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杂志：商业雅皮和它未来的责任

　　在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崛起进程中，《中国企业家》是将引导一个阶层的生意与生活，还是直接成为这个阶层的生意和生活的一部分？

　　文/吴晓波

　　像一个商业雅皮

　　在中国的商业媒体中，《中国企业家》是我最读得懂的。

　　读得懂之一，是《中国企业家》不故弄玄虚，我从来以为商业不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企业家并不需要鼓动人们去攻占巴黎圣母院，他只是在一个和平的时代用自己的方式赚钱。那些似是而非的、枯燥的商业数字，那种以为惟有如此才能显示媒体专业性的做法，从来就是在自欺欺人。商业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一些故事，它与财富和生命有关。一个好的商业故事，往往能够用最简单的逻辑来推演，任何复杂到非要用图表和长篇大论才能说清楚的公司传奇，基本上都是-个骗局。《中国企业家》在这一方面显然要诚实很多。

　　读得懂之二，是《中国企业家》是一个有立场的杂志，这让我读它的时候知道在听谁的声音。它的定位是“一个阶层的生意与生活”，自从这句话被印在杂志封面上之后，它好像就被赋予了角色。它参与举办企业家年会，它赞助各种各样的企业家沙龙，它似乎想当企业家这个阶层的代言人。近年来，在这家杂志上我很少看到恶意性的企业家报道，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年它报道牟其中在北京郊区的某个寺院的聊天，记者把牟某人说的话一五一十地记录了下来，竟不用褒贬来归结；我还记得去年杂志刊登了王石去哀牢山看望褚时健的那篇报道，满纸充满了感性而悠远的描写；即便是在最近关于唐万新和顾雏军的报道中，《中国企业家》也试图用平和理性的姿态来展现事件的基本面。它的声音和立场一直都很清晰，你可以不喜欢它，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的这种姿态。

　　如果读过十来年的《中国企业家》，你会发现，这家杂志似乎已经渡过了狂飙的“青春期”。在一开始，它也曾经是一个愤青，看什么都不顺眼，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商业世界里的一切，它总是嗅到金钱里的血腥与卑劣，它试图扒开每一个商业故事的下水道。而渐渐地它开始转变，它开始思考商业的正面意义，它尝试展现财富拥有者的人性面，展示他们同样有责任感、会悲悯、会哀伤、会孤独，它从一个愤怒一切的“嬉皮”渐渐变成今天这个似乎可以包容所有的“雅皮”。这些年来，它一直在试图证明：“商业和性一样，尽管都很危险，但并不肮脏。”

　　它是一个商业雅皮，它不再“扒粪”——我对具有“扒粪精神”的财经媒体具有同样崇高的敬意，在今日中国，扒粪不是太多了而是还远远的不够，中国的“扒粪运动”才刚刚开始。《中国企业家》无非不愿意是其中的一员。今天，这本杂志似乎还在雅皮和精英化之间徘徊，说实话，我更喜欢前者，它不像后者那样的做作、自以为是和夸夸其谈。

　　如果要做一个类比的话，《中国企业家》一定是想把自己做成《福布斯》。

　　88年前，柏蒂·福布斯因为不满于当时的纽约商业报纸仅仅报道商业数据而创办了《福布斯》，他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这本杂志的基准：“对商业行为中人的戏剧化因素的关注”——这个表述听上去跟《中国企业家》的定位实在很相近。柏蒂的儿子马尔康姆把这个定位发挥到了极致。《福布斯》也是从辱骂资本家开始的，渐渐地它让自己穿上了西装，带上了领带，

　　它站在富人堆里，渐渐的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富人。《中国企业家》似乎也正在走这样的一条

　　道路，《福布斯》的畅销，与美国社会进入商业浮华年代关系密切。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野心勃勃的商业游戏成了每个人追逐的对象，《福布斯》在这中间扮演了当之无愧的代表。马尔康姆不失时机的推出了“福布斯400富豪”，它让志得意满的企业家有了一个巨大的“作秀”场所。

　　《福布斯》极大地展现了商业的公共魅力。它当然不失新闻的敏捷度和评论的公允性——这是媒体生存的基本，但是与《新闻周刊》和《财富》相比，它似乎离企业家的乐趣和价值观更接近一点。

　　二十岁的、越来越雅皮的《中国企业家》好像正在向《福布斯》靠拢。这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商业定位。

