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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杂志，以及它承载的商业史
巴尔扎克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并预言了其灭亡，《中国企业家》恰好相反，在“企业家”群体还像野草那样从宽厚坚硬的石缝中顽强冒头的时候，这本杂志便不羞于自白：它有鲜明的企业家立场。
先有其名，再有其实。《中国企业家》在推动计划体制下的厂长、经理向真正的企业家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丁伟
命名
“75”的字样，在纽约时代-生活大厦闪亮了5个小时——这是《财富》杂志创刊75周年所采用的传统的庆祝方式。
“20年”的历史，在12月10日、11日北京中国大饭店排成一溜儿的《中国企业家》封面里贯穿——这是《中国企业家》杂志举办的2005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暨创刊20周年庆典。4年前，《中国企业家》创刊16周年的时候，就曾经把放大的200期封面林立在一起，宛如一道商界历史长廊，蔚为壮观。
就像很多企业在不经意间作出了改变历史的决定、有些决策持续发酵的时间超过决策者的生命一样，创刊于1930年美国大萧条时代的《财富》的命名看起来正是这样。创始人亨利·卢斯本人更喜欢“权力”(Power)，甚至“大亨”(Tycoon)，但他选了“财富”(Fortune)作为他即将创办的杂志新生儿的名字。卢斯坚信，商业是时代的文化与特征，企业对于每个人生活都有一种决定性影响，故他要找出一群名副其实的企业家为榜样，以此倡导“美国世纪”。最终，《财富》成了全球商业媒体的榜样。
名正言顺，中外皆然。反观诞生于1985年改革年代的《中国企业家》，其命名过程没有像《财富》那么浓重的美国式个人色彩，却也大值回味。
1985年2月，《经济日报》和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现在的中国企业联合会前身)准备合办一本杂志，会长叶沙找到当时的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请他为杂志题写刊名。是叫最初拟定的《中国厂长经理》，还是叫《中国企业家》？当时是有争议的。1984年中国刚刚开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对企业管理者标准的称呼是厂长、经理。“人们对‘企业家’这个名词，还不太熟悉，甚至还心存疑虑，”《中国企业家》杂志首任社长张沛回忆，其时一个最突出的疑问就是“社会主义有企业家吗？”
“一个刊名牵涉到我们国家对企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企业家整体的看法。”(《中国企业家》现任主编牛文文语)关于中国有没有企业家，袁宝华当时即认为，“有”，但不在国营企业，在乡镇企业，那时国营企业改革才刚刚起步，中国第一批企业家是从乡镇企业走出来的。据袁宝华说，最后还是一位中央领导拍板，可以叫《中国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不是平空而起的一个名字。那时，中国实行开放路线已逾六年，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新生事物和“零的突破”不断涌现，各路新鲜信息以每天更新的频次冲洗着中国人的视觉与听觉。
那是整个民族封闭已久的心灵得到极大解放的年代。许海峰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打出了“零的突破”；大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的农村过渡到了城市；步鑫生和马胜利成为新闻人物；描写改革者的小说《沉重的翅膀》和《燕赵悲歌》畅销；“鲁张柳倪牟禹”等后来叱咤风云的企业巨头开始了创业步伐，在社会的主流视线之外、在破败的车间与小楼里，海尔、联想今天被中国民众耳熟能详的品牌悄然诞生；1985年，美国《时代》杂志把邓小平评为年度风云人物，《财富》把他选进杰出名人录，美国著名记者、后来写《长征的故事》的索尔兹伯里为此给《财富》写了一篇短文，标题是“中国的首席行政负责人”。
凡此种种，回头来看，《中国企业家》杂志问世的年代毫不平庸。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85年5月，《中国企业家》创刊号推出。定价0.72元、内容61页(当年走红的社科类杂志《读书》1.50元、160页)。读者对象：各类工商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经济理论界人士，管理教育培训部门，海外关心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界人士。定位：厂长经理的知己、企业家的学习园地、知识顾问、开放窗口和知心朋友。一切均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创刊号封面人物是首钢党委书记周冠五和他的同事；“人物访谈”栏目里提倡企业要有“女排精神”；“每月评论”号召企业家要争当“有理想、懂业务、勇于改革的企业家”；报道了大邱庄的四次改革；介绍了海外知名企业家王永庆、李嘉诚、默多克；“新书架”栏目里推荐了美国同期的畅销书《寻求优势》——事实上，10多年后，这本被重新译名为《追求卓越》的管理书，经中国新兴的出版商包装、推广后才在中国商界找到了畅销的感觉(显然，二十年前的中国商人普遍不如今天这么爱读书和会读书)。
