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原教旨主义走下神坛 改革的新时代开始了

　　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走下神坛的2005年，改革者正在追求思想理论和实践行动的自主性、现实性和实用性

　　□记者 宁南 王晓玲

　　“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国的改革发展无论是观念上还是行动上，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 了重大的转变。”12月1日晚，伴随着耳边中央电视台播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位与会的官员告诉《商务周刊》，“此次会议体现出的指导思想与上届政府相比、甚至与2004年相比，呈现出了全新的思路。”

　　尤其令人瞩目的就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他看来，前者说明农村改革经历近20年的边缘化后重新成了改革的重心所在，后者标志着在技术发展上依赖引进的思路发生了重大修正。

　　“贯穿其中的逻辑主线就是，改革更加注重全局的平衡和尊重中国发展的现实。一些‘削足适履’的改革闹剧可能要歇一歇了。”这位参与制订“

十一五”规划的学者型官员向《商务周刊》概括到。

　　“改革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他说。

　　来自中南海的新动向

　　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3天前的11月2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进行了第26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根据新华社通稿，观察家们着重关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发言中谈及的两点：

　　其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其二，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使其“成为对祖国对人民有贡献的学问家”。

　　对此，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不是中央对最近刘国光所发表观点的回应？”

　　在今年7月15日的一次演讲中，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决策工作中的渗透表示忧虑，认为一些教育和研究领域的领导权已经易手于“西化色彩很浓的人”的手中，甚至提出应对领导职务进行检查，“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是就换……因为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包括国家的财经系统的一些领导岗位，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还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参见《商务周刊》2005年12月5日第22期封面故事《重组改革》)

　　将此归结成回应，显然是一种下意识的简单推理。问题的本质不在于中央领导集体学习的内容，而在于为什么要学习这些内容。

　　11月26日晚，在一次酒会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用他惯用的幽默在祝酒时说：“我看在座的真正的经济学家就不止五位。”引来一片会心的掌声和笑容。但这无法释缓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在公众面前遭遇的集体质疑。

　　7月以来，伴随着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公开发言中对教育产业化的激烈抨击，已成众矢之的的教育体制改革遭遇致命一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葛延风等人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也直截了当地指斥医疗体系改革是失败的；事关国资改革是否造成国资流失的“郎顾之争”，最终以顾雏军入狱而收尾……倡导以产权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并通过言论和政策参与掌控话语权进而影响改革进程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整体陷入一场空前严重的公众信任危机之中。一些人甚至情绪化地把他们视为富人代言人，“无视公平只求效率，漠视穷人利益”。

　　10月底以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和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邹恒甫分别对国内媒体发表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和“国内经济学家大多不入流”的评论，更为公众的不信任提供了足够的注解。

　　热衷产权和市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遭受的这种不信任，乃至互联网上占压倒性多数网民的漫骂，不可能不被关注民意的中央所了解。甚至，因为直接掌握和操作体制改革的实践，高层领导比单个公众更清楚改革中市场和产权作用的长短优劣。

　　一位曾经到中南海讲课的学者在与《商务周刊》的一次交流中指出，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在讲产权和市场的时候，往往有意无意地遗漏了人的行为以及隐藏在其后的利益关系。“这些年的很多制度改革使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这已经是客观事实。”他说，“转轨中产生的既得利益者‘恰当’地利用了制度重新安排的机会，加上自己强大的决策影响和游说能力，在改革中加进了自己的‘私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个时期的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甚至扭曲了改革的初衷。”

　　尽管他不相信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或者这样那样的学者会有左右一场改革的力量，但他认为，某种程度上“产权崇拜”和“市场万能”在诸多改革中的负面作用，已经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胡锦涛在集体学习中对经济工作者提出‘努力成为对祖国对人民有贡献的学问家’的寄语，实际上已经间接批评了一些学者”。

　　一个“海归”的改革经历

　　事实上，在刘国光所说的“西化色彩很浓的”经济学家内部，对评判市场和产权在改革中的作用也有着独立的判断。

　　11月21日，在古色古香的朗润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副主任李玲接受了《商务周刊》的采访。作为前世界银行政策研究部医疗改革顾问，在2003年非典肆虐的非常时期，李玲放弃了美国马里兰州Towson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的终生教席，回国执教。

