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换上服务业套装

　　□本刊记者 胡家源

　　顶级写字楼“易主运动”

　　南阳路，在上海是一条小得不能再小的马路，曾在南京路商圈一带工作过的人们肯定不会对它感到陌生：十几年前上海商城在这个区位拔地而起，并成为顶级写字楼的典范，随 即引领跨国制造业巨头们集体入住，一时成潮。

　　然而，十多年形成的规矩，从去年开始变化了。2005年初，日化巨头联合利华将总部从有着世界百强聚居地之称的上海徐家汇美罗城搬出，随着三易其地，最后落户远离市中心的虹桥临空经济园，联合利华位于上海的大部分工厂以及销售公司和物流系统，甚至也长途迁至安徽合肥。

　　此后，跨国公司总部迁徙的事情又接二连三地发生：飞利浦照明离开上海市中心的繁华商圈转而驾临漕河泾开发区，阿尔卡特的大部分业务也从淮海路上的时代广场迁往浦东张江集电港，在这一长串被迫或出于自愿者的名单上，还有像3M、英特尔这样庞大的制造业跨国组织……

　　两个多月前，通用电气(GE)以低于市中心60%的租金迁入位于上海西南的漕河泾科技大厦，为这场迁徙运动再添一笔，至此，上世纪90年代初，争先恐后抢滩上海市中心的制造业巨头们先后退场，而另外一类跨国公司们却在不声不响地走向最贵的中心。

　　2005年7月，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旁一幢45层的玻璃大厦里，花旗银行的企业与投资银行、个人消费银行两大业务板块的中国区总部开始正式办公，由于购买了这座大厦将近10层的楼面，因此它被命名为花旗银行大厦。

　　更早些时候，普华永道、安永、德勤这三大

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在卢湾区企业天地、徐汇区世纪商贸广场以及黄浦区外滩中心安下了营寨，而友邦、中宏、太平洋安泰、安联大众等众多国际保险巨头，也都在频频扩充地盘，甚至买下整栋大楼。

　　如果说高耸入云的建筑是一个城市部落的文化编年史，那么点缀于上海繁华市区的顶级写字楼，或可以成为展示跨国公司这一群体商业存在的标志物，也是见证这一群体海外转移战略的里程碑。

　　仲量联行2004年发布的全球海外转移指数显示，跨国公司选择海外转移活动目的地时，包括人力劳动、业务、

房地产、通信与公用事业等在内的成本变量原因，占75%的比重。

　　这一数据部分地说明，为什么在以制造业转移为特征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尝尽甜头的跨国公司，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明智地离开“正在复兴”的城市中心。“并不是这些公司付不起租金，而是与不断攀升的租金相比，制造部门创造利润和附加值的速度实在太慢。”位于上海徐汇商圈的一名商业房产咨询师说。

　　2004年12月是中国承诺入世后完全、全面开放零售业的时间点，就在这一年年底，零售行业巨头家乐福放弃上海信息大楼仅一层2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地点，在靠近徐家汇商圈的腾飞大厦包下了近5000平方米的3层楼面。

　　就在那一年年底，第一太平戴维斯对上海主要商务区的调研显示：以咨询、高科技、高附加值制造和工程为主的服务业(其中75%以上为跨国企业)，占据的甲级写字楼比例已经达到了54%。

　　不可否认，跨国公司正在开始为它的“中国式存在”换上服务业的“套装”。

　　第二轮全球化路线图

　　2005年12月8日，GE能源集团中国区总裁在上海高调宣布，GE在中国的首个能源租赁设施开幕，这也是GE租赁首次创建的本土化法律实体。同一天，GE中国新任董事长在北京向媒体透露，虽然在未来几年的发展重点还是在传统的工业领域、基础设施产业，但在金融服务领域会继续进行尝试。

　　事实上，把服务环节作为增加附加值和利润的重要领域，这并不是GE第一次的尝试。早在20多年前经济全球化潮流和信息化潮流刚刚兴起时，它就开始确定主要业务结构的转型，并成为这种战略的先行者之一。

　　近 10 年来 GE 公司已经从过去的制造业公司转变为“多元化的服务公司”，其总销售额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1980年时仅有15%，到2001年50%的收入都来自金融、信息和产品等方面的服务。

　　GE所展现的，仅仅是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图卷中的一个小小的章节。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王志乐在他的《2005年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中指出，目前服务业跨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贸易和金融领域，2002年贸易和金融领域占服务业跨国直接投资存量的47%和流量的35%，不过， “供电、供水、电信和企业活动，包括IT带动的商业服务等领域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第一轮以制造业转移为特点的经济全球化，是把产业链上的最低端“制造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从而实现它们的新型工业化过程。“最先实现从自我完善到资源外取转变的是价值链中的制造环节，随着外包的深化与扩大，从制造环节发展到服务环节——从‘制造外包’到‘服务外包’。”王志乐撰文指出。

　　“从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体看，跨国公司是国际服务业转移潮流的发轫者和主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经部李志能博士指出，仅仅金融服务业，发达国家目前的1300万个工作岗位，在今后5年里就将有200万个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世界最大的100家金融服务公司向外转移的业务金额将达约3600亿美元”。