可以说，在当时市场经济空气在中国社会尚相当稀薄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家》介绍和提倡的这些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知识、企业家精神和理念，在80年代的媒体界显得相当独特，甚至有点前卫与先锋。
巴尔扎克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并预言了其灭亡，《中国企业家》恰好相反，在“企业家”群体还像野草那样从宽厚坚硬的石缝中顽强冒头的时候，这本杂志便不羞于自白：它有鲜明的企业家立场。
在创刊号的《代发刊词》中，袁宝华写道：“大多数企业仍然在变化之中，成效还不明显。有的处境还比较困难，基本上没有活起来。这里的关键，我认为还是缺乏真正懂得经营战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作为的人才去领导企业。厂长、经理的素质不高，已经成为阻碍企业腾飞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企业家》杂志正是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创办的。”
“《中国企业家》一降生，就与当时尚不存在的、或潜在的企业家群体结下了不解之缘。”现任社长刘东华曾这样追溯“一本杂志与一个阶层”提法的由来，“中国企业家是先有其名，渐有其实，《中国企业家》不但肩负了服务经营管理者，推动计划体制下的厂长、经理向真正的企业家转型的历史使命，而且在‘正其名’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企业家》20年历史，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在刘东华领导开创的“第二次创业”中跋涉。刘东华受命危难之际，在这本杂志一度元气尽失、难以为继的1996年调任《中国企业家》主编、法人代表，后任社长。如果说《中国企业家》早期即在社会上点燃过为企业家鼓与呼的火种，那么刘东华是后来把这火种重新拨亮、放大的关键人物。
此君激情过人，擅长高屋建瓴，有演讲天分，常以自成体系的逻辑和语境气贯长虹将听众征服。他到任后，鲜明提出“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百万富翁的财富属于自己，亿万富翁的财富属于社会”、“真正的企业家都是自愿为社会驱使的驴子”等生动形象而又简洁的口号，刻意推动全社会营造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关爱企业家的氛围，而给不少企业家留下深刻印象。如今的《中国企业家》记者在采访某些企业家时，时常发现他们对刘东华从1996年开始写了八年的“写在卷首”印象深刻，有位知名企业家甚至当着记者掏出了他的笔记本——上面记录了《中国企业家》卷首语的一些句子——喃喃念道：“没有哪个成功的企业家，心上不是结满了茧子……”
二十载岁月，《中国企业家》持续跟踪了企业家在中国的出现、勃兴、沉浮和主流化进程，几乎是中国惟一对这一进程进行完整记录的媒体。编辑部里里外外许多故事鲜为人知亦不复为人道，人们看得到的是，这本杂志搭建了一个上至民企重型化下至健康过劳死、外至拉美化危机内至企业家心灵的平台，正所谓“一个阶层的生意与生活”。(生意，媒体追逐者众；生活，关怀者少而浅。若干年来，《中国企业家》通过《财富婚约》、《企业家遭遇暴力》、《平衡的危机》、《怀念均瑶》等一系列生活话题的报道，对商人生活及精神世界的体察与关照愈加深入。)
从1985年5月创刊号的封面人物周冠五，到1998年10月的牟其中，从1988年6月报道首获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的20名企业家，到2005年12月第三年度推出“最具影响力的25位企业领袖”排行，从研究史玉柱的“失败”，到感受李书福的“生死”，从寻找“中国摩根”，到走进海尔的“雾中行走”……《中国企业家》以对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精神的聚焦，见证了20年的中国商业史。
一部《中国企业家》的历史，就是一部企业家参与强国富民的历史，是豪气丛生迎风破浪的历史、也是时而低徊、困惑盘绕的历史。自八九十年代缓慢积蓄能量后，21世纪初头几年，企业家群体的影响力、被认可度在社会结构中有了一个较快的提升，人们开始普遍认同企业家阶层概念，但2004年开始吹起别样的风。这一年由郎咸平发起的质疑MBO旋风在社会上带出一股对企业家、创富阶层普遍不信任的情绪，怀疑改制、乃至“仇富”。这类情绪甚至辐射到了素以“企业家立场”自谓的《中国企业家》身上。“企业家的狗腿子”等难听说法直接刺激着《中国企业家》编辑记者的耳膜——其实从刘东华到杂志社二次创业以来，《中国企业家》以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保证了采编和经营的严格分开，保证了“绝不拿原则和操守作交易”的特立独行，也保证了这一小群追逐梦想的媒体人足够的职业尊严与骄傲。而且所谓的“企业家立场”并不是单个企业家立场，而是从商业进步、民族复兴的层面上为中华大地上的创业精神、为整个企业家群体的兴起鼓与呼。但是，喧腾的舆论很难以更沉静的眼光去打量这家媒体。
