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日日闻听加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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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旸，生于197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现为出版社图书编辑。曾策划出版过《经济学的争议》《弗里德曼回忆录》等书。个人主义者，一直追求对世界的清晰解释，通过学习经济学得到了最好的分析工具。

　　3月12日-3月18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李子旸。----编者按

日日闻听加税声     3月15日  星期四

　　文/李子旸

　　

燃油税就要实施，利息税坚持征收，车船使用税上涨，开征土地增值税，个人开始被要求主动申报收入，以缴纳所得税，出租房屋要交税，二手房交易也要缴纳营业税，物业税即将出台。据说股市所得也要纳税。原有的税收一分不减。两会召开，代表们提出一大堆新的税收计划：遗产税、虽无税收之名实际与税收无异的社会保障计划。对企业的各项税收更是层出不穷。

　　如果说，这些急急如律令的税收计划是由于政府财政紧张，入不敷出，还有情可原。可实际情况是，政府近几年来的财政收入一直在高速增长，远远超过同期的经济发展速度。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已超过4万亿元，人均交税超过3000元。这超过了许多贫困地区的年人均收入，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做的是立即大量裁减税收，减轻社会负担，可是，官员们却还在马不停蹄、千方百计地推出新的税收项目。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实在难以称得上是明智之举。

　　不过，政府大力增加税收的做法是很有民意基础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一方面，社会确实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弊端和问题，另一方面，人们的心理是不可能完全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的。虽然总体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人们的不满情绪不见得会减少，有时反而会增加。而且，人们往往倾向于由政府来解决种种的社会问题。可是，解决问题是需要投入财富的。政府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机构，它本身并不能创造出财富，它所能做的只是重新分配财富，而手段就是收税。结果，每一次公众呼吁政府解决某个社会问题时，政府都会借机退出一个新的税收方案。这就是政府大力扩张税收的民意基础。仅仅是为了解决

房价过高问题，政府就先后提出了好几项新的税收。当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巨额税收加上缺乏足够的制约机制，造成了政府开支的巨大浪费。对此，舆论有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可惜，这些批评往往都是不得要领的。这些批评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建立起有效监督政府开支的机制，从而真正确保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就是说，如果政府能够真正实现把收取的税收用于社会，公众就会感到满意，甚至可以支持政府进一步扩大税收。这种认识可以说是非常落后的，根本没有把握住税收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于政府收税，人们往往认为是天经地义。“不收税，皇上吃什么？”这是传统中国民间对税收的基本认识。这样看待税收实际上是一种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驯顺态度。既然做了人家的小民，就只好老老实实地交钱，供养各位高高在上的老爷。而现代文明社会的政治制度对税收的认识与此完全不同。现代社会认为，税收是人民用来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支出。从根本上来说，人们交税和他们在市场中购买某种商品或服务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假设没有政府，这时人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为此，要花钱购买武器，修建高高的院墙，雇佣私人保镖，等等。这些花费可不是小数目。可是，如果一个地区的人联合起来，共同出资建立一支保安力量，保卫大家的安全，这样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保安费用就会低得多。公共服务和许多商品劳务一样，具有规模效应。这个具有规模优势的集体保安力量就是政府。这是政府出现和长期存在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建立起这样一个集体保安体系以后，就会有人试图不交钱或少交钱，“搭便车”。反正只要一个地区的安全受到政府的护卫，他个人的安全也就基本也有了保证，而且，并没有办法把他排除出集体安全体系的受益者行列。如果人人都这样想，这样做，集体保安体系就会因为费用无着而瓦解了。为了避免“搭便车”，就要求人们的“出资”不再是如市场中那样自愿了，而是要带有强制性。因为是强制，这种出资虽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消费，可是不再称之为消费了，而是换一个名字——税。那种拥有强制收取人们费用权力的机构就是政府。商品可以想买才买，税却是非交不可的。逃税者实际上是在占其他人的便宜。

　　可见，人们在税收方面的支出并不是一笔用来供养征服者的额外开支，而是一种省钱的解决方案。如果不交税，不建立起政府，人们只会花费更多。所以，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总结人类社会发展史时说道：在所有的社会中，人类都选择了建立政府。

　　那么，除了具有规模效应优势和需要防止“搭便车”的公共服务领域以外，政府还有什么理由强制收取人们的费用呢？恐怕没有了。即使是在政府公共服务的合理职责范围以内，政府所消耗的费用，也就是政府征收的税款也应该是在确保完成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实现最小化。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在谈到政府职能转换时就一针见血地说道：“公共性是政府的根本特性，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实现社会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讲，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政府的公共性有着根本的冲突，是一个逻辑原点上的悖论。”“政府不应追逐利润。既然如此，经营国有资产的目的就不应该是保值增值，而是服务于公众所赋予的社会目标。政府主导要素配置，就不可能追求效益最大化。”政府追求税收最大化，这是极为荒谬的。一个不再具有成本优势的政府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如果业主人均为小区保安支付的费用超过雇用私人保镖，那还要小区保安干什么？人人自雇保镖好了。

　　所以，现代政治制度在政府具有规模优势的领域要求严格限制政府的开支，而在那些政府没有规模效应，不需要防止“搭便车”的领域，则严格限制政府职能。不能任由政府在社会中到处插手。

　　那么，如果政府突破了其应有的职责范围，进入到原本不属于它的领域，并为此而开征税收，这时会发生什么？这时会发生的只能是整个社会的效率下降，产出降低，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所有人都将受到损失。

