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击煤炭经济小循环

　　“山西煤炭产业就是贡献的产业。煤炭系统的工资水平不能和先进甚至中等地区相比，煤炭职工的环境作业对身体健康危害很大，但是补偿很少。”“国家应该平衡各个行业的利润，不应该让某一个行业无利可图。”

　　本报记者 王婷婷 发自山西

　　“对于山西来说，煤炭是一个无法躲避的话题。”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所长王宏英如此讲述。

　　一方面，是煤炭价格恢复性增长还有余地的呼吁；另一方面，总是输送不够的黑物资(煤炭)和总是无法运出的白物资(除煤炭外的其他物资)，令山西在“煤炭经济小循环”的思路里举步维艰。

　　煤炭经济小循环

　　“长期以来，受国家政策因素的影响，煤炭行业低价向下游产业供应能源，高价购入生产资料，造成煤炭行业利润转移和价值的双向流失。”山西省煤炭工业局办公室主任王崇林告诉本报记者。

　　上世纪80年代初是国家能源经济瓶颈时期，也是山西进入能源基地建设的初期阶段。“一方面是山西的煤炭基础好，煤种煤质都好，在能源安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从区位优势上说，山西离东北和京津塘地区、山东等沿海地区这些煤炭的主要消费地最近，同时，山西离天津和河北的秦皇岛等港口也非常近。”

　　经过历时四年的规划论证，国家确立山西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煤炭由此进入了高强度投资时期：“六五”时期，山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293.6亿元，其中能源交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13.3亿元，占全省投资总额的38.6%，年均增幅为25.1%。

　　同时，为保证晋煤外运，国家投资改造了国铁干线，建设了12个大型煤炭集运站，铺开了5条地方铁路建设工程，建成了10条出省公路。

　　此时的山西，各项经济指标增长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名列全国第七。

　　由于能源紧缺，国家对煤矿的创办和运输持鼓励态度。“上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提出‘国家修路，群众办矿’的指导思想，继而又把这一指导思想演化为‘有水快流’的指导方针。于是乡镇煤矿发展非常迅速。”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董继斌告诉记者。

　　“但是有水快流应该怎么快法，快到什么程度就需要调控，关于这个，当时大家没有思考过。”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副董事长车树春对当时的困境记忆犹新。

　　“由于乡镇煤矿的迅猛发展，从1985年开始，全国煤炭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董继斌指出，“运输渠道不畅，煤炭积压滞销，导致煤炭压价倾销，自相残杀。煤炭价格与价值的背离愈演愈烈。”董继斌向记者回忆：“山西的煤炭资源开发一度失控，乱采滥掘、采肥弃瘦、无证开采、越界开采现象十分严重。”

　　“我们采了60亿吨煤，可是浪费了300亿吨煤炭资源储量。”王宏英说。

　　更大的变化，也从1985年开始。

　　“山西能源工业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董继斌介绍，这一年，国家决定，把煤炭、电力等国有大型企业全部上划中央，人为地将区域范围内整体的企业联系割裂开来，并在投资、税收、运输等方面制定了完全不对等的政策。

　　“煤炭流通费用占煤炭价格的比重远远超过生产成本费用和坑口煤价。”董继斌说。

　　1988年，大同经秦皇岛运到上海的煤炭，坑口煤价为18.78元/吨，而运输部门和煤炭经营部门的费用高达76.82元/吨，是坑口煤价的4倍还多。多时收费可达36项。

　　“山西国统七局(六局一公司)上划后，山西地方收入受到一定影响，更严重地影响了山西地方经济的补偿功能。同时，对山西统筹规划煤炭工业的体制改革带来很大的影响。”

　　“就上划承包的煤矿而言，由于承包指标缺乏科学测算，使大同、阳泉、西山等一些大矿务局连一部分维建费也上缴了煤矿部。”