为了解开编辑部内部有些年轻记者心中的困扰，主编牛文文在2005年1月给所有采编人员写了一封题为《学习〈福布斯〉好榜样》的信，引用海外媒体最近对《福布斯》杂志报道里的一句话，“美国市场对于最近的企业丑闻显示了极大的愤怒。尽管如此，《福布斯》杂志在其500万读者面前仍然扮演着商业社会拉拉队队长的角色。”
他在信里这样写道：“不要为我们的企业家立场而不好意思。在中国最终成为成熟商业社会之前，提倡和推进中国式商业文明，强调商业和商人话语权，仍然是《中国企业家》的使命。我们的同仁没必要因此觉得有愧于媒体人公正天职。对外代表整体商业阶层，批评反商业观念与力量；对内代表商业阶层中的先进人物与理念，批评落后及可能导致失败的商业逻辑——这才应该是我们这样定位的媒体人的公正观。”
1988年7月，当期《中国企业家》第一篇文章有这样的句子：
“1978年残冬，中华大地上开始出现了一个个新的‘幽灵’，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与忌妒，有人总想赶跑他们，他们反而越聚越众，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这些20世纪80年代东方的‘幽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的新型企业家，他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英雄人物……厂长是要耗尽一个人全部心血的职业，他们给祖国带来一片新绿，是带着绳索的舞蹈家……”
下一个十年，2015年，将发生何等奇迹？这一群“幽灵”，会继续创造什么神话？
回顾历史，《光荣与梦想》(记述了美国大半个20世纪历史的作品)的结尾引用了菲茨杰拉德的小说的结尾：“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
枭雄沉浮：荣与辱的编年史
登上《中国企业家》杂志封面是件光荣但也掺杂着危险的事情。在2003年11期封面文章《灾祸的征兆》中，在“银行发难、现金流断裂、关联交易频繁”等多项征兆后，《中国企业家》编辑部以不无自嘲的口气列出了第十项征兆：“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和《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封面”。
文章说，“你可以把这最后一个征兆当作一个黑色幽默……《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散发着最浓烈的财富气息的同时，却因某些富豪刚刚登上该榜，便接连“出事”、遽然跌倒和消失，而被视作不祥之榜(有人戏称为“杀猪榜”)。仰融、杨斌、李海仓、周正毅等等，均是从榜上滑坠下来的明星“富豪”。而《中国企业家》杂志自数年前作“研究失败”系列的封面报道开始，出现在封面上的企业家往往后来果然陷入失败泥潭，计有牟其中、胡志标、宋朝弟、仰融等人。”这是2003年的文章了，“不幸”的是，此条征兆在这两年里依然管用，在2004年、2005年，又有宋如华、陈久霖、顾雏军等人陷入这条“黑猫定律”中。
硬要追究其原因，大概一方面是《中国企业家》炮制封面故事的背景正是这些企业已有风吹草动之声——实回头细看《中国企业家》写这些后来的落败英雄的故事，其间并非一味吹捧、颂扬，倒是时常认为其前景含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另一个原因，这条令人哑然失笑的“规律”折射了中国商界在转型年代少年心气、体虚气躁的实情。《中国企业家》编辑部亦常以此鞭策与提醒各位同仁：各位编辑记者，你们所面对的、要研究的是一群高风险人群，他们的事业具有极大不确定性与不透明性，切记不能沉醉于企业家本人在彼时彼地的一番讲演而为某一家企业编织华美衣裳，要知道，天堂与地狱只在转瞬间便会换了图景。
千古风流人物，浪花淘尽英雄。《中国企业家》对企业家群体如影随形20年，不经意间，已看尽好几代枭雄。
枭雄者，乱世英雄也。在诸多富豪中，没有比1995年排名《福布斯》榜第四、身价3亿元的牟其中更像一个时代枭雄了。这位媒体明星成就了一些媒体神话。记者凌志军的《变化》一书提到，“90年代初是全中国企业家都无所适从的日子，除了点子大王，牟其中其人其事是中国最引人入胜的故事，报刊记者赋予他很多光环……”
在《福布斯》之前，1994年，香港《财富》总编辑关山就采访了牟其中，并把他放在8月号的杂志封面上，号称“中国大陆超级富豪之首牟其中”，“大陆首富”的说法就此叫开。
