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调整产业结构阻力 缺乏煤替代产业路在何方

　　“我们今天咬紧牙也要搞结构调整。山西离了煤不行，光靠煤也不行”

　　本报记者 至淇 郭晋晖 发自太原北京

　　“谁能告诉我山西的国有企业该怎样改革？山西的煤炭产业该怎样转型？‘三农’问题该怎么解决？”追问来自于山西人大财经委前主任李镇西教授。在此之前，他曾担任过7年 的山西省科委主任。但在日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他却表示，“说不清山西的高新技术产业究竟该怎样发展。”

　　“别说高科技，就连我办公室里的文具、家具都是南方做的。”在晋中市委机关大楼里，中共晋中市委书记王雅安向本报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疑惑，“难道山西人就做不了这些东西？”

　　“关键是去不去做。”王雅安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做还是不做——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山西问题。

　　调产落入煤循环

　　25年前的1980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尽快把山西建成强大的能源基地》的社论。

　　针对当时山西探明煤炭储量占全国三分之一，而产量只占全国六分之一的情况，《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说，“山西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又有较好的重工业基础，具有大规模发展能源工业的有利条件。如果把邻近的内蒙古准格尔和陕北的煤炭资源通盘考虑，则发展能源的条件更好，完全有可能建成我国最强大的能源基地。”

　　1980年7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山西能源基地建设计划纲要》(草案)并报请中央批准。

　　由此，开启了一个对山西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的能源基地建设时代。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山西经济并未出现太大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山西的轻工产品很多，而且比较有名。”山西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潘云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较为完善后，这些优势几乎全部被打垮了。而产业问题也随之暴露了出来。

　　“在一段时间内，除了挖煤别的就看不到了，山西进入煤炭小循环的误区。”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薄生荣说。

　　1993年，山西省把调产(调整产业结构)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提了出来。

　　但直至1999年，山西省的调产开始了实质性的启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煤炭市场出现了问题，整个经济发展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煤炭、电力、冶金都不行了，大家强烈要求产业结构彻底调整。”潘云说。

　　1999年山西全省的财政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5%，低于全国3.8个百分点，在全国的位次滑至倒数第一。

　　与此同时，中央调整了山西的主要领导，1999年6月11日，田成平作为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走马上任。同年11月底，山西省召开了调产进程中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运城调产会议。

　　“这次会议拉开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序幕，明确了思路。”山西省委一位曾参加该会议的官员说，此次会议上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从2000年起步、2001年入轨、2002年初见成效、2005年明显见效、2010年达到全国中等水平。与以前不同的是此次调产会议还同时设定了一个目标体系，其中包括如何具体实施的行动方案。

　　“起初许多人只是把这次会议当做省里组织的一个普通会议，并没有很大的反响。”潘云说，但田成平的重视使得这个会议开始对山西未来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这次会议本身并没有过多的具体行动方案，但后来省委和省政府的一系列文件和政策，使得全省上下的思路和方向得到了高度统一。”

　　随后，在1999年12月的中共山西省委七届九次全会上形成了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中心，改革开放为动力的决策。这个决策后来被田成平称为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上的一次重大转变”。

　　山西省产业发展思路的一致性保持到2002年上半年。下半年开始，尽管山西省委、省政府还是保持原来的调产方向，但随着煤炭市场的好转，下级执行部门开始出现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回暖，煤炭挖出来就有人要，基层自然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潘云说，“他们开始鼓励上煤矿、炼焦这些财政收入来得快的项目。”

　　问题开始变得错综复杂。

　　调产阻力一：缺乏替代产业

　　“培植一种新的产业来降低煤焦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是很难的。”作为平遥县长的李定武有自己难言的苦衷，“我们也准备搞一些新型产业，但就目前的生产力水平确实太难了。”

　　平遥遇到的困难也是山西调产困难的缩影。

　　“再难也得朝这个方向努力。没有这个突破，总觉得搞焦、搞煤容易，那就永远也调整不过来。”李定武已清楚地意识到，地下资源总有枯竭的那一天

　　而眼下平遥科技工业区要在2007年达到15亿元的规划也是平遥人的一个希望。

　　“我们的科技园区是相对高污染的科技园区，也就是平遥水平吧。”李定武说，“我们的新型是针对煤焦这种产业的新型，我们的高科技不是中关村、硅谷这样的高科技，这都是个相对概念。”

　　2004年，焦、煤对平遥财政收入的贡献率达到40%，但是整个地方的财政所面临的危机依然存在。

　　而对于平遥所在的晋中市来说，问题同样严重，“现在煤炭对晋中市的财政贡献率是30%，如果去掉这个的话，没有别的产业可以代替。”晋中市财政局长畅志仁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这也是我们现在感到头疼的问题。因为目前看不到一个可以取代煤、焦地位的替代产业。”