　　下一个二十年：

　　能否影响和引导一个阶层的生意与生活？

　　《中国企业家》已经创办二十年，在它出现前的一年，当今中国最著名的一些公司，如联想、海尔、万科、健力宝等等集体出现了，这应该不是巧合，与《中国企业家》同期创办的财经媒体还有很多(更早一点，《经济研究》出现于1978年，《经济参考报》诞生于1980年)，但是在二十年后还在一线成长的媒体却寥寥可数了。《中国企业家》是少数的经历了中国公司变革全过程的媒体之一。

　　我们现在想要关注的是，在未来，《中国企业家》还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奢华的商业年代。一个复兴的宿命在期盼了一百二十年之后终于如期而至，在未来的时间里，将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赶来这里，互联网正意外地将中国的人口优势化为商业的价值，人民币将持续升值，越来越的中国本土公司将远渡重洋开辟海外战场，我们有可能买下美国的某个油田、某座大厦、某个好莱坞影片公司，当然这一切都不陌生，30年前它们都曾经一一发生过。我最近一直在研究日本上世纪的那次经济复兴，从时间表来看，日本复兴的象征性事件发生于1970年3月，当时，世界博览会在大阪举办，日本政府史无前例地拿出二十亿美元举办这场空前的商品交易会，全球77个国家蜂拥而至，未来学派创始人之一赫尔曼·康首次在《芝加哥论坛报》上预言，“日本已经进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二十一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从1970年到198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50%，日本民族和经济扩张力的巅峰时刻出现在1989年，这一年，索尼公司买下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新闻周刊》的封面刊登了该公司的图标——站在基座上、手持火炬的女士，并让她穿上了日本和服，头发梳成日本的发型，一条标语上写道：“日本入侵好莱坞。”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日本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合著出版了哄动一时的政论书籍《日本可以说不》，全书洋溢着不可一世的信心。而周期性的跌落在谁也没有想到的时刻出现，1990年9月，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价值在四天内下挫了百分之四十八，股市惨况远远超过1987年华尔街的“黑色星期一”，三年后，日本地产泡沫彻底破灭。

　　我常常面对着这一段历史发呆。

　　此刻，我把它简略地描述在这里，心里充溢着无限的憧憬和巨大的不安。我在寻找中国复兴的象征性事件——它会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吗？然后的“中国路径”会不会与当年的日本那样重合？即便在今天，我们不也已经看到中国公司远征的启程了吗？我们不也开始听到诸如“收购沃尔玛”这样的豪言壮语了吗？我们不也发现民族主义的热火正在社会的各个阶层熊熊燃起吗？我相信历史决不会一板一眼地重演，但是，经济突然崛起对一个根基未稳的社会架构的冲击和对于东方民族的心智挑战，却几乎是同样的。最近，中国社科出版社与蓝狮子财经创意中心联合引进了一本美国畅销书《下一个大泡泡》，作者哈里·S·登特预言，美国经济将在2009年崩塌，将在2014年-2016年步入最低谷。如果他的预言逼近事实，那么，他所提供的事件表与日本往事、中国路径结合起来考虑，我们又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

　　在这样的历史大构架里，我们回过头再来审读财经媒体的历史际遇、责任和选择，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我一直以为，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复兴在人类史上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它所遵循的原则和规律，它所经历的阶段和轨迹，在一些国家早已实践。它的未来的扑朔性，完全取决于全民的理智。在这个意义上，媒体将扮演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重要性，已经超出了拷贝《福布斯》或模仿某本美国杂志的意义了。特别是在今日中国，由于媒体定位的交叉和特殊性，商业类媒体还往往意外地承担起了讨论公共事务的责任，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财经报刊如此众多和火热的原因。做为一家声名显赫的杂志，《中国企业家》将如何继续扮演自己的角色？它将在《福布斯》式的轨道上绚丽而高调地滑行，还是不由自主地背负上一些沉重而具有警惕心的责任感？它将引导一个阶层的生意与生活，还是直接成为这个阶层的生意和生活的一部分？

　　这些问题如剑高悬，忽忽悠悠。杂志的经营者或读者可以视而不见，也可以正面直视，无论如何，它和这个时代的所有宿命一样，都将在最意外的那一刻准时落下。

　　(作者为财经畅销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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