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院院士：社会资本流失是美国社会问题来源

　　社会资本流失是美国社会主要问题的来源

　　本报评论员 祝乃娟  特约评论员 刘海光

　　近日，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马尔金公共政策讲席教授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来到北京三联书店，参加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等主办的“时代孤岛”主题研讨会，帕特南教授与记者、读者们畅谈其著作《我们的孩子》与《独自打保龄》，试图让读者们了解美国社会内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问：您是怎么开始社会资本研究的？

　　罗伯特·帕特南：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一个现象是，美国公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一直在下降。我自己是1964年第一次参与了美国大选投票。当时深感美国政治开始衰落，但是，这只是我的一种假设，我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需要去做更深更严谨的研究。所以，以此为出发点，我就开始研究美国社会资本的发展趋势，譬如说研究一个组织一个机构的成员数量及其发展趋势。当时，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社会组织叫做PTA，即家长老师协会，它的职责是把家长和老师联系起来，但数据显示，PTA的成员数量一直在下降。那么，我就开始研究其成员的参与度及其趋势变化。同时，也开始研究其他一些机构及其成员参与度。

　　问：“独自打保龄”，是社会资本流失的一种寓意吗？

　　罗伯特·帕特南：在美国社会，保龄球是一项非常常见的运动，打保龄球的美国人甚至比为总统大选投票的人还要多。尽管现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在打保龄球，但是与过去他们有组织化地参与这项运动不同，现在更多的是一个人去打保龄球。如果是成群结队地打保龄球，那么人们可能会喝更多的啤酒，吃更多的饼干，这样相关产业就能有更多的盈利收入，但一个人打保龄球就难以产生这样的影响。这也与社会资本相关。

　　我在《独自打保龄》这本书里面谈了各种各样的机构，以及他们的社会资本流失是怎样的。我们甚至量化分析了大家下班之后和自己同事一起喝酒的频率。我们也分析了家长和孩子一起共进晚餐的频率，原来这些数据一直都在下降。与此同时，美国人捐赠出去的做慈善的金钱占他们年收入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所以，我觉得社会资本的流失，可能就是美国社会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来源。

　　这本《独自打保龄》是我在2000年写的，大约在那之后的两三年里，整个美国的社交网络才开始真正的发展起来。近20年来，美国社会其实也一直有非常热烈的公众讨论，那就是虚拟网络和真实参与，到底哪一个是更有益的？我是Facebook最早的一批用户，这是因为，当时扎克伯格和他的一个室友，当时就在哈佛上我的课。其实，最开始依附在Facebook网站上的社交关系，也是来自于真实的人际关系。比如我最先注册的时候，我网站上所有朋友几乎都是我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他们都在哈佛。这样去理解的话，Facebook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资本。

　　问：请您谈谈对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的看法。美国社会资本的流失和今天的美国阶层分化，以及经济不平等有着怎样的联系？

　　罗伯特·帕特南：我个人对美国未来的看法，我更多会放在《我们的孩子》这本书中来讨论，我现在觉得，美国社会真的面临非常非常多严重的问题。我觉得美国社会现在可能已经处于一个分岔点，我们需要一些社会的和政治上的改革。

　　在1950年代，美国开始进入一个福利国家时代，那个时候更多的经济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也不断呈现出来。在《我们的孩子》这本书中，大家大致可以看到过去40年美国的相关情况，这40年来其实是美国的富人越变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经济收入上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除了用金钱来衡量的经济收入极化以外，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阶层所处空间上的一种极化，比如说富人永远住在一起，而穷人也永远住在一起，富人和穷人有着非常强的物理空间上的隔阂。

　　现在美国社会的情况是，富人孩子一般和富人孩子一起上学，穷孩子只能和穷孩子一起上学，这样的教育环境伴随孩子长大以后，大家也可以想象，富人孩子和富人孩子结婚组建家庭的情况较多，而穷人孩子则是一样，所谓“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已经是越来越稀少了！

　　其实就社会资本而言，对于富人来说，他们这些年的社会资本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其社会资本依然聚集在富人的圈子里；但是对于穷人来说，社会资本却是在明显的急剧的流失。因为，富人孩子和穷人孩子的成长环境不同，富人家长有财力可以支付他们孩子去进行暑假活动、朋友聚会、课外活动以及课外辅导班学习，送他们去好学校得到良师益友的帮助，但是，生活在穷人区的孩子却没有这些条件，他们有的只是社会的孤立。

　　我写这本书最深沉的目的是希望那些住在豪华富人区的人，能够意识到另一个空间即住在穷人区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唤醒富人们这种意识。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点就是这种现状是不公平的。美国社会不是一个绝对完美的平等社会，但是我们相信机会平等。我觉得，孩子们真正要依靠的是他自己勤奋的工作以及天分，而不是依靠父母。无论是富人孩子，还是穷人孩子，都应该给予他们同样平等的发展机会。第二个原因是经济效率，其实我们应该早就意识到，穷人孩子之中也有非常聪明的孩子，如果给他们平等的发展机会，把这些穷人孩子的智力运用起来，也是会对国家经济增长做贡献的，而这种最终的经济贡献，其实也是有利于富人的。所以，从一个宏观整体上来考虑，我觉得，我们的社会也应该给穷人孩子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问：如何给穷人孩子提供更平等的发展机会？您有何政策建议？

　　罗伯特·帕特南：我们为什么要关注社会的隔离和贫富分化问题，还是得回到我刚刚提过的社会资本的概念。

　　其实，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内联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第二种社会资本，是一种外联的社会资本，可能是更多的和我不同的人，比如不同种族的人，我也可以和他们形成一定的社会资本。我觉得，就本质而言，这两种社会资本并没有孰优孰劣，但是对于一个多样化的现代社会而言，可能第二种外联式的社会资本是更重要的。

　　我的一个政策建议就是去除隔离化的措施，让后代享有更加平等的发展机会。这包括很多具体的做法，比如说我们在穷人区设立更多的学校设施，然后提供金融上的贷款支持，以及给他们配备更多更好的老师。如果要做到这些，其实是需要富人牺牲自己很多利益的，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如何说服富人去自愿地做这些事情？如何让他们为自己国家的穷人做一些服务，这都是问题。

　　说服富人，并不是通过宣讲让他们进行自我牺牲，向他们强调奉献多么光荣多么伟大，而是要真正地告诉这些富人，穷人孩子的未来和富人自身的未来是息息相关的，如何说服富人，这一点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一直致力于去做的。

　　回看美国整个20世纪的经济增长，我们可以追溯到1910年美国的一项政策创新，当时美国一些小城镇的人们呼吁实行四年制义务免费中学教育，呼吁者们当时成功了，他们成功地说服了富人。或许有人会问，一些富人的孩子们已经在念大学了，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为当地穷人孩子的中学教育埋单呢？理由就是，富人们通过这种对穷人孩子的支持，在今后可以获得更优质的劳动力，为富人们的公司工作，以此可以增加富人自己的盈利与收入。因此，在那二三十年后，这种四年义务制免费中学教育席卷全美。在很多美国人心中，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正确、最明智、最聪明的一项政策决定，因为它极大地促进了美国20世纪的经济增长，也增进了当时的社会平等，而在很多经济学家的眼中，增长和平等是两个很难以同时出现的现象。

责任编辑：陈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