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竞争中性不应仅在国企民企一视同仁新颖重申层面

　　让“竞争中性”成为增量改革先声

　　□徐立凡（专栏作家）

　　“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既是建立公平市场的需要，也是应对国际贸易规则博弈的需要。

　　10月14日，央行行长易纲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提出，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这是官方首次正式提出“竞争中性”原则，迅速引发广泛关注。

　　15日，国资委发言人彭华岗就国企“竞争中性”原则回应称，国企改革的思路、目标与“竞争中性”原则是一致的。中国提倡“所有制中立”，反对因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设置不同的规则，反对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给予国有企业歧视性待遇。

　　作为新提法，“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是中国针对国际贸易规则议程争论的一次响亮回应。

　　在10月5日闭幕的2018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会议拟议的政策建议文件中，有人提出了所谓“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竞争”等议题，认为国企不利于公平竞争。

　　这一论调有违常识。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由私企组成的经济体，也没有完全由国企组成的经济体。以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作为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自由贸易体系势必分崩离析。而且，不同经济体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支柱各异，在不同时期，对于不同行业和企业也有不同的扶持。将保证经济正常发展的策略视作不公平竞争行为，才是真正的不公正。

　　而作为原则，“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则对国内的国企改革和优化市场环境的努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竞争中性”要求国企不能因为其与政府的亲近关系就自带竞争优势，应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所有制中立”要求政府对待不同性质的企业采取平等立场，特别是要管住不该伸向市场的手。

　　大致来说，中国的国企改革历史，基本上就是沿着这样的逻辑演进的。占有资源最多的央企数量从196家减少到117家又减少到98家，未来还可能继续减少，民营企业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占比高达90%。这些数据表明，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方针并未改变。

　　不过也要看到，在金融支持、市场准入、资源配置等方面，民营经济还没有获得与国企平等的“国民待遇”。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不少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仍不确定。

　　因此，在现实情境和新的外部挑战下，应该赋予“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更丰富的价值内涵，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国企民企一视同仁”的新颖重申层面。“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有理由成为增量改革的先声。

　　国企改革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薪酬制度和用人机制，打造公众公司，加强国资监管方面，已有所推进。现在，需要加快推进步伐。同时，对退出竞争性领域、金融扶持、税收、公共义务、利润回报、债务、补贴等也应尽量采取市场化标准，而非例外标准。

　　从国有企业的构成和布局来看，这些改革目标实际上涉及政府与市场的权力边界、央地关系、金融改革、社会保障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国企改革作为支点，加快改革就是加快全面改革向深层次推进。

　　可以说，“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既是建立公平市场的需要，也是应对国际贸易规则博弈的需要。“中性”“中立”不是无为，而是要更有作为。期待早日制定出具体规则，这是培养改革能量，稳定市场预期，保持经济增长的主导权和国际博弈的主动性的必要一步。

责任编辑：陈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