待到1997年，梁晓声出了一本《1997，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把老牟和东北大骗子王金彪相提并论，9月全国城乡书摊上赫然出现一本《大陆首骗牟其中》，10月《南方周末》头版发表《牟其中：首富还是首骗？》，老牟已经四面楚歌。1998年10月，《中国企业家》刊登封面文章《牟其中：还能走多远？》，此时已从《经济日报》派往该杂志社“二次创业”的刘东华，带着记者在北京潭柘寺采访了牟其中一整天，那几年老牟经常在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百花山“悟道”——后来《中国企业家》编辑部到潭柘寺开内部会议，此事被当作“社史”再次提及。以“空手道”和滔滔宏论著称于世的牟其中居然在采访结束时说：“以后不想说什么东西了，再说就脸红了。”两个月后，他想再说什么也不方便了。
那是一个企业家的多事之秋。1999年1月7日，武汉警方把口袋里只有500元钱的老牟带走了。9日，“中国烟王”褚时健在昆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国企领导人的“59岁现象”后来因而被媒体广泛讨论。1999年11月，牟其中被提起公诉——此前10月，大邱庄的禹作敏在天津去世；当时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牟其中：枭雄企业家的终结？》，算是给经历政治及经济转型期的企业家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而在12月的《中国企业家》上，80年代就采访过牟其中的《经济日报》记者王青写了一篇15年追踪牟其中沉浮记。
2004年，牟其中已入狱四年——这期间他不断有“狱中来信”传给《中国企业家》。在《中国企业家》“往事”栏目对冼笃信、褚时健等“昔日企业家寻访”中，老牟通过书面答复称，“我还在路上。”
老牟至今仍是一个有高度争议性的商业人物，他的入狱虽可谓商界一个标志性事件，但他并没有终结枭雄式企业家的历史。沉舟侧畔千帆过，而那些在江面上匆匆驶过的大小船只，谁知道它们又会迎头撞上什么明石暗礁？二十年来，无数大小创富者迅速崛起，又迅速殒落，《中国企业家》目睹了他们中很多人抛物线式的过程。
仰融欲以资本手段打通汽车产业链，曾对《中国企业家》前后数次滔滔不绝数个小时倾诉他的产业大梦，不料却败于产权之争；2001年5月，唐万新出乎很多人意料地出席了《中国企业家》参与主办的“上市公司管理论坛”，一上来便说中国上市公司老总具备全球企业所不具备的很好条件，就是不管你是非常好还是非常糟糕的企业家，都能从资本市场上拿到钱，所以他要利用资本市场来做产业重组，彼时的他哪会想到三年后德隆帝国倾塌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长期沉溺于便利地从资本市场拿钱的坏习惯；陈久霖曾豪气干云要在海外买下一个石油帝国，但仅仅几个月后便崩溃在国际炒家的辣手之下，而此时的他仍念念不忘他曾有的蓝图，喟叹如果上天再多给他一点时间……
曾有评价称《中国企业家》为“中国企业家荣辱成败的编年史”、“中国式的哈佛案例”，在20年高高堆积起来的杂志里，夹藏与压缩了多少枭雄的梦想、算计、叹息与悄然离去的背影？而如果只是简单的目睹、见证、记录，《中国企业家》如何超越先后崛起的各大小商业类媒体？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做杂志，最难的不是收集素材、发现思想，也不是招人、找钱，最难的是通过一群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的人，通过一定的磨合，形成一整套判断标准、判断方式、判断规范。有了这样的一整套判断标准、判断方式、判断规范，这本杂志就可以保持竞争力……《财富》杂志的一个很重要的创造，就是财富500强……《财富》杂志这几十年来，牢牢地把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的解释权、创新权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所以，《财富》杂志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一种评价企业的方式。在此之前，人们很难说清全世界哪家企业实力最雄厚。而有了《财富》的评价，不管它是否精确、得当，都可以让人们有一种比较，这是《财富》杂志的最重要的财富。”
《中国企业家》当然也想拥有自己“最重要的财富”，《中国企业家》当然也想在自己的平台上建立对沉浮不定的企业明星的评价体系。成功的媒体各有个性，但大体规律有迹可循。1982年，靠着发行人马尔克姆·福布斯力排众议推出的一份“全美400首富排行榜”，老牌商业杂志《福布斯》(比《财富》还早创立13年)一举走出了不景气的泥潭，再度成为美国顶峰级的商业类杂志。《福布斯》富豪榜由此成为了《福布斯》的标志和品牌。这个故事让中国的传媒人心生向往，总琢磨着怎么整出个“中国版本”来。
但中国的富豪榜最终被英国小伙子胡润先做了。这位年轻的会计师，与前辈们如16世纪的传教士利玛窦、编撰《剑桥中国史》的费正清、写《中国古代房内考》的高佩罗、翻译中国文学的马悦然等一脉相承，做着中西文化交融的事儿。1999年，他以一份粗糙的“中国最富50人”排行榜，重新审视了改革开放20年后的财富中国。
