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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与中国经济学家”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星斗
一会儿人们说我是社会学家，一会儿是法律学家，实际上我那些方面都不大懂。
我就是按照我的理解讲一些问题。吴敬琏教授曾经说过中国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我认为中国要警惕权贵市场经济，要警惕垄断的行政权力与垄断的资本、垄断的话语权三个方面的结合、三个方面的勾结。首先是垄断的行政权力，它实际上导致了一种权力市场经济或者就是权贵的市场经济，权贵的市场经济使得市场经济无法正常地运作，存在着广泛的政府失灵的状况，导致严重的腐败、官僚主义的现象，以及政府机构的恶性膨胀。对于政府机构的恶性膨胀，我一直比较耿耿于怀，中国这样的五级政府，冗员庞大。当然也有的人说，中国的官员的比例并不高，但实际上中国一方面服务型的公务员非常少，就像秦晖教授所指出来的，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的官员大多都在基层，这是跟发达国家完全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可能也比较多，但是它主要是在联邦政府那一级，就像美国国土安全部就有16万名公务员，但是下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了，而中国的问题是，县、乡、基层政府大量的冗员。而经过九十年代财政体制改革以后，就像秦教授所说的，财权上收了，责任下放了，基层政府养了一大帮人，但是又没有什么财政收入，那就只好去搜刮和以各种方式进行非法的掠夺，这样就造成了中国社会在基层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官民矛盾。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数据，中国的行政公务的开支，占财政支出37.5%，美国是12%，北欧那些国家，实际上是10%都不到。中国行政方面的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近40%！这样庞大的行政机构实际上使得我们国家国库空虚，入不敷出，没有钱去搞公共服务、公共医疗，没有精力搞这样的事情。这是垄断的权力造成的。
还有垄断的资本，我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有的资本。国有资本也存在着垄断的局面，国有银行垄断，效率非常低，不良资产非常多；还有国有股市垄断，中国的股市上市企业大多都是国有的，即使不是国有的，很大程度也是与官员、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样的私人企业才能够上市。所以，中国实际上基本上就是国有的股市、国有的证券公司，现在很多股市措施都是为了拯救国有证券公司。还有像国有企业的资本垄断、行政性的垄断，垄断市场、垄断资源这都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再有就是私有资本的垄断。私有资本很多实际上都是权力资本，有的人说，中国的资本、中国的企业实际上就分成两种企业，不能分成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实际上就是权力企业与非权力企业，国有企业和大多数私有企业都是权力企业，都是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少数的私人企业是非权力企业，像孙大午那样的企业的确跟权力是不沾边的，是非权力企业，但这是很少的。现在，垄断的国有资本、私人资本、权力资本做庄、操控股市，结果把中小股民上万亿元的资产都给卷走了。
还有就是垄断话语权的问题。我们处处听到的是官员的声音，还有就是为官员和权贵辩护的学者的声音。垄断的权力、垄断的资本、垄断的话语权，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官、商、学形成了一个大结盟，这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有人说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的结盟，我说是政治掮客、经济掮客、文化掮客的一个结盟，这是中国改革出现的最大的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应当更多地探讨我们的改革存在着哪些方面的失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腐败、权力对市场的介入，形成了权力本位的经济，我们的股市、银行、国有企业存在着大量的问题，教育盲目地产业化或者说是畸形产业化，医疗也是一种畸形的产业化，还有三农，都陷入了比较严重的危机。
对于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我认为经济学家、学者应当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承担很重大的责任。因为学者、知识分子就应当有责任为国家的正确的发展出谋划策，有责任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因为知识分子天生就应当是一个批评家。众人皆浊我也应独醒，也应当清醒，知识分子要履行他的良知的、道德的责任，当然更主要还是理性的责任。我们对国家的发展应当有一种理性的思考，要履行理性的责任和文化的责任。现在所幸的是，中国也有不少的学者非常关注中国的公平、合理，就像在座的各位，非常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中国的民主法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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