　　据IDC和NASSCOM预测，全球IT/ITES(信息技术因成服务)市场规模将由2003年的13220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33910亿美元，年均增长11%。同时期这一市场在印度业务收入年均将增长35%，即使如此，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中，只是由0.9%上升到4.4%。

　　数据显示，在世界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大约70%的企业尚未向低成本国家外包任何商务流程。而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年针对欧洲500强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仅有39%的企业有过离岸商业服务外包经验，这些公司已经创造离岸就业岗位2万个；另外有44%的企业计划在未来几年中外包部分业务。

　　“可以说，包括IT在内的服务外包方兴未艾，正处于初级阶段。”来自赛迪顾问的一名IT分析师这样认为。

　　与“世界办公室”的距离

　　“从一些国际社会经济因素看，从服务业国际转移本身的阶段看，转移刚刚开始，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李志能为这种趋势作出了时间上的预测。

　　不过，已经有国家走在了前面。

　　权威资料显示，2004年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出口额达122亿美元，其中ITES亦称为商业流程外包(BPO)的出口额达36亿美元，年增长率60%，其业务来源国主要是美国(67.73%)和欧洲(22.25%),世界500强企业中有250多家企业是印度IT企业的客户。

　　而2003年菲律宾服务外包营业额达3亿美元，年增长率100%，业务主要来自美国(60%~70%)、日本(约20%)、韩国和欧洲(约10%)。由于菲律宾曾经是美国殖民地,其政治、文化、教育等社会体制各方面采用美国体系，英语普及加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包国，因此承揽美国的服务外包业务自然成为菲律宾的优势所在。

　　与这些已经将软件和服务外包作为本国经济重要支柱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差距还很大。因此国外经济界流传这样一句话：“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是世界办公室，欧美是世界董事会。”

　　这句话也许并不准确，因为入世以来并不缺少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服务业务的趋势。汇丰银行早在2002年就把地区总部从香港转移到上海，并把技术保障中心迁到深圳，把呼叫中心转移到广州和上海；而IBM公司与铁道部合资成立的“蓝色快车”公司，利用铁道网络和IBM先进的信息技术、信息服务、网络技术、网络服务为诸如柯达这样的公司提供IT设备和软件的维护；更为彻底的是摩托罗拉，它已将人力资源服务完全外包给上海对外服务公司，该公司同时处理着数十家跨国公司中国区雇员的招聘、培训和管理工作。

　　但被排斥在“世界办公室”地位之外的尴尬，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一条腿长(硬件设施)、一条腿短(软件支持)”的不利局面。

　　数十年以来，在承接制造业转移的浪潮中，中国依靠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域竞争和巧妙的税制安排成功地将竞争对手抛在身后。如今，中国很希望将前者的成功复制到服务业国际转移当中来，然而这多少有点不太乐观。李志能博士指出，服务业转移和制造业转移的最大区别是满意度要求，“对制造业的消费需求基本上可以明确量化到产品的性能和价格，但是服务消费更偏重心理层面的满意度，要求往往很难量化”。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国内消费者“重价不重质”，满意度往往集中体现在“杀价”的程度，直接导致的恶性循环就是行业内部的价格战争。

　　本土企业面对的“跨国链条”

　　很难想象尚处于事业单位状态的中国

邮政系统能否为IBM、微软这样的跨国公司提供比UPS、TNT更加出色的快递服务，但事实可能是，这些公司或许比中国的老百姓们更不能忍受等待和差错。

　　换个角度来说，就连中国最出色的电脑制造商联想集团，也不一定能够在收购IBM的PC事业部后，用很短的时间与后者曾服务过的老客户处理好关系，因为它面临的是一个跨国的产业链条，或者说，是一个“生态群落”。

　　在新一轮全球服务业大转移过程中，跨国公司遵循的便是这样两条“全球化链条定律”：“追随客户”和“全球协议伙伴”，按照王志乐的观点来看，即建立自己的生物圈。“如果每一个环节都有他们熟悉和适应的伙伴，便可以带动整个产业链投资，进行群体竞争，而不是单打独斗。竞争的程度和影响范围都大大增强了，产业转移的转移速度和范围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认为。

　　如果说此前跨国公司由于政策的限制，并不能成一张网一个体系地进入中国，从而给本土企业让出不少机会的话，那么等到2008年中国服务业向外资全面开放之际，跨国公司的群落将重新连接起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链条上打开一环？

　　对这一点，温州正泰集团的南存辉和江阴模塑集团的曹明芳或许都深有体会。

　　与通用电气的合作并没有令正泰感到轻松，而唯一令南存辉倒吸一口凉气的是美国公司严谨的工业标准，虽然正泰的标准已经比国内同行高出好几分。同样的难题摆在曹明芳面前，而他要面对的大众汽车公司是更加顽固地坚持经验主义和苛刻标准的德国人。

　　对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先尽量挤入“国际化链条”并成为其中一个环节，是比较现实的考虑，但能否坚持标准，仍是考验本土公司的试金石。

　　制造业尚且如此，遑论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