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寻租

　　寻租行业的膨胀不仅影响着劳动力的流向,也直接改变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文/孟宁

　　中欧、中美的纺织品配额谈判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纷纷热衷于讨论问题解决的种种可能性。贸易摩擦的根源是,中国的巨额出超造成了欧美的赤字以及衍生出的对经济增 长和就业的恐慌性担忧,而中国的纺织品之所以能够占领国际市场,是因为其低廉的价格。

　　在包括油价在内的上游成本不断提高的今天,中国纺织品依然能够保持竞争优势的原因在于极具竞争力的成本,而成本的背后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纺织行业的繁荣为中国的出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劳动力的充裕无疑是中国最大的优势,但是大量劳动力在此类行业聚集也显示出某种无奈。

　　畸形的劳动力流向

　　纺织行业吸引的大体都是农业人口,因为相对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是劳动生产率更高的行业。同样的理论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量的人口从生活成本低的城市迁移到生活成本更高的城市:因为具有特定技能和教育水平的人在与技术水平高的人共同工作时,其生产效率更高,收入也更高。个人工资水平要受其所在群体的影响,只有和技术水平相当而且能产生互补作用的人工作,才能产生更高的边际收益,从而增加所有人的收入。“珠三角”的制造业和上海的金融业是最好的例子。

　　然而,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力没有涌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产业,而是停留在初级加工工业呢？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技术含量低,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本身就缺乏创新的企业。中国为什么缺乏创新的企业？由于企业最终是由人创办和经营的,这又涉及到中国人力资本问题。

　　当人们自由选择职业时,他们会选择那些能够给自己的能力提供最高报酬的职业。最有能力的人会选择有能力的报酬递增的职业,因为报酬递增会使那些高级人才凭借自己的才能获得最大的回报。而一个职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又由哪些因素决定呢？第一,市场的规模,大市场里要比小市场给高级人才更多的报酬,也能吸引更多的人才。第二,人人都希望凭借自己的能力优势占有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但却受制于时间、体力或者企业规模的限制。因此,一项职业的规模报酬递减得越快,对能力高的人的吸引力就越小。

　　最有才能的人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有才能的人成为企业家时,他们会改进自己所从事的部门的技术,带来生产效率和收入的提高;相反,当有才能的人成为寻租者时,他们的个人报酬大部分来源于对他人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来源于财富的创造,结果有才能的没有机会改进技术,经济也陷入停滞。人才向寻租的部门配置对经济是有害的:因为寻租部门的扩张,会吸收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替代效应会制约其他产业的发展。另外,寻租部门给生产性部门所强加的租金会减少对生产活动的激励。

　　更重要的是,寻租活动限制了创新:创新者没有现成的游说组织,也没有充足的信贷能力,往往由于缺乏寻租资源而被扼杀在摇篮;创新项目的成长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会给寻租者提供在未来进行长期盘剥的机会;由于创新项目的成果会被掠夺,而失败则由创新者独立承担,因此寻租造成的风险收益不对称提高了创新的风险。

　　涸泽而渔式的经济增长

　　在政府干预经济的社会里,由于缺乏对企业利润私有化的保护和对创新的激励,企业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和能力不足,有知识的人更倾向于重新分配财富而非创造财富,这可以用来解释目前贸易行业的发达。2004年,按市场价格计算,进出口总额占中国GDP的比率达到70%,与韩国大致相同。中国的贸易开放程度,比其他任何大型经济体都大得多,比如美国和日本,它们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率低于25%。

　　由于缺乏创新企业和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以及贸易行业的发达,造成了两头宽中间细的劳动力分布格局。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只能滞留在生产率不高的初级加工行业,而大量高素质的人才集中在寻租行业、贸易行业和金融服务行业。人才被吸引到私人报酬最高的活动中,而这些活动的社会报酬也许并不是最高。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和企业家,是造成中国目前产业格局和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

　　寻租行业的膨胀会影响经济的自生性成长能力,所以经济增长更多的要靠政府拉动。飓风的经济学效应在这里是个恰当的例子。卡特里娜飓风席卷新奥尔良之后,美国股市不跌反涨。经济学家们的解释是:城市的重建会通过需求拉动GDP的增长。这与用战争转嫁经济危机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资源是有限的,飓风破坏后的复建短期的确对GDP有贡献,但长期对资源的消耗是无以为续的,以消耗未来的发展能力为代价换取短期的增长无异于寅吃卯粮。

　　靠政府采购拉动经济并不是美国的专利。私营公司对中国GDP的贡献率仅为30%,

中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2003年的中国国内投资存量占GDP 的比例达35%,相比之下,韩国为8%,印度为5%,而日本仅为2%。基础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是最典型的政府支出,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用一个极端但却常见的例子来形容是最直观的。中国很多城市的道路总是修了又挖,挖了又修,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恨不得给马路装个拉链。为了提升政绩、维持就业率、防止衰退并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政府不惜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政府和国有企业所追求的是政治目标而不是经济目标,比如雇佣过多的职员。相对于经济中的财富总量而言,社会主义的政府要比资本主义的政府更加富裕,它掌握着大多数企业的现金流。结果,社会主义的政府就比资本主义的政府能够负担更多赔钱的,出于政治需要的无效率项目。

　　无效率项目的增加会造成虚假繁荣、产能过剩和经济过热。在生产能力过剩时,各级政府就会推动出口,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必须维持一种异常低廉的货币。货币的低估加强了具有资源优势的

纺织品行业的出口的倾向,贸易摩擦和呼吁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与日俱增。于是,本文讨论的两个问题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

　　中国能够维持目前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是因为中国正处于劳动力红利阶段,即处于就业状况的劳动力人口远远大于非就业人口,但这种劳动力富裕和廉价的情况不具有持续性。同时,背靠高储蓄率和低利率来拉动投资也是在透支未来的国民财富。体制不仅激励个人的职业选择,也影响着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