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战略

　　特约评论员 梅新育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截至2004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近370亿美元。在国内资本相对过剩、庞大且仍在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因素驱动下，预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步入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然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还有可能对我国国内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为保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平稳发展，而不至于产生 严重后遗症，我们需要深入探讨解决一系列重要问题，让“走出去”的走的更好！

　　海外投资的目标是否切合实际？

　　对外直接投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目标的准确定位。一般而言，企业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主要是获取海外销售渠道、规避贸易壁垒、获取发达国家企业研究开发能力、获取重要原料／能源来源、降低生产成本，等等，但与贸易相比，对外直接投资成本和对经营管理水平要求较高，因此未必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最优方式。在决策过程中，企业应当充分考虑上述目标究竟能否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或是以最有利的条件获得。

　　由于贸易摩擦频仍，且国内劳动力、土地等经营成本的上涨趋势将因人民币汇率因素而进一步提速，国内不少劳动密集型敏感产品(纺织品、鞋类)厂商倾向于向海外转移生产能力以规避贸易壁垒和降低生产成本。然而，我国国内有着完备的产业体系，基础设施良好，无论是熟练劳动力还是原料、辅料、设备等都容易获取，广大的国内市场也有利于企业取得规模效益，其它国家很少能够同时具备上述条件，赴海外投资的厂商总成本反而可能高于在国内经营。纺织品贸易实行配额制度时代，不少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希望借此利用东道国的纺织品配额；在全球纺织品贸易进入后配额时代前夕，这些企业纷纷撤回国内，就是上述原因所致。或许政府更应该做的是推进贸易自由化，为我国出口企业赢得更有利的环境，而不是推动企业对外投资。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但还远远称不上贸易强国，缺乏核心技术和国际知名品牌、出口产品国内增值率低下是中国企业普遍的顽症。不少中国企业希望通过收购发达国家知名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取上述无形资产，突破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从TCL收购阿尔卡特移动电话，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部门，到海尔竞购美泰克，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这种冲动。但是，即使不考虑东道国政府会严厉限制涉及军用的高技术转让(如1990年2月美国商务部外国投资委员会勒令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限期退出收购美国MSMCO航空公司)，在无关国家安全的纯民用产品领域，任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都不是可以用钱买来的，如果中国企业自己不能在技术开发和品牌等方面形成足够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他们通过跨国并购获取研究开发能力和国际知名品牌的如意算盘最终多半会落空，徒然让安排这些并购的中介机构大发横财而已。TCL的阿尔卡特项目算不得成功，联想经营原IBM个人电脑部门的前景也让人担忧，令人欣赏的是华为、中兴等公司坚持依靠自有品牌和自主技术开发的国际化经营道路。在塑造核心竞争力方面，最费力的自主开发道路才是最有效的道路，企业与国家一样只有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路才能建立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

　　跨国经营的商业性风险与政治风险

　　企业开展对外投资需要应对众多商业性风险，其中汇率风险可能是目前最大的商业性风险。尽管短期内我们不太可能再次看到人民币汇率水平调整，但在长期内，人民币对美元与其他国际货币的汇率仍将继续显著提升。汇率水平提升一方面增强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实力，有利于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但同时也使我国海外投资企业面临货币错配风险，即以外币计价的海外子公司资产存量在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内母公司帐户上缩水。

　　在实践中，为了降低货币错配风险，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都相当重视在东道国和国际金融市场融资。1996年，美资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外部资金存量中有47%来自东道国；1995年，日本企业海外子公司融资流量的45%来自东道国。而且，适度提高境外企业在东道国的负债率还有助于提高投资回报率，这是因为当企业投资收益率高于利率时，负债能够提高股东的资本回报率。根据莫迪利亚尼-米勒模型(the Modigliani-Miller Model)，在存在公司所得税、完全资本市场、无破产风险等前提下，公司价值随负债率上升，企业100%负债经营而不使用自己的储蓄进行投资时，其价值最大。为了便利境外企业通过上述途径降低货币错配风险，我们需要在改进企业内部财务风险管理和国家外债管理的前提下，适度放松境内母公司对境外子公司信贷担保的限制。

　　海外投资中的政治性风险(又称“非商业性风险”)本质上是“与东道国政治、社会、法律有关的、人为的、投资者无法控制的风险”，传统上划分为战争和内乱风险(政治暴力风险)、征收风险、汇兑限制风险(转移风险)、违约风险、延迟支付风险5类，进出口贸易中的政治性风险还包括进口国政府禁止进口的风险。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政治性风险有着不同特点，近年来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面临的上述5类政治性风险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即传统战争风险转向和平环境中的政治暴力风险；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总体降低，