但就富豪榜的反响而言，胡润并不怎么受中国企业家及媒体同行的待见。1995年，《福布斯》与香港《资本家》合作，首次把17个民营巨头(前五名为：刘永好、张宏伟、冼笃信、牟其中、张果喜)列入“1994年全球富豪龙虎榜”时，还一片“喝彩”(当年《文汇报》的评论标题)，被认为是“外人眼中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好写照”。而1999年胡润弄“中国50富豪榜”，几乎求助无门。那时的他远不是今天媒体追逐的红人，也不像今天这般了解中国财富层。对他来说，掌握信息一个比较便捷的渠道是中国本土商业媒体。为此，他向一些企业家作了一个小调查：你经常阅读的报纸和杂志分别是什么？他得到的答案是《南方周末》、《中国企业家》。由此，2000年秋天，他走进了刚搬进中国五矿大厦的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寻求和《中国企业家》的合作。于是，12月出版的《中国企业家》是首家发布该榜的杂志媒体，当期《中国企业家》足足用了14页来刊登并解读这份50人名单，还配发了一张刘东华和胡润谈话的照片。以胡润的富人榜为由头，杂志主编牛文文在他同一期的“观察家”栏目里用了一个通俗的说法：“乡亲们的眼神不对了”。他分析中国富人与其他转型国家“攫财大亨”的不同，担忧“如果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不能尽快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财富观”，现有中国的这些财富形态可能“异化”，他期待在乡亲们的眼神里，中国富人的面孔能慢慢地“好”起来——后来媒体普遍的说法是呼唤更多“阳光下的财富”。
看起来，《中国企业家》很捧《福布斯》与胡润的场，而暗地里，《中国企业家》在面会胡润之前，已在琢磨怎么建立本刊对财富人群、领袖企业的评价方式。《财富》有500强，《福布斯》有富人榜，《中国企业家》有什么？
在那一期对福布斯富人榜的解读文章的末尾，《中国企业家》不避讳地指出：“国内每家有影响的财经媒体与企业家的关系、对企业家的了解都远比胡润的调查组更深更广，由国内媒体对中国富豪排名也肯定会得到更大的认同度。而中国媒体要担负起这一责任，有赖于媒体的产业化和整个行业的规范化。”
诚哉斯言。早在1999年5月份《中国企业家》卷首语中，刘东华便以设问的口气问道“我们为什么不搞排行？”他的回答是：“科学、公正地为中国企业排行，是需要主客观条件、需要很高资格的。”《中国企业家》眼下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换取一份信任，赢得一种资格。”
这是一个蓄势的过程。就在和胡润合作几个月后，2001年年初，创刊15年、“二次创业”5年后，《中国企业家》推出了它的第一份排行榜“未来之星——国最具成长性的21家新兴企业”。这份发表在2001年3月份杂志上的榜单，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对中国企业界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的结晶。有意思的是，《中国企业家》的这个“第一次”，回避了对它熟悉的中国大企业和大企业家的评价与排行，而是着眼于中小企业领域，定位为“寻找中国企业界的鲨鱼苗”。这既可解释为《中国企业家》从那时起走出对大佬企业、明星企业的小圈子关注，开始关注商界的新面孔、关注报道对象的未来性、成长性，也可理解为《中国企业家》在排行问题上再次选择了慎重。
第一份“未来之星”榜单推出时，《中国企业家》尚未建立起自己专门的调查研究部门，此后，专司调研、排行之职的调研部成立。又过了两年，在调研方面逐渐积累起操作能力的《中国企业家》终于推出了面向中国领袖级企业家的排行——“25位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袖”。自2003年开始，它和“未来之星”排行，分别于每年年终和年初在《中国企业家》上发布，成为《中国企业家》标志性的排行榜，也是当今中国商业媒体界颇具影响力与竞争力、每次发布均引起业界瞩目的排行榜。此外，调研部还不定期制作、发布各类规模较小的调查与排行。
除了以新闻报道方式见证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浮沉，《中国企业家》找到了观察商界变迁的另一只眼睛。
步步转型
牟其中说了很多名言，其中一句既大胆又形象：
“历史上有一个时刻——我说的是50年代初公私合营，国家剥夺资本家，很短时间里资产发生由‘荣毅仁’口袋向国家口袋的运动；那么，就可能对称地存在着一个反向运动，发生资产迅速由国家口袋向‘荣毅仁’口袋的运动。”
熟悉25年改革开放的人们都知道，这个“运动”的确发生了，但不是对称的，而是呈螺旋式上升。2005年10月，荣毅仁逝世，他1993年当选国家副主席，成了一种象征，在该年“两会”上，刘永好、张宏伟等50多位民营企业家成为政协委员，“荣毅仁”的崛起完成了一个轮回。从之前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1988年把“私营经济”写进宪法，到之后的2002年“十六大”把“三个代表”写进宪法，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中国企业家阶层已经成为中国受到一定尊重的主流人群。
《中国企业家》的口号也在发生变化。从二次创业之初“一本可能改变你命运的杂志”、“一本可能影响你命运的杂志”到后来“牵挂企业家命运”，再到“一个媒体与一个阶层”、“一个阶层的生意与生活”，《中国企业家》不断微调和校准它投向这个人群的焦距与视角。