　　在李定武看来，平遥古城就是他们最核心的吸引力之一。平遥政府的另一个想法是，在“十一五”期间旅游能给当地带来超过10亿元的收入。

　　“旅游有助于扩大就业，但是对于财政贡献不大。这正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结构调整说了很多次，无非就是煤炭、焦炭、电力、钢铁，这是煤炭产业的一个系列。”作为财政局长的畅志仁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指出结构调整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

　　不过，一切都已经没有退路。“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引导，加大其他产业推动的力度。”李定武说。

　　调产阻力二：市场逐利冲动

　　但是，来自市场的逐利冲动让政府在引导过程中备感乏力。

　　“搞能源产品的聚财效果更好。在苏浙，搞小商品想要发展成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产很难，但是在山西，搞煤炭、搞焦炭，发家也许就是一两年的时间。”山西省发改委副主任蓝光东说。

　　潘云的观点是，民间资本追逐商业利润的自然法则，使得其不可能放弃堪称暴利的煤、焦行业而转入其他行业。由于市场对煤焦的需求非常之大，而资源又具有极强的稀缺性，这就形成了煤焦行业是高回报高利润的行业。

　　据晋中市义安镇党委书记王传红的说法，当地一个投资1.5亿元的机焦项目，不超过一年半即可收回投资。

　　“目前来自国家的环保要求，根本不能阻挡资本的涌入(支付环保开支成本以后仍有高额利润)。”潘云认为。

　　而根据《2005年山西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山西省蓝皮书)的观点，近3年来由于煤焦铁市场火爆，山西工业投资再次向煤、焦、铁等有资源优势的初级产业集聚，初级产品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煤焦铁等上游产业发展过热，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加重。

　　蓝光东的想法是，“要引导那些靠能源起家的企业家向加工工业、生态保护行业去发展，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使自己的产业得到了发展。现在搞煤炭产业也不能低水平的，盲目私挖乱采，而应通过一些法律法规的手段纳入规范生产开放的轨道。”

　　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董继斌的看法是，目前摆在山西省前面的选择道路，一是紧抓结构调整的主线，抓住时机大力改造煤焦铁，将支柱产业积累的资金用于高新技术项目的开发和社会协调发展；另一条路是抓住煤焦铁价格看好的有利时机，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将积累的资金重点投向煤焦铁，形成煤焦铁小循环。

　　“山西有煤是一大优势，但是问题也出在煤上，市场一好，大家就忘了其他产业。”王雅安说，“结构调整是长期的过程，田成平书记说，越是能源市场好的时候越不能忘了结构调整，把其他的搞起来，煤的市场不好，还有其他的事情可做，所以我们今天咬紧牙也要搞结构调整。不能光靠煤，山西离了煤不行，光靠煤也不行。”

　　下一个5年规划还是煤？

　　田成平在2004年8月30日召开的山西全省经济结构调整会议上说，山西已经实现了一年起步、二年入轨、三年初见成效的阶段性目标。根据山西省的规划，2005年将是山西省经济结构调整“大见成效”年。

　　“2005年和2006年煤焦铁这些产业发展的势头仍将保持。3~5年内中国能源紧张的问题远远解决不了，山西的经济高度增长也是必然的。”薄生荣分析说。

　　根据“2005年山西省蓝皮书”分析，2004年山西全省利润增长率在一倍以上的大型企业全部是煤焦铁企业。山西工业在结构调整中，还未健全促进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机制和及时的外部约束机制，企业自身还未完全脱离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运行轨迹。目前，山西煤焦铁低水平重复建设尚未完全遏制，又出现氧化铝、煤焦化工等高耗能、高污染工业投资过热、无序发展的倾向，各企业可能再次面临无序竞争，造成投资的损失和浪费，加大了结构调整的难度。

　　无疑，仍处于需求不断增长时期的焦铁市场是山西迅速积累发展资金、加速结构调整的历史性机遇。

　　但是如何避免“往往是煤炭市场形势不好抓调产，形势一好就挖煤”的历史难题，将是山西省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

　　而山西未来在加速调整结构的实质性行动的同时，如何在“中部崛起”的契机中，把山西融入到周边的整体发展框架中显得尤为重要。

　　据一位正在参与山西“十一五”规划编制的人士透露，目前山西正在讨论的从2006年开始的未来5年规划中，山西省可能会把“双新基地”、优势产业集群化以及山西区域经济功能进一步明确。

　　(本报记者叶静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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