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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国安
“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课题组推出2006年《医疗卫生绿皮书》。“绿皮书”认为，中国10年医改确实造成了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但是其原因并非如国研中心去年的研究所言是推行“市场化”惹的祸，而是政府投入“缺位”、监管“不到位”和功能“越位”造成的。在论述“政府投入缺位”时，该书第一主编
杜乐勋说，中国好几年卫生投入是有很大缺口的，“卫生部门的钱从何处来？就是‘不能给钱给政策’，从病人那里收来的。”
“不能给钱给政策”是怎么回事？杜乐勋这样描述“不能给钱给政策”的执行过程：财政部门说，卫生部门不就是缺200亿元吗？我给你政策，你多收200亿元不就够用了吗？卫生部门不服，我要得到200亿元的纯收入，就必须多收1000亿元。正是有关部门“给政策”，卫生部门多收了1430亿元。结果是，既增加了医药产业的销售额，增加了医疗器械产业的销售额，财政部门200亿元又不用给了，皆大欢喜。
经杜乐勋这样一描述，每一个中国人可能都会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是这么回事。这样的事何止是卫生部门？我们身边一些地方政府都在用这个秘方筹集资金啊。本地的重点高中圈了几百亩地，要投资一个亿，这钱从哪里来？财政没有，但可以给政策。于是先由政府协调，向银行借款。然后高中录取学生时，计划内的压缩到五分之一，80%成为计划外的，提高分数线，分不够，钱来凑，一分2000元。一年招生就可以搞上千万元。这政策出得好啊，财政一个子儿不花，政绩工程建起来了。
我们这里流传着一个关于“不能给钱给政策”的经典故事：公安局要建办公大楼，向市里要钱，市里“钱没有，可以给政策”。于是，嫖客来打桩，赌徒来砌墙，司机买钢梁，牌照来装潢。这决不是瞎编，新闻曝光的重庆市梁平县交警楼，不就是这样盖起来的吗？这个故事，生动描写了一些部门如何把手中的每一份权力，都演变成了捞钱的资本。
物理学常讲“能量守衡”，一个政策怎么就能产生这么多的钱？其实就是把本该政府出的钱，改为由老百姓出了。过去有关部门乱收费、乱罚款还小心翼翼，有了“政策”，他们的非法就合法化，因而也就有恃无恐了，只是害苦了老百姓。这样的政策，其实是违反法律法规的，是毫无政策依据的，是政府凭借权力随意践踏政策的行为。如果硬要说他们给的也是“政策”，只能是“土政策”。东汉的时候，董卓进京，他不拿“财政”的钱犒赏三军，而是宣布放假三天，任由军队抢劫百姓，强奸妇女，算是给军队的奖励。这也是一种“给政策”，可这种“政策”带来了什么？
必须给“不能给钱给政策”套上笼头，既不能让政府随意地“不给钱”，也不能让政府随意地“出政策”。从现在的情况看，这只能寄希望于人大监督。一方面，在钱的监督上，不仅监督政府乱花钱，也要政府花该花的钱；另一方面，对政府随意出台的政策，要对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审查，叫停违法的土政策，把政府行为纳入法治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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