“牵挂企业家命运”这句标语第一次出现在杂志上是在2000第8期，那一期封面是《哀兵艾欣》，看着艾欣那张无奈的愁容，你或许对“牵挂”主题还能会心一笑。但随着2001年年底中国入世等诸项经济大事次第推进，仅仅数年间，企业家已不复是昔日那个弱势、边缘群体，“牵挂”一说未免变得“牵强”。从2002年第5期始，“一个阶层的生意与生活”正式替代了“牵挂企业家命运”的标语，打在了杂志封面上。
但要转型的岂止一句口号而已，或者说，改变一句口号不难，而把新口号落实到流水线般的编辑工作中、落实到不间断出版的每本杂志里，就不那么容易了。
先来回望一下《中国企业家》“二次创业”崛起的媒体年代。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市场经济迎来一轮高潮，随之经济类报刊(那时还很少称它们为“财经媒体”)亦开始显现新的生机。《经济日报》两个月发表了20多篇有关市场经济的文章；从《经济日报》退下来的丁望创办了《中华工商时报》，开辟了现代财经报纸的先河；王安、方向明在《中国青年报》的“经济蓝讯”专刊，把该报见长于社会方面的深度报道转向了经济领域……1995年-1998年，是一些新生代经济类报刊集中创办、崛起的年份，无论是《中国经营报》开始以市场化方式运作经济类报纸，还是《经济学消息报》策划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大追寻”，或者《中国改革报》连载《交锋》，均可谓创新之举。一些执着新闻人“生命不息，办报不止”。京城一群知名媒体人于1995年复刊了《三联生活周刊》，经济领域的名笔方向明在一年24个封面故事里写了11个；1998年，胡舒立(1997年她还给《中国企业家》写了“走马香港金融中心”等系列专栏文章)做了《资本市场月刊》之后创办了现在中国颇具知名度的财经类杂志《财经》……
《中国企业家》也是在这段时期复苏的。自刘东华于1996年年中调任杂志社任主编以来，《中国企业家》在相当短时间内焕然一新。《羊城晚报》记者刘勇在他的《媒体中国》中写道，“刘东华竟然在一年之内令这本挂在《经济日报》旗下许多年、算不上新锐刊物的《中国企业家》打理得名声大噪。据称，《中国企业家》远学美国《财富》的办刊思路，因而生产出一批批有关国内知名企业家的独家报道，赢得了大量企业家和经营管理者的支持，刊物发行量及经营收入十倍于以前。”
可以说，《中国企业家》在90年代后期的崛起，一个很重要的拳头产品就是“研究失败”系列，那是《中国企业家》历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那两年正值一批在市场上初显峥嵘的民营企业在暴富之后又体验到速衰，在刘东华的策划、支持与鼓励下，方向明为《中国企业家》主笔了巨人、沈阳飞龙、三株等报道，开了国内媒体“研究失败”之先河，这些报道不但相对深入、透彻地解剖了企业的运营管理，而且是建筑在对企业家阶层的深刻理解之上，因而唤起了读者的极强共鸣。
但是，“研究失败”系列完成、“牵挂”主题唱尽，《中国企业家》又该寻找什么新曲？
1999年牛文文出任主编之后，《中国企业家》陆续以封面报道或特别策划的形式关注了“企业交接班”话题(《国企进入换班高峰？》、《乡企四少：子承父业的诱惑》等)、产权话题(《四通产权：孵蛋十年终破壳》、《元老难题》、《周厚健：要做“资本家”》、《分享春兰》等)、企业转型话题(《科龙革命》、《方正：领先的脆弱》等)……
这些选题的操作好像带着《中国企业家》从强大但单一的主题反复演奏走向更加丰富的多元奏鸣。《中国企业家》对企业研究和关注的视角走向更加“术”、更富操作的层次。而这本媒体的基本价值观与立场依然稳如磐石。
跨世纪之交，中国商业、财经媒体界兴起某种不曾明言、但心照不宣的“扒粪运动”，以《财经》的《基金黑幕》为旗帜、为向导，后兴媒体的各种揭黑报道不绝于眼，只是恐怕多数并没有《基金黑幕》做得那么地道。一时之间，商业丑闻报道成为市场最火的卖点，顾不上其中掺杂不少听风是雨、甚至与事实全然相违的成分。
“同样一个问题，有人在研究腐败，但我们则研究失败。”牛文文曾对外明言。这位曾连续两届获三项中国新闻奖的主编指出，“中国是一个缺乏企业家文化、缺乏商业文化的国家，也是缺乏连续商业史的国家，”他说，“中国财经媒体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成熟、系统、连续的商业观和财经观，勇于评判、揭黑幕，疏于思考、学习……你要真实地了解一个企业家，起码要让他谈，我不赞成只凭报表判断企业。即便你发现一个人触犯了法律，你还需要他的口供。所以一定要见到面，要有原始的‘证词’。”对内，《中国企业家》编辑部在培训记者时，要求他们采用“平心静气的讲述方式”，既要有对人性的关怀，亦要加强商业分析工具的使用，而前提是，不对企业施以道德或法律上的审判，不能刻意站在企业的对立面去“炒作”一些负面话题，优秀的商业报道必是冷静务实、切中肯綮的。
这样的立场与方法论使《中国企业家》有着独特的商业史及人性视角，也形成了其与企业家之间“朋友、敌人和老师的混合关系”(牛文文语)。敌人？——牛文文解释，“我们站在企业家立场上，也是站在整个国家、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立场上……(有些企业家)像痛苦万分，希望我们不要刊登对他的采访，但我们认为对群体有益就要报道，哪怕得罪个别人。”《中国企业家》也曾就不少报道的媒体立场与企业有过交锋，“令当事方或被报道方感到很难受”，但长远来看，不以一事一文取利的媒体，终究还是会取得绝大多数企业的尊敬。
