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通胀要靠提升经济实体生产效率(2)

　　纵观世界经济史，紧缩的货币政策尤其是信贷政策从来就不是杀死通胀的武器，抑制通胀，从来靠的是经济实体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不是扩张或者紧缩（格林斯潘语），只有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战胜了外部成本价格的上升时，价格真正意义的下降才有可能。这时，同等数量或者略微增多的货币反映出的是人民币价值含量的增加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就不是通货膨胀，而是价值重估，是经济增长的正常表现。事实上，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强劲增长很大程度得益于此。反转过来，当紧缩政策损伤到企业劳动生产率时，那么成本上升的压力最终可能演化成恶性的通货膨胀，最后以需求骤然下降、产能过剩而告终止。

　　显然，当下股市暴跌很大程度源自于市场对超紧缩的政策所可能造成的后一种结果的悲观预期。

　　从全球化背景看，谁越主动，就意味着谁承担的经济调整的成本越多。中国压制国内需求越狠，就需要更多的外部需求来平衡，意味着中国有了更大容量来吸附更多的外部流动性，因为无论是加息还是升值，都会导致海外热钱套利的空间加大，内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机会受到进一步挤压，给外资收购中国企业和国内资源提供更大的机会。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美欧的政策空间增强，由于来自中国的通胀因素的减轻，美国可以连续降息、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美元加速贬值，最终以一个大泡沫覆盖一个小泡沫的方式来烫平次债的冲击，而无需紧缩自己的过度需求，承担起调节全球经济失衡的成本。这事实上成为了一种国家利益的博弈。中国的单向紧缩政策显然是欧美所乐见的（2月10日G7国家会议对人民币升值和紧缩货币政策表示欢迎）。

　　假如通胀在短时间内下不去，就应该坦然地面对，从供给上多下功夫，加强社会保障等民生建设的投入，解除制约当今中国居民消费的各种瓶颈是当务之急。这意味着中国要修建更多的配套公路、地铁、学校、住房，而所有这些无疑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配套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增长，不同于无效率的重复建设，反而可以缓解目前经济发展的“瓶颈”，改善投资和消费关系，促进中国家庭的消费，并扫除对未来难测的不安全感。居高不下的中国政府的储蓄率正好应该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

　　同时，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手段，稳定通胀的预期，减轻百姓通胀的痛苦；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引导企业积极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减轻企业面对的成本上升的压力。随着经济结构失衡的逐步改善，相信中国经济能够平稳地走出通货膨胀的泥沼。（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