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金融创新与定价经济形成(上)

　　长城伟业期货公司高级顾问 曹和平 博士

　　内容提要

　　在经济全球化分工的今天，争夺商品定价权的战略选择在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定位是以传统制造业群为主——走向“蓝领”经济，还是以数字库为基础的信息处理先进产业主导传统产业群——走向数字和信息处理经济。选择前者的战略后果是将中国的产业群纳入到世界产业链条的“生产车间”低端；选择后者的战略可能将中国产业的发展和过去15年来世界产业的新一轮结构变迁契合，走向人均收入与产业发展并进的指数与信息经济时代。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要求中国的战略选择进行重大调整，大力发展现代“银行——证券——期货——保险——指数类金融衍品”产业群，使中国由世界的“生产车间”向“定价中心”发展，使中国的经济未来定位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走向世界经济的前列。

　　在经济全球化分工的今天，争夺商品定价权的战略选择在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定位是以传统制造业群为主——走向“蓝领”经济，还是以数字库为基础的信息处理先进产业主导传统产业群——走向数字和信息处理经济。选择前者的战略后果是将中国的产业群纳入到世界产业链条的“生产车间”低端，使人均GDP的增长沿袭大工业经济的滚动历史，在今天发达经济人均收入年增长以千美元为单位计的21世纪，用上个世纪以百美元为计的增长速度一步一步跟在后面爬行；选择后者的战略可能是将中国产业的发展和过去15年来世界产业的新一轮结构变迁契合，运用传统与现代产业相互融合产生新产业生长点，引领国际产业发展趋势，走向人均收入与产业发展并进的指数与信息经济时代。

　　完成由制造经济向指数和信息经济过渡的关键有两点：(1)应该在大工业时代制造经济产业链条的终端，派生出以物流与调度(logistics and purchasing)、供应链系统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和整合信息技术(integrated solution technology)为基础的业态环节形成的产业群；(2)与此同行，形成现代“银行——证券——期货——保险——指数类金融衍品”产业群。两大类产业和传统的制造产业群加起来，才能使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具备竞争性的定价能力——价值实现能力，使中国人均GDP在一个较短和合理的时限内由人均1670美元上升到人均40000美元。世界的“生产车间”加上世界的“定价中心”才能使中国的经济未来定位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走向世界经济的前列。

　　一、中国生产与价值实现份额的“大分流”现象表明自身经济中的“定价”成分严重匮乏

　　(一)我国实物经济产品生产份额与整体经济价值实现份额的“大分流”现象

　　2005年，中国生产约10.48亿吨水泥，世界水泥产量为19.7亿吨。同年，中国生产了3.5亿吨钢，世界钢产量为10.5亿吨。如果将占世界53%的水泥和33%的钢筋搅拌后变成一个钢筋混凝土工地，以实物形式衡量的中国建筑工地在世界份额中的简单加权平均数是43%。如果用上述钢筋混凝土来修建街道，去年全世界每建三条街道，至少有一条在中国；如果用上述钢筋混凝土来修建大楼，由于中国的

房地产超常增长，去年全世界每建三栋大楼，很可能有两栋建立在中国。产业成长是成比例的，沿着这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建筑业寻找其上游产业——重制造、重化工、冶金、采矿、选矿、能源、基础设施的相应份额，寻找其下游产业——住宅、

装修、日用制造、零售与调度等第三产业的相应份额，加总起来，则中国生产的工业品在世界上当占据一个惊人的百分比。保守估计中国生产了约世界四分之一的制造业产品。

　　但是，2005年，中国生产的产品总价值经过调整后18.32万亿人民币，折合2.32万亿美元，约占当年世界产值42.32万亿美元的5.5%。(1)我们将中国实物经济产品生产份额巨大，整体经济价值份额严重偏低的现象称为世界经济中民族国家经济的产品分额与价值份额的“大分流”现象。