和其他商业媒体相比，《中国企业家》更独到、深刻的功力在于，在变革顺流与逆流的交汇中致力推动企业逻辑与政府逻辑的对接、企业家逻辑与大众逻辑的对接。杂志持续关注民营企业的外部生存环境，比如2003年7月的查税风暴，在舆论环境一边倒地谴责企业家为富不仁、偷逃税款之时，《中国企业家》在大量采访基础上策划了“税之惑”专题，指出，政府在税制制订及执行不力上难辞其咎；比如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2001年11月，国家经贸委发布第六批汽车生产《公告》，吉利名列其中，这距离该刊10月号封面——《生死李书福》，刚好一个月，事实上，《中国企业家》是最早关注李书福造车的媒体，在他造车之初便替他发出呼吁之声“请国家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比如从央行“121号”文件到国务院“18号”文件，《中国企业家》尤其注重反映房地产商意见，提出政策的制订与出台不可不体察产业中坚的声音；在2004年的宏观调控后，《中国企业家》记者以细腻的手法记述了几家代表性民营企业如何渡过“这一轮”的全过程；而近年来在关注政商环境方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2004年1月份的封面文章《拉美化之忧》，若干位本土产业领袖在《中国企业家》的平台上发表了他们对政府的产业政策、乃至对外开放政策剑走偏锋的忧思……
巨变中隐藏着不安，突破意味着博弈。尽管《变化》一书中对中国之巨变有如此总结： “我们的国家在这些年里向前走了很长一段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政府放弃了97%的商品定价权，至少一千多个项目的行政审批权，取消了1965项农民税费，关闭了55500家国有工厂，同时还有几倍数量的私营企业开张了。私营企业主不用担心被整得倾家荡产，还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甚至还有机会加入共产党……”但中国的企业家们仍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这种令人生畏的变化不仅仅局限于产品、技术和资本，”法国作家皮萨尔在《中国与世界》中写道，“中国目前还正在经历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
事涉类似话题，每月一期(虽然自2004年10月份后改为半月一期)、100多页的平面媒体形式已很难充分、恰当地承载更多、更深的讨论。
可以说，《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的“会”就是在这些话题的驱使下从无到有、越做越大。尽管今天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会议部已是杂志经营平台的重要阵地，但是会议的催生剂绝不仅仅是媒体经营与利益需求，而是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许多人的确有话要说、要交流。1997年，姜伟反省飞龙“二十大失误”时坦承，“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目前还没有一种‘阶层意识’，其实每个企业家都有一种孤独感，对未来又有一种莫测感，非常渴望交流……”
姜伟的遗憾可以消除了，《中国企业家》杂志如今搭建了一个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公众、企业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平台，其月度沙龙、领袖年会、主题活动等，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财富俱乐部、企业家“圈子”。
有意思的是，创刊十周年时，首任社长张沛在题为《五月鲜花，十年盛开》的感怀文章结尾写道：“在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我衷心希望：《中国企业家》不仅仅要成为企业家的知名朋友，还要真正成为企业家自己的论坛。”老社长的希望在《中国企业家》杂志的第二个十年成真。如今，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的办会能力在媒体界可谓首屈一指，会议从简单的清茶一杯的座谈会办到了如今每年一度参会者上千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从1999年陶然亭杂志社旧址的小会议室(那是杂志社第一次组织“两会”企业家座谈所在)办到了中国大饭店、全国多座城市。如今每年春天的“两会”或其他重大会议，都会有多位企业家参加《中国企业家》举办的讨论会(一般是封闭性质的)，如1999年谈经济低谷期的企业战略；2003年谈外资压境之下，本土品牌还能否走上自主道路；2002年“十六大”谈企业家的政治预期；2001年《中国企业家》创刊200期，国内重量级的企业家们济济一堂，为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的畅销书眉飞色舞……