　　而当1998年，中央决定将直属矿务局再次全部下放到地方时，山西的“统配七局”连维持自身运转都有了问题。

　　“很多煤矿企业都很困难，五六个矿务局开不出工资。”车树春回忆起当时的局面，“大同矿务局的口号是‘干部工人二百三，齐心协力渡难关’，而汾西矿务局的工资标准则被称为‘234’：地面职工月工资200元，井下普通岗位300元，井下一线岗位400元。煤矿企业职工的地位和收入都非常低。”

　　也正是从1985年开始，山西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结构性矛盾也进一步加深。“七五”前三年，山西省内能源工业基建投资已占到全部工业投资的近70%，省内制定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方针只能停留于纸面。

　　“十五大”之前，山西提出了未来十五年的赶超战略。“然而，随着经济运行中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新的经济增长点难以形成的情况下，全省经济工作的重心、投资方向和发展重点仍然继续放在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上。但是却没有全力培育可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性因素。”董继斌指出。

　　“山西进入煤炭经济小循环，思维里除了煤什么都看不到了。山西产业结构一天比一天单一。到了1999年，山西的各项指标在全国几乎都是倒数的。”王崇林说。

　　煤价困惑

　　对于山西的落后，许多人向煤炭寻求原因。

　　“2003年，国有煤矿才开始扭亏。此前20年一直处于全行业亏损局面，这是国家政策的原因，山西能源基地建设20年来，因为煤炭价格不合理，成本倒挂，据我们估算，价值流失在2000多亿元。但是国家没有对这方面的损失有所补偿。”王宏英告诉记者。

　　“国家对基础原材料的价格始终采取控制政策。煤炭和电力的价格是最后放开的。国家为了保障下游产业的利润和发展，控制上游的资源型产品的价格。于是，很多应该计入成本的东西没有计入，不体现在煤炭价格中。”在王宏英看来，煤炭价格的长期抑制，给山西造成的损失非常大。

　　“原煤价格上涨率滞后于原煤成本的上升，使煤炭工业企业所创利润绝大部分转移到别的行业。”董继斌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山西的煤炭优势转化成了省外用煤单位的经济优势。

　　“山西煤炭产业就是贡献的产业。煤炭系统的工资水平不能和先进甚至中等地区相比，煤炭职工的环境作业对身体健康危害很大，但是补偿很少。”车树春说，“国家应该平衡各个行业的利润，不应该让某一个行业无利可图。”

　　“我国煤炭价格明显低于其他矿物燃料价格。”王崇林说。

　　“电煤价格与其他行业用煤价格、国际煤炭价格、计划外煤炭市场价格差距拉大。目前全省电煤价格比市场煤价低70元，按山西省全年供应1亿吨电煤计算，一年损失约70亿元。”而且，王崇林指出，2004年，运输物资的倾向性选择对山西产业结构的调整造成较大影响。在煤炭外运达到近年来最高水平的同时，山西省白物资生产企业的库存持续增加。2004年1~11月份，山西省铁路比去年同期多运煤4077万吨，少运其他物资1026万吨。黑白物资运输比例从去年的77比23增加到82比18。

　　“中国是世界上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却消耗了全世界27%的钢材，31%的煤炭，25%的氧化铝，40%的水泥。山西又是中国能耗最高的省份之一。”董继斌说，“原因就是煤炭价格太低。降低能耗的巨大潜力也被低廉的煤炭价格软化。”

　　“虽然现在煤炭价格处于历史最高时期，但现在的煤炭价格不是完全成本，完全成本应该把煤炭的价格前期的勘探费用、资源递缩的补偿、安全成本、环境损失都通过煤炭价格体现出来。”董继斌说。

　　“2004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吨煤制造成本为121.9元，同比上升35.56元。如果考虑物价上涨指数、安全基金的提取及煤炭开采对当地环境、生态、水资源的影响造成的损失，煤炭成本至少提高80元以上。”王崇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