　　(二)“大分流”现象折射出产业成长结构严重不平衡

　　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几个理解国家经济在微观层次上价值实现能力的典型个案。2003年，东莞和其他几个南方市县使用贴牌方式(OEM)生产了三大主要男用品牌衬衫40%的世界市场份额。一件衬衫的出口价格是50多元人民币，约合7—8美元。由于是品牌产品，一件衬衫在美国的零售价格是70—120美元。生产了该件产品100%的物质形态，在最终价值的实现上不到9%。换句话说，占据了40%的世界市场份额，在价值实现上不到世界份额的3.6%(北京大学联泰供应链研发中心，2006)。这一事实成为中国每生产8亿件衬衣才能一架飞机的媒体呼喊。2005年，笔者在苏州调查时，获知某个厂家生产了全世界63%的鼠标，一个鼠标的出口价格在25到30元人民币，在美国的销售价格是28美元左右。差距几乎和服装业产品无几。

　　中国产品在欧洲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环球时报》2006年2月28日报道，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宣布，欧盟委员会建议从4月7日起，对中国和越南产皮鞋征收为期半年的临时性反倾销税。原因在于中国的鞋进口价格太低。报道说，中国的记者拿起一双标有“中国制造”、售价为299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1元人民币)的女式皮鞋，按“鞋”索骥，了解了这双中国鞋从生产、运输到销售的全过程。售货员伊娃告诉记者，这款皮鞋是一周前进的货。鞋店老板、皮鞋进口商尼尔森说，这样一双鞋，他支付给中国生产商的价格竟然只有70克朗左右。记者在他的办公室向这双鞋的中国生产商刘先生拨打了一个越洋电话，得知这双鞋的利润只有五六元钱。

　　前述宏观经济产品分额与价值份额的“大分流”现象在微观层次上得到了同样的印证。民族国家经济的价值实现能力的巨大差距来源于产业结构在新时代发生了质变。过去15年间，世界经济以国别为单元于其内部经历了新一轮的结构变迁。变迁的基本特征是，大工业时代的产业链条沿车间终端延伸，派生出了物流与调度(logistic and purchasing)、供应链系统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以及整合信息技术(integrated solution technology)三个相对独立的环节。产业链条在新的业态形式上闭合，由大工业时代的车间经济向指数和信息经济过渡。库茨涅滋和克拉克意义上划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传统分野变得模糊不清了。

　　和大工业时代的车间经济不同，与指数和信息经济时代实物经济相匹配的服务业不是劳务型“银、证、期、保”类行业，而是“银、证、期、保”类及衍生品产业。这一产业形态的重要差别反映在经济部门各产业价值的百分比结构上。2005年，中国农业产值占GDP7%，工业产值占57%，服务业产值占43%。2003年，美国农业产值占GDP2%，工业产值占18%，服务业产值占80%。中美服务业之间37个百分点的巨额差别，不是前者在单位经济中百货、饭店等传统零售业结构上的偏轻，而是“银、证、期、保”类及衍生品等现代泛金融产品与制造业的百分比结构倒挂。

　　(三)中国经济结构不平衡表明自身产业链“定价”成分严重匮乏

　　不容乐观的是，伴随改革开放多年来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中国没有出现一个银行、证券、期货和保险等现代泛金融产业的同比例发展，形成第一、第二产业偏重，第三产业偏轻的布局。产业结构上，现代“银、证、期、保”类产业的偏轻。这一点在中国城市带经济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产业结构出现硬伤：现货市场规模巨大，期货和证券指数类产品及其衍生品类市场狭小。

　　现代泛金融产品与制造业的百分比结构倒挂为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带来了稳定运行的风险。传统大工业的车间经济产业有着相对完善的分工体系。化石燃料动力代替了人力和畜力，形成燃料动力和为燃料动力产业匹配的重化工和重制造产业；机械和机械的圆周运动替代了手工和作坊加工工艺，形成了轻纺、制造和日用以及为其配套的运输、交通和基础设施产业；城市聚集代替了乡间的田园作息，形成了城市服务也以及与其配套的各种第三类产业。如此大规模的商业聚集和和产业集群，使得现货整体经济中的投资部门、需求部门、外贸部门等任何一个的失衡和过热，都会以积聚和集群效应而放大。现货市场上的任何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偏离，由于其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刚性特征，得不到来自于期货和指数类证券产品市场上等比例量的反周期性反馈。经济的产业结构意义上的自稳定器不存在，现货市场上的任何内生性扩张——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过快——得不到市场体系本身调整性力量的矫正，往往把调整的过程推向行政拉闸，造成现货市场供给能力的损失和需求能力的扭曲和替代，让实际生产过程遭到破坏，结果是成长速度快，业绩效益低。

