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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枪/文
“中产”是什么？
像买彩票中了头彩一样，这问题突然变得有些令人晕眩。
上周，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最新调查结果，将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年收入标准，界定为6万元至50万元。据悉，按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现在的5.04%扩大到45%。
针对此一标准的发布，国内媒体反应十分雀跃，大多认为：“在我国，‘中产’首次得到了清晰的数字化界定。”某报当天为此消息配发的述评稿标题是：《今天，你中产了吗？》。
而网络上，则质疑声与骂声此起彼伏。
有网民算了一笔简单的账：在中国，如果按家庭年收入6万元计算，恐怕连解决家庭的基本费用都有问题：“在应付日常开支之外，你必须得考虑子女从小学到大学不菲的教育费用，其次是才是供房的银行按揭；然后，还有让人想想都头皮发麻的医疗费用。根本就不要谈买车了！”“所以，将6万元年收入定为‘中产’的底线是不合适的”。
在这里，不论是网民还是媒体，其争吵和关注的，都是以6万元年收入为门槛的物化指标。
但这种争吵，有意义吗？
笔者相信，国家统计局公布上述标准的目的，其本意，可能仅仅在于向社会勾勒一个城市群体的经济曲线。然而这一标准的意义，却被急于进入“中产”的国人故意放大了。且不说我国社会发展的蓝图能否完全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进行参照，我国未来的“中产”能否比富美国的“中产”、欧洲的“中产”、新加坡的“中产”……仅仅就“6万元至50万元年收入”的概念而言，国家统计局为我们界定的其实只是一个物化的指标。将一个物化的指标膨胀为一个社会学的指标，急不可耐地要把一个中国人的“超越小康”的家庭梦想置换为西方人的阶级台阶，这种心态至少说明，国人对幸福的解释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仍然集中在物质指标的高低上。
早在去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培育壮大我国的中产阶层”就已成为当时代表委员们热切讨论的话题。对“中产”的关注，说明中国的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一个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之中的现代社会，其政体建构的和谐稳定，离不开社会中经济收入最稳定的那个阶层主流价值观的确立——所谓主流价值观的内涵包括：对法律与宪政的信心，对政治民主的参与意识，对公民责任的自觉担当，对个人合法权益不可剥夺的认同，对民事契约的诚实守信……等等。这种价值观的确立，绝不是靠读两本诸如《格调》，《高级灰》一类的书就可以速成的。是的，一个人哪怕年收入到了50万，100万，你抽古巴雪茄，你每年出国度假，你熟悉比才、熟悉莫扎特、熟悉威尔第歌剧的所有高音华彩唱段，你对奢侈品的欣赏品味已经像一个假贵族，但只要你的社会价值观没有融入主流，你就不能被归入“中产”；你的文明档次就依然停留在“暴发户”的层面。
另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是——现代社会主流阶层的价值观，仅靠某一人群达到了6万至50万(或者如许多网民设定的那样50万至100万)的年收入，是无法自然形成的。中国式“中产阶层”的壮大，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体制层面的问题。当公民张老汉们为保卫自己被无端剥夺的财产奔走15年依然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当行政公权力一次次与利益既得集团联姻、视其他群体的利益为囊中之物的时候，当社会各阶层的的权益诉求机制尚不能得到法律层面的充分保证的时候，那些自认为“权益无保”的个体——不论其年收入达到了6万还是60万，他都不会认同所谓主流阶层的价值观的。
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先别忙着爆炒这个八面漏风的“中产”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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