当年会在2005年已开到第四届，当刘东华又一次登上“坛主”的讲台，他可还记得六年前他带着几位同事对《财富》纽约总部的那次拜访？
在那次访问中，《财富》全球论坛的操作对《中国企业家》极具启发性，更重要的是，刘东华通过和时代出版集团执行总编辑缪勒、《财富》总编辑约翰·休伊等人的对话、通过参加《财富》编辑会，不无感奋地洞悉到，在《财富》的内部运作、《财富》的精神内核里，有和《中国企业家》如此相似的基因，虽然其时《财富》在纽约市中心高高的时代-生活大厦，而《中国企业家》只蜗居在北京南城一所不起眼的小楼里。1999年8月16日至21日，那次为期一周的访美考察，可谓开启了《中国企业家》的全球化视角。
是的，全球化。当中国企业已然开始征战海外，《中国企业家》不可能仍将视角停留在内、安之若素。牛文文说，“《中国企业家》应该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本土商业的代言人，就如同《财富》代表全球500强和华尔街资本主义，《金融时报》代表欧洲企业和欧式资本主义，《日经BP》代表日本商社和日式资本主义。”
从1999年海尔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设厂，《中国企业家》善意“提醒张瑞敏”，到2005年首家专访从海外铩羽而归的中海油CEO傅成玉，《中国企业家》观察并记录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每一个重要步点，本土商界又如何一步步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沙盘的战略要地。看得出来，这本杂志小心翼翼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寻求着某种平衡。它虽然鼓吹中国企业在必要时候要走向海外，赞同开放倒逼进步，但反过来看，在目前阶段，它尚不准备充当全球化价值观的急先锋，而宁肯成为本土企业价值的看护者。继上个世纪大张旗鼓地推崇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价值之后，这种根深蒂固的本土企业价值观始终是《中国企业家》杂志区别于其他商业、财经类媒体的精神旗帜。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本杂志会刻意为落后、低级的本土商业操作辩护者或代言人。试举一例—就像一只大象走进了瓷器店，当“中国制造”冲击了全世界的时候，这本杂志也在提醒那些长期耽于以价格战、血汗工厂拼杀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难道你甘愿或者能够当一辈子的“鞋蝗虫”？(2005年15期封面故事)
“25年前《纽约时报》是你的起点，24年前它是你的起点，10年前、5年前、1年前，甚至昨天，它还是你的起点。”1921年，阿道夫·奥克斯当《纽约时报》业主25周年，一位作家给他写信：“你不说我‘我已经’，而总是说‘我们将’。有一次问你担心做完了会是什么感觉，你说，但我还没有开始呢……《纽约时报》给你的只是片刻的幸福，明天是一个新时代。”
当2002年7月，一个入社不久的记者在《中国企业家》半年讨论会上，引用了《纽约时报》的这个例子来向杂志致敬时，刘东华大为感动。
刘东华曾用胡萝卜和人参的比喻来说明他的媒体观：“胡萝卜种收都比较容易，周期短，产量又高，风险没那么大；人参主要指严肃媒体，要让你所服务的主流人群认可你，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中国的传媒体制决定了媒体领导人很难想太远的事情……我们凭着一种‘无知之勇’，完全是为了某种理想和使命，走过了最艰难的阶段。圈子里的朋友都说刘东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的确这几年实现了或者说正在实现由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向有理想的传媒企业家、传媒经营者转变。”他笑了笑，“人参已经快熟了。”
但是人参真的快熟了吗？
带领IBM大象跳舞的郭士纳说：“长期的成功只是在我们时时心怀恐惧时才可能。不要骄傲地回首让我们取得过往成功的战略，而是要明察什么将导致我们未来的没落。这样我们才能集中精力于未来的挑战，让我们保持虚心、学习的饥饿及足够的灵活。”
2005年6月，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在斯坦佛大学作了一篇演讲。这篇演讲感动了许多人，包括中国网通集团副总经理田溯宁，田遂将此篇演讲转赠给数位朋友，其中包括刘东华。在演讲的结尾，乔布斯谈到了影响他年轻时代的一本杂志，其最后一期封底照片之下写着杂志的告别语：“Stay hungry，Stay foolish”(保持饥饿，保持愚蠢)。乔布斯对斯坦佛学子说，“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够那样，现在，在你们即将毕业，开始新的旅程的时候，我也希望你们能做到这样：保持饥饿，保持愚蠢。”值得所有人共勉。
(作者为《中国企业家》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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