　　现代泛金融产品与制造业的百分比结构倒挂给为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带来的价值实现伤害是明显的。2005年，美国用占其产品总价值20%的实物性产品，实现了12?郾29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中国用占其产品总价值50%的实物性产品，实现了18?郾2万亿人民币的经济价值。美国经济价值总量与实物部门产值之比是1：0?郾2，中国经济之比是1：0?郾5。我们将经济价值总量与实物部门产值之比理解为一个经济的价值实现能力，则美国经济的价值实现能力是中国的2?郾5倍。如果考虑美元与汇率关系上人民币被低估的因素，则美国经济的实现能力还要更高。作为世界的“生产车间”，中国经济的观察特征是一个标准的“蓝领”社会的产业结构，“丰产但不丰收”。一个成长不稳定又为价值实现带来障碍的高速经济急需要产业结构的新成长模式。中国的城市带经济亟待升级换代，走向工艺性产业链条的积聚走向价值性产业链条的积聚。(2)

　　(四)国内主流认知对“大分流”现象的媒体反映及舆论偏差

　　而当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所谓的“世界车间”。中国作为“世界加工中心”，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中国的企业和居民从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好处？贸易上的“高进低出”的现状，就意味着中国的这个加工中心是赔本的，是“穷国补贴富国”。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商品的定价权。

　　商品定价权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表示：国际市场定价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国际经贸关系的分配格局。也就是说，定价权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对中国国际定价权缺失的问题上，国内的学者和媒体主要是从大宗初级产品的定价权分析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专家张明(2005)(3)认为：当前国际初级产品的定价权主要分布于两个领域。对于有着成熟的期货品种和发达的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来说，其价格基本上由最著名的期货交易所的标准期货合同的价格决定。例如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合约、NYMEX(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的石油合约，以及LME(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合约。对于尚无受到广泛认可的期货品种和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而言，其价格基本上由市场上的主要卖方和主要买方每年谈判达成。以铁矿石为例，铁矿石的亚洲基准价格每年都由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新日本钢铁公司和全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在4月1日之前进行价格谈判后达成。

　　在第一个领域内，中国国内不但缺乏一个成熟的和大规模的商品期货市场，而且缺乏成熟的和经验丰富的机构投资者。此外，中国政府还对中国企业充分利用国外商品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和投资施加了严格的限制(迄今为止只有26家企业获准进行境外期货交易)，因此中国的进口需求往往被国外机构投资者充分利用。例如，在预测到中国企业将大量购买某初级产品的前提下，这些投资者就会在国际市场上提前拉升该产品的期货价格。

　　在第二个领域内，虽然中国在铁矿石的进口份额上已经取代了日本的地位，但是中国企业迄今为止尚未从日本企业手中得到亚洲铁矿石谈判的主导权。其原因在于：其一，定价权的形成具有历史惯性，路径依赖决定了中国只能逐渐挑战日本在价格谈判上的主导权；其二，中国国内钢铁业集中度不高，难以选择令人信服的代表以及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其三，日本企业在主要的铁矿石供应商中都拥有股份，因此日本企业在铁矿石价格上涨中的损失可以从供应商的红利中得到补偿，因此在价格谈判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除此之外，国内关于定价权缺失的主要原因的研究，主要观点有：(1)中国商品期货市场不发达，未能成为主要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定价中心；(2)过于分散的企业结构削弱了中国外经贸企业的谈判地位；(3)中国制成品出口以引进技术和一般竞争性产品为主，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4)即使是创新产品，也往往加工程度不高，谈判地位虚弱；(5)以外资企业为主的中国外贸结构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在定价权方面的谈判地位；(6)定价权还取决于谁制定游戏规则和资本实力，它代表了综合国力。

