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超寻姐：转型期中国的精神档案

　　老枪/文

　　因为良心的拷问，因为难以忍受的自责，因为他是一个来自赤贫家庭的孩子——他在拼命努力要让自己成为“人上人”的路上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失去得太多太多！于是，他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那是一个读研究生的弟弟寻找失踪姐姐的启示，更是一个“精神变节”的乡村青年希望重新寻找生命价值的痛悔。

　　这个人名叫杨德超，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今天，你只要在互联网上任意输入“杨德超”这三个汉字，就可以找到与之有关的上千条信息或者留言。

　　杨德超的“精神自残”开始于三年之前。那一年，小学毕业后便辗转在武汉、广东一带打工的姐姐杨艳梅进了

东莞一家塑料品加工厂。在那里，她差点被三个歹徒强奸。从小聪慧内秀的姐姐又惊又怕，事发当夜就逃出东莞，不辨东南西北地走了40多天，才走到河南信阳。一天深夜，她走进信阳市郊的一个村子，因饿得忍无可忍，就爬到地里去用手刨红薯吃。那时是四月，红薯还没有长大，为了驱赶致命的饥饿，她双手染血，连手指甲都刨碎了……第二天，昏倒在田边打谷场上的她被村民发现后报警……这样，姐姐才回到了在她心中虽然贫困但却温暖的家。在这场可怕的变故后，姐姐被诱发出间歇性精神病。然而更可怕的是，杨家人觉得患病的女儿已成了家庭的累赘，想尽办法逼她嫁人。结果，像当初逃出东莞一样，姐姐又逃出了这个她自小便为它承担责任却不肯在她走投无路时收留她的家，从此失踪了！在姐姐失踪的三年里，杨德超——这个因为姐姐无条件的牺牲才得以成为家乡唯一的大学生、唯一的研究生的大男人，几乎将姐姐遗忘了。杨德超说，他需要成功，他需要一心一意地向着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竭尽全力。于是姐姐，那个为他的童年撑起一片温馨绿阴的姐姐，那个一分一分挣钱、一针一线为出门念书的他编织御寒毛衣的姐姐，那个用自己的一对美丽大辫子为父亲换回几付治眼疾汤药的姐姐，那个极有读书天赋却只能在小学毕业后就踏上打工之路的姐姐……就这样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漫漫长夜。直到今年8月的一天，在厦门大学环境科学系读研究生的杨德超从一张卫星航拍实景地图上，清晰地看到从东莞到河南信阳的山山水水。一瞬间，他突然被震撼了——他无法想象，一个身无分文的女孩子，没有任何地理知识，是怎么样在40多天里，一脚一脚走完乘火车只需要16个小时就可到达的那段里程的。

　　这张地图，促使杨德超做出了一个决定：研究生毕业后不再考博，一边工作一边寻找姐姐——“假如梦的代价是失去姐姐，那么我宁可不要那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青年报》曾经刊发过一篇题为《生活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该信作者潘晓也由此成为一个符号，显示了文革后一代青年的激愤、沉沦与痛苦。如果说，当年潘晓的信中所表达的是在那个疯狂年代结束之后，走不出红色帷幕的“红卫兵一代”的精神迷茫的话；那么同样作为一个符号，杨德超寻姐所引发的这场网络大激辩，则显示了企图触摸幸福底线的八十年代生人对于幸福本身的质疑——

　　什么是幸福？

　　这是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经过自我奋斗眼看就要进入“社会主流阶层”的男人朝自己得意洋洋的背影扔出的一支飞镖。

　　20多年前，身为中国第一代“愤青”，潘晓们的痛苦来自意识形态的失重——被政治正确所规定的人生价值终结之后，人，该不该为个人的幸福而奋斗？

　　20多年后，身为中国社会新主流人群的一员，杨德超们的痛苦似乎要更为深刻——在中国城市经济的繁荣让人眼花缭乱的今天，那封在网络上激起轩然大波的忏悔信逼迫国人不得不正视他那血泪交织的呼号：

　　除了姐姐之外，我们——还丢失了什么？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悬疑电影《人证》的主题曲《草帽歌》一度风靡中国。这首歌以影片女主人公八杉恭子的黑人儿子焦尼的口吻唱出，深沉、哀婉，表达了失去母爱的焦尼心中无以言说的悲凉：

　　妈妈你可曾记得/你送给我那草帽

　　很久以前失落了/它飘向浓雾的山岙 ……

　　就像是你/给我的生命

　　失去了，再也找不到

　　……

　　黑人大兵的穷儿子焦尼死了，被他的亲生母亲——世界著名服装大师八杉恭子手刃了。临死之前，焦尼瞪大了眼睛注视着他跋涉万水千山才找到的妈妈，他不能相信，那柄正在插进他身体的刀，是握在他日夜思念的妈妈手中。

　　而在另外的时空，另外的暗夜中，那倒下在某个城市、某条人车熙攘的公路边、某处人家屋檐下的姐姐可能还没有死。她也瞪大着她美丽而憔悴的眼睛，以爱的名义，以童贞的名义，她在问：

　　弟弟，你成功了吗？你幸福吗？你是否还记得——许多年前，有个名叫杨艳梅的女孩，在村口小路边等你放学回家，为你戴在头上的那顶……散发着麦梗香味的草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