　　这位目前国内为数甚少的卫生经济学研究者认为自己2003年回国是很恰当的时机，因为当时国家卫生部正准备推出全面的医疗体制改革，重点就是明晰产权，将医院卖掉。

　　按照当时由卫生部制订的一份未公开的《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以前隶属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医院的剥离工作，必须在2005年以前完成……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他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中国医师协会一位肖姓职员更曾向《商务周刊》透露，根据“上面的精神”，到2005年底之前，北京的医院要“卖掉”100家，上海“卖掉”一半，全国其他城市保留一两家公立医院，其他全部改制。大量社会资本因此闻风而动。据2005年初的报道，有至少百亿的民间资本和外资在伺机介入医院改制。(参见《商务周刊》2005年8月5日第15期《<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意外失踪》一文)

　　“卫生部当时准备推出的计划，就是期望利用市场功能来推进医疗体制改革。”这种情景，引发了“海归”学者李玲的强烈反应。

　　“我在国外做了多年相关研究，一回国就极力反对这场即将开始的医院产权改革。”李玲说，“国内似乎将产权和市场合二为一了，好像利用市场机制首先就要明晰产权。实际上，中国的医院产权没有什么不明晰的，几十年都是国家投资，就是国家医院。”

　　身在被誉为中国“市场派”发源地之一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通过各种渠道向政策制定者表达了对这种改革的担忧：“从医疗卫生改革的目标来说，矛盾的焦点是看病贵、看病难，产权改革只能解决看病难，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极低的人均收入，看病贵的问题只会更严重。这是不可能靠市场解决的，美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太好的教训了，美国医疗市场主要由私人主导的，产权很明晰，但缺点就是太贵。”

　　“国外和我们自己都曾有许多有效的经验可以借鉴，为什么只相信产权理论？好像产权一试就灵。市场我们从来没有放弃，但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机制中的一种而已。”多年对欧美医疗体制的研究使李玲认为，其实“贵”是最大的问题，中国的卫生部门期望通过医疗改革建立一套医疗保险体系，但现阶段中国显然负担不了如此庞大的保险体系。

　　尽管她的很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并不同意李玲的观点，但她依然坚持，“在社会变化巨大的转轨时期，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均收入低下，要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医疗服务，靠市场肯定达不到。”

　　李玲认为，其实中国自己曾经创新过切实有效的办法。“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为什么能够成功？其精髓不在于建立一个保险制度，而在于依靠互助，通过赤脚医生直接提供医疗，不但低成本，效果也好。”她认为，新型的、配套的低成本医疗供给体制，赤脚医生应该是一个方向。“政府养个村医，负责给村民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其实花的钱可能更少，效果更好。”李玲当即将自己的留学人员启动基金课题申请为“新农村合作医疗”。

　　在李玲看来，政府现在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两年前的思路，并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在公共产品上应该起主导作用。“我们的呼吁和从比较经济学理论上做出的判断起到了一点作用。”对此，她甚为欣慰。

　　回顾两年来自己对中国改革进程的切身观察，在美国受过严格西方经济学学术训练的李玲强调：“教育、医疗这些公共产品，是市场失灵的部分，必须由政府负责。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是公平性最好的社会，但过去20年的改革我们似乎走了一个极端，只考虑效率，不考虑公平。而毕竟，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人的快乐和幸福。”

　　部长狠批“市场万能”

　　不仅学者们开始反思“唯市场论”，一些身处改革最前沿的官员言辞也变得激烈起来。

　　几乎就在11月25日中央集体学习的同一时刻，距中南海一箭之遥的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发表了一篇颇为语惊四座的演讲：

　　“有一种说法，叫做以市场换技术，他们认为，只要市场开放了，技术也会随之而来，通过招商引资可以获得大批技术。可是事实怎么样呢？事实证明这种路子根本就走不通，这种说法有些自欺欺人。”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刘燕华列出了这种“市场万能”指导思想的“四大原罪”：“第一，市场是有限的，一旦让出去了，夺回来十分艰辛；第二，让了市场并不见得会得到技术；第三，让了市场则废掉了自己的技术；第四，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发展成为依附型国家，最后受制于人。”