　　市场定价权决定了国际经贸利益的分配格局，进而有可能决定一个走开放型经济道路国家的最终发展结果。观察日本、德国如何确立全球精密制造优势，意大利如何把北部建设成全球顶级服装品牌设计与制造基地，便可以明了。(4)

　　可见，国内学术界对于“大分流”现象或者对于商品定价权的缺失的认识上还存在一定的偏差。

　　二、现代金融产业链闭合成群是在国际上获得产品定价权的核心经济成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在国别之间和国别内部发生重大结构变化。在国别经济内部，大工业时代货币资本要素相对稀缺处于主导地位粘合劳动、实物资本、土地和其他经济要素形成巨型工程项目的时代特征逐渐居于二线位置，脑力和高智力要素从传统工业经济中的劳动要素中分化出来。反映在资本市场上，出现了资本追逐发明的“创业板”现象。(5)经济中出现了知识和知识产权重于资本产权的端倪。在信息化时代中，知识资本变得比货币资本还要稀缺。谁拥有了脑力和高智力资源，谁处在发明和创新的高端区位，谁就具有市场上收取制订标准和铸造抽象证券巨额收益的的优势性地位。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由于内部要素构成权重变化而出现数字化和指数化特征。

　　经济要素丰裕与稀缺关系的当代变革带来的产业结构变迁特征，为世界各国产业政策的制订敲响了警钟。在当代制造业中，产业链条会向拥有行业标准制订权力的方向倾斜；在现代服务产业链条上，低端部位提供服务，高端部位提供衍生及合同产品。传统意义上产品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分野变得相对模糊起来。如果说中国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建立物流中心，显示其制造行业从决策到生产已经完成就“后发展经济学启蒙”达成共识，从单纯制造车间向物流——市场营销等价值链条高端区位进军的话，则中国产业整体从宏观水平上规划服务行业的理论依据，还没有离开经典发展经济学的“巢臼”。在这些行业中，尤其是金融、期货行业所面临的抑制性制度环境使得它们停留于传统服务业低端区位，很难向现代金融、期货业的高端价值链条，或者说向产业性功能迈进。(6)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的生产大国，中国的产品区位总量综合排名应该处在世界各大经济的前列。但是，生产大国和经济大国之间并不必然具有线性正相关关系。如果说大宗农产品、能源和电力以及工业品原料是一个经济在单位年度内进行生产的代表性物质前提的话，如果说建立在原料和能源基础上的制造产业、高技术产业以及金融期货等产业和发达经济生产效率可相匹敌的话，中国的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理应和用同等能源和原材料进行生产的经济大体相等。事实是，美国仅生产自己所需实物产品的四分之一，经济总量却近乎中国经济六倍的当量。(7)

　　中国的经济似乎是只管生产、不管销售的车间生产，或者说是只管劳动，不管分配的“利他性”生产。生产大国变为国际产业价值实现链条上的“生产车间”。造成这一令人扼腕的无奈现象，其原因和我们的常识大相径庭：问题不仅仅出在我们的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管理制度不能高效地令行禁止、民族文化不具备现代经济所需的信用元素等等；问题更多地出在我们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成熟的发展经济学政策建议奉为金科玉律，在很多行业中忽略了九十年代末期以后发达经济国别内部产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强行抑制某些能为国民生产总值带来巨大新增份额行业的发展。

　　让制造业停留在车间生产的水平上是大工业时代的经典理念；让和制造业相关联的传统和现代服务产业停留在为大工业产业服务的观点和过去25年世界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势不相合拍。综观中国制造业产品生产区位和价值实现区位的巨大差异，不能不让人获得一种产业体系成熟后又见“落日的辉煌”的迟暮感觉。而发达经济国别内部产业结构的变革预示着传统意义上产品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分野日渐模糊：服务产业链条的低端部位提供服务，高端部位提供衍生及合同产品。这就要求我们在宏观水平上规划服务业时不落经典发展经济学之“窠臼”。在这些行业中，尤其是金融、期货行业所面临的抑制性制度环境使得它们停留在传统服务业低端区位，很难向现代金融、期货产业的高端区位(或者说是产业性功能)迈进。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别经济内部只有实现向高端区位，才具有在市场上收取制定标准和铸造抽象证券巨额收益的优势性地位，才能在国别竞争中取得“定价”权力。

