迁，其中大学制度是我的研究对象之一。大学制度中，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做了专门研究，社会科学中以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评价体系为主要对象。不仅如此，在实际中，我现在仍担任境外大学的学术评鉴人，了解它们如何招聘、评价经济学教师。”(《丁学良称香港科大选副教授标准为经济学家标准》《南方周末》200512月8日)

　　丁学良并没有说明他是境外哪个大学的学术评鉴人，国际上也没有各大学联合的学术评鉴人组织。这又是在忽悠人。

　　最有趣的是：丁学良不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无论是国内外大学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首先要说明你研究课题的前人成果，并做出评价，然后再提出你的创新点，进行论证。如果搜集资料不全就可能出现笑话，自以为“创新”，却是别人早就说过的观点。作为学者，不仅写学术论文如此，而且在日常发表言论时，涉及到学术观点时，也应该如此。但是，我们看到丁学良闹出一个大笑话！请看他与记者的对话：

　　记者：1995年，社科院经济所学者左大培发表《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一文，第一次在国内鲜明地提出经济学家 "操行”问题，至今余波在漾。你是如何理解经济学家的“腐败”行为？你认为我国目前最需要怎样的经济学家？

　　丁学良：我从来没遇到过左大培。但我希望中国出现越来越多按照国际标准衡量的经济学家，我强调的是要看一看海外对经济学家和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们的兼职有什么规章制度，中国需要尽快引进这些规章制度。

　　我在我的那本《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中强调了，我们没有道理认为学者们具有比政治家或商人更高的道德优势。传统上认为政治家会腐败、商人为了利润容易骗人，但不能由此认为学者们有天然的道德优势。（《丁学良：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 经济学界要反腐》2005年11月11日《新民周刊》）

　　早在1995年，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学者左大培发表《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这是学术界尽人皆知的事实，丁学良竟然以“我从来没遇到过左大培”，不承认别的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承认人家早就提出的观点，连最起码的硕士生、博士生应该遵守的学术规范都没有做到，却到处夸夸其谈。

　　我们还要指出，号称研究“政治社会学”的丁学良，连形式逻辑的概念都搞不清楚，他的所谓“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是指“中国内地”(中国大陆)，他的“香港科大选副教授标准为经济学家标准”是指香港，他忘记一个最根本的概念，“中国”是包括内地和港、澳、台在内的一个总体概念。所谓“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只能认为是包括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在内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现在，又冒出一个“香港科大选副教授标准为经济学家标准”，如果“香港科大选副教授标准为经济学家标准”，那就远远超过了5个。那么，请问丁学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又如何解释呢？

　　大家看一看，丁学良的形式逻辑知识多么混乱，这难道就是

哈佛大学名教授培养出来的博士生水平？对别人早于自己提出的学术观点，以“我从来没遇到过左大培”为由不承认，对“中国”这个基本的概念都搞不清楚，连形式逻辑的概念都搞不清楚，还到演讲，不觉得很可笑吗？

　　我们作为内地学者与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大学的许多学者，如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都有过交往。像丁学良教授这样自以为是，连形式逻辑的概念都搞不清的学者，是第一次看到。再次奉劝丁学良教授别在忽悠了，SIS的“影响因子”系统的弊病，不仅国际学术界都知道，连内地研究生都知道，请你别在拿什么“国际”在忽悠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