　　他以命运多舛的汽车制造业为例。“以前上海、长春都有汽车生产能力和一批研发队伍，但为了引进德国大众，中国自己的品牌给废掉了，研究队伍、研究平台也不要了，形成购买一套生产线生产一批汽车，然后再购买一套生产线、再生产一批汽车的情况。中国的汽车生产技术和能力就在这种壮士断臂之举之下被废掉，直接导致目前中国汽车市场90%已经被跨国公司所占领。”

　　刘燕华的幻灯片上打出一句话，“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最后才有政治独立。”他痛心地说，汽车行业曾经对市场的迷信，最终“原有技术也丢了，新的技术又不掌握，真正成了依附型的汽车工业”。

　　面对市场的“误导”，比刘燕华更愤怒的要算10月28日刚刚退下来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这位被誉为2005年“敢说真话的高官第一人”，对把教育这个公共产品进行产业化的做法充满了忧虑：“教育是一个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对凡是能够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所以将教育产业化违背了我们的办学宗旨，也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但张保庆面对现实也很是无奈，“我不能否认，教育产业化的思潮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领导者那里、在一些学者那里是有的，有一些人现在都在鼓吹这个东西。我最近看到有个别地方把好的初中、好的高中以改制的名义卖掉了，变成了高收费贵族学校，普通人家的孩子上不起，这就是这种错误思想的直接后果。”

　　同样，医疗体制改革中的市场化操作产生的影响，卫生部部长高强也很清楚：“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公益性质淡化，出现了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的状况。有些医疗机构盲目追求高收入，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

　　在他看来，这些年的改革，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市场的作用，在理解和实践上偏差都甚大，“在欧洲发达国家，医疗卫生费用的80%—90%由政府负担。即使是美国那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医疗卫生服务高度市场化的国家，政府卫生支出也占到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支出的45.6%(2003年)。而我国这个比例却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30%以上，一直降到2000年的7.7%，甚至在2003年抗击非典，也仅占8.4%。”

　　“发展卫生事业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既不能太超前，也不能太滞后，更不能把维护人民健康的责任推向市场，推给社会和居民。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把医疗服务变成牟利的工具。”高强指出，一度把医改理解成“卖光”、“改净”的市场化思想，损害了中国医疗体系的发展。

　　相比刘燕华所处位置对汽车行业发展的“鞭长莫及”，和张保庆卸任的无奈，刚刚扶正为部长的高强，表示将依照中国的现实主动“实战”下一步医改：“欧洲的高福利型，我国政府背不起；美国的社会保险型，我国居民缴不起。中国的医疗服务体制改革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这条道路，在他看来，是“坚持政府在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制定政策、严格监管等方面的主导作用”，而引入市场机制，则“坚决不能忘记卫生事业必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一本流传于高层的书

　　相比2004年的宏观经济运行的激烈变化，2005年的些许平缓给了政府和民众自我反思的空间：经济运行一度失控的危险，让政府认识到了提高市场经济驾驭能力的迫切和重要性；而改革对效率的追求，在“市场万能”的催化下直接损伤了公正，使民众正在情绪化地把改革与不公平联系在了一起。

　　所有这些让2005年变得格外敏感。无论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还是以张保庆、李毅中、高强、潘岳、刘燕华和李金华等为代表的部级高官公开直斥时弊，在事件表面的不相关下面，暗藏着一条贯彻一致的逻辑内线：这就是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走下神坛的2005年，改革者正在追求思想理论和实践行动的自主性、现实性和实用性。

　　这其中，一本书所阐发的思想正在静悄悄地放射它的能量。

　　据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同事孙广振回忆，在杨小凯生命的最后一年，“小凯对其多年来推崇备至的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有所反思，知识背景之一即是奥尔森身后出版的《权力与繁荣》”。

　　事实上，比杨小凯发现《权力与繁荣》更早一点的时候，这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公共选择理论主要奠基者曼库尔·奥尔森的遗著，就已经被介绍和流传在中央高层领导的手中。作为奥尔森的弟子，著名学者张宇燕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这样解释了《权力与繁荣》的思想：“繁荣来自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后者源于每个人的劳动创造和巨大潜在的得自贸易之收益的实现；以上又导因于分工与交易的深度和广度，而后者又滥觞于个人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受到保护的程度；能够实施有效权利保障的唯有政府，因为只有政府才拥有垄断性的强制权力或暴力。”