　　(一)铸币收益与抽象证券铸造权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经济的产业结构发生变革后，服务产业链条的低端部位提供服务，高端部位提供衍生及合同产品。传统意义上产品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分野变得相对模糊起来。这一发展过程是以货币及期货行业的变革开始的。

　　1.“铸币收益”。

　　在现代货币银行产业中，低端链条提供存贷等服务，高端链条生产铸币产品。战后国际贸易体系的核心货币是美元。1999年，美国新印货币2340亿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推算，美国经济当年经济由于增长派生的新增货币需求加上国际贸易增长的新增货币需求两者加起来在550亿—600亿美元之间(Mundell，1997)。换句话说，当年美国从自己的铸币产业中收取了1800亿美元的超额利润。这一数字约相当于台湾省2200万人口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波音、通用、伏特和克莱斯勒四家超级制造业品牌公司的利润总合还要多。(8)货币行业由产业链条的金融服务走向高端铸造货币产品，单单是国际收益一项，就带来不可估量的产业收益。

　　站在现代产业发展的意义上，人民币可国际兑换不单是国家货币政策的取向能否为国家经济带来成本节约、获得间接收益的问题，而同时是国家产业政策的结构现代化问题，作为货币行业的高端区位，它能为整个经济带来比制造一汽大众汽车和上海大众汽车，甚或比整个汽车产业带来更多的国际直接利润。

　　2.期货产业“类铸币收益”——抽象证券铸造权。

　　货币是一种特殊又古老的期货合约。手持货币者拥有一纸全社会认同的合约，可以在未来的任何时刻购买合约规定量的商品。只不过该货币合约既不规定具体商品，又不规定期限，具有完全的流动性。期货合约和货币(合约)的区别，撇开技术细节，只不过流动性受交易品种和期限限制而流动性不完全而已。在有价证券的意义上，二者是一样的：既具备合约性、又具备价值性。

　　期货合约和货币合约的类同性，期货行业和货币行业一样，谁拥有了期货业内“合约的生产权利”，谁就能获得“期货货币”(合约)的“类铸币收益”，从而获得和货币行业一样的产业性功能。进一步，正是由于期货合约受交易品种和交易期限的限制，使得期货合约和货币行业不同(只能有一种产品——货币)，具有多样的一般等价物(标准合约)。也正是这种限制性条件所产生的多样性特征，使得期货行业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富金融产品创新性质的生产领域。股指期货、股指期权、个股期货、个股期权以及建立在这类证券基础上的衍生产品成为近十多年来一个方兴未艾、生机勃勃的新兴产业领域。传统期货行业的大宗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产品集合扩张，包含了合约、指数和数字类产品。期货产业也脱壳成翼，从传统范围突破，渗透到现代服务业类产业的各个领域。期货产业的现代化使得“银行——证券——期货——保险——指数类金融衍品”产业相互成群——泛金融产业出现了。(上)

    相关文章

    曹和平：金融创新与定价经济形成(下)

　　注释：

　　(1)这里以汇率标准换算。

　　(2)上述部分讨论见曹和平(2004)：《产业链闭合、商业积聚与区域经济发动机》，《经济学动态》， 2005第7期。

　　(3) 张明：《'中国因素'能否转为世界初级产品定价权》，《红旗文稿》，2005年13期。

　　(4)上述部分讨论见胡冠：《定价权关乎国家根本》，《新财经》， 2006年第3期。

　　(5)有些经济学家称为"纳斯达克(NASDAK)"现象。

　　(6)作者不认为金融、期货业的产权股份制改革比这里所指的制度环境改革更为重要。

　　(7)作者认为用汇率来衡量国民经济的"个头"具有很大的指标运用偏差。用购买力均等的PPP指标计量更为合理。

　　(8)同时，美国新增货币依据其核心货币地位通过一次现货购买和数次资本市场操作，约有85-90%流向了世界主要贸易区，特别是流向了这些地区的高美元储备经济。

　　作者简介： 曹和平博士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云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点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发展金融。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