　　在政府的合理职权范围内，人们缴纳税款实际上可以达到省钱的效果。而在其他领域，则是人们的自愿交易，也就是市场制度比政府更有优势。在这些领域，市场会在供需规律的调节下，把包括资金在内的各项资源集中到最具生产能力、经营能力的企业家和企业那里，从而实现最大的社会产出，也就是实现消费者最大限度的满足。如果政府以税收的方式把这些资金从这些最具生产能力的企业家和企业那里征收出来，用于其他，实际上是等于破坏了这些资金的生产能力。原本可以实现的社会产出无形之中就会化为乌有。

　　难道政府就不可能像那些市场中的企业家那样具备同样的生产能力吗？不可能。首先，政府本身不是一个生产性机构。他们只会花钱而不会挣钱。当他们以各种名义重新分配收入时，即使没有官员的贪污和浪费，政府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把资金从被市场证明是最具生产能力的人手中夺出来，交到生产能力差得多的人手中。看起来，实现了收入的平均分配，但这是以整个社会的利益受到损失为代价的。明显的道理是，与其挖空心思地设计小蛋糕的分配方案，不如把蛋糕做大。对于穷人来说，最好的处境是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家里。把周围的人都变穷，这对穷人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政府也曾尝试挣钱，为此成立了国有企业。我们都看到随后发生了什么。从东方到西方，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有企业能够在不垄断的情况下具有自我生存能力。至于行政垄断，更是惊人的浪费，那实际就是在以百倍千倍的社会损失换取政府的收入。看到国有企业大把大把地浪费宝贵的资源，实在令人心痛。纵使是苏联那样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也禁不起这种浪费。相反，如果这些资源服从市场规律，由最具生产能力的企业家来经营，即使是日本那样资源匮乏的国家，也能够实现了经济的高度发达和人们的共同富裕。

　　所以，政府大力征税的最大危害，并不是巨额税收为政府官员提供了贪污浪费的机会——这个问题当然也很严重，而是政府不合理的税收压制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一方面是国家大手大脚地到处低效地花钱，另一方面则是民间企业严重地受困于资金不足和税负沉重。本来可以留在企业家手中可以用来发展生产的资金都被政府征收走了。本来可以扩大的生产只好放弃，本来可以开办的新企业胎死腹中，本来可以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消失于无形。人们被迫把本来可以用来发展生产，提供更多收入的资金上缴给政府，然后再可怜巴巴地从政府那里以救济的形式乞求回来一点点以勉强维生。更有狂妄的官员要求人们为此而对他们感激涕零。这种局面只能以令人沮丧来形容。

　　实际上，美国的里根总统在1981年上任时面对的几乎就是这样一个局面。从1960年代开始，也就是从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和“向贫穷开战”开始，美国开始大力推行政府主导的福利保障计划，为此政府大幅增加税收，并到处干预经济发展。在这种力量作用之下，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的活力逐渐变得萎缩。到里根上台时，他看到的是两位数的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以及超过20%的高利率。美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

　　上任后，里根总统立即开始大幅裁减税收，致力于把更多的钱留在人民那里，而不是征收到政府手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排除政府的干扰作用，开始把经济交还给人民”。他还坚信，“一个自豪和自由的人民可以取得的成就是没有止境的”。

　　里根的经济政策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美国成功走出了1970年代以来的经济衰退，开始迎来高速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在克林顿时期达到顶点，出现连续100多个月的经济增长。在同样的政治制度和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坚持高税收、高福利的欧洲国家则在这一时期陷入了经济停滞不能自拔，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虽然克林顿也是一位优秀的总统，但他任内经济增长的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里根的自由经济哲学。

　　有人认为里根的经济政策来自于供给学派的观点。确实，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的核心主张就是削减税收。但里根并不承认这一点。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到，他的税收改革的观点并非出自于这个经济学派。他认为供给经济学的观点只是常识，自己只是在依照常识行事。是的，所有尊重市场规律、尊重人们自由选择、自愿努力的政策安排其实都可以在人们的生活常识中找到相似的内容，而那些试图以某些人的专断意志任意安排社会的人往往才需要故作高深的理论，以掩盖他们的蛮横和狂妄。

　　如果说，美国这个世界第一经济体曾经因为高税收而陷入经济停滞的话，那么，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就更加不可能长期承受政府扩张税收的压力。虽然中国至今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如果目前税收扩张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中国经济发展变慢，甚至进入停滞的速度也许要比人们想象得快得多。实际上，现在的巨额财政收入为深入的税制改革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如果不能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会，为今后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为经济保持充足的活力，一旦经济增长的势头放缓，甚至出现停滞不前，到那时，再想重新恢复经济增长，困难可就大得多了。

　　人在贫穷的时候，可以接受缩减开支的安排，而在富裕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头脑发热、任意挥霍。许多人并不是没有挣到“第一桶金”，但都被他们轻易地浪费了。结果落得一场空。只有那些深谋远虑、谨慎克制的人，才能充分利用第一桶金的资源，把握住机会，从而实现长远的发展。目前的中国经济，就像那个赚到了“第一桶金”的人。这时，如果政府能够尊重市场规律、珍惜已经取得的成果，保持冷静，为人民继续创造和维护发展的环境，中国必将最终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充分发展。相反，如果认为目前取得的成就已经可以使得政府为所欲为，那么，并不难找到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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