　　奥尔森认为，鉴于政府既由人组成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某些个人和集团的影响，它是个人权利受到侵犯的最大威胁。因此凡是协调好政府强权和个人权利保障之间关系的国家，便会走向繁荣，反之则衰败。这样，经济上的繁荣与否的问题便转化为政治权力形成与运用是否得当的问题。

　　为此，奥尔森创造了一个高度浓缩其长期增长理论的概念——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即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

　　按照奥尔森的理论，“强化市场型政府”产生的逻辑和条件是共容利益。某位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或某个拥有相当凝聚力和纪律的组织，如果能够获得特定社会总产出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损失，则他们在此社会中便拥有了共容利益。

　　共容利益给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诱使或迫使他们关心全社会的长期增长。因此，只要存在共容利益，即使是早在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统治者都会尽可能地保护个人权利，按照最优税率对臣民征税，而不会涸泽而渔，以避免损害其收入长期最大化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在奥尔森笔下勾勒出来的“坏政府”，残暴、背信、欺骗、狂躁、分裂、好战、贪婪、骄傲以及虚荣；相反，好政府则智慧、和平、正义、信念、仁慈、高尚以及和谐。联想到新一届中央近年来提出“三个代表”、“保持先进性”，宣扬“和平崛起”，主张“和谐社会”，强调“执政为民”，以及对腐败分子“见一个查处一个”等思维，某种程度上暗合了中央高层对“好政府”的执政追求。

　　“奥尔森提到发展中国家时，指出其落后的最大挑战不在于资源或资本的匮乏，而在于他们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分工、交换等市场活动，特别是高质量的政府活动”。在张宇燕看来，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不是两极分化问题，而是如何在保障个人权利基础上，健全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社会主义长期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初期阶段的目标应该是让全民享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提供充分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

　　回到现实主义道路

　　中国改革所走的这样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表现出了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和智慧。上述那位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官员告诉记者，“谁都清楚，继续维持僵死的中央计划体制实属愚蠢之极，而一步迈入成熟的市场经济又无异于‘空想资本主义’。换言之，无论是走哪条路、如何走、还是走多远，都要看具体的条件。”

　　“如果说改革前我们吃过大的苦头，那么苦头主要吃在刻板地按照别人给出的条条框框来设计自己。今天，面对市场或者产权，一样有这方面的教训。”在他看来，这样的结论并非否定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而是应该认识到中国改革取得一些胜利成果的经验，一般原则与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那么，什么是中国？中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中？”张宇燕告诉记者，“中国大概是这么一个国家，要在相对很短的几十年内完成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事情。”他指出，中国目前同时在干4件大事：

　　其一，消除封建半封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形态，实现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向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国家的转变。这个过程，西方国家从英国光荣革命算起，花了几百年时间得以完成，日本也用了近百年的时间进入工业化国家。而中国从1949年算起，到现在50多年，期间还有许多干扰，想再用一二十年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进程；

　　其二，实现计划经济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与第一件大事有联系，但又有很大不同。工业化还有前人怎么做，大致知道路怎么走，甚至计划经济也曾经有前苏联可以模仿怎么做。而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前无古人，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样板；

　　其三，从人治的社会传统向法治社会转变。不是说以前没有法，而是今天法律的精神、内容和形式和中央集权条件下的法有着巨大的差别，且其中还包含着向国际接轨的意义。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领导权威型社会向制度权威的过渡，也是前所未有的大事；

　　其四，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度向一个开放的、不断提升开放档次和提高开放质量的国家转变。

　　“中国现在同时干这几件事，出现问题很正常，没有矛盾、没有困难才是难以想象的。” 在张宇燕看来，要解决这些大事业中出现的问题，一个强大而有效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是必要条件，“甚至可以说，所谓现代化的过程，实质就是建立一个最有效强化市场功能的政府的过程。这与中国当前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客观条件是分不开的”。

　　至于市场制度，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和民众，在情绪激烈和自我反省的2005年岁末，或许都应该温习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格雷在其《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一书中的阐述：“市场制度绝非普世制度，市场制度中的人类自由的合理性在于它们满足了人类的需求。如果它们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就有理由改变它们……事实上，无论是对每一个社会而言，还是对一个社会中的每一种情况而言，都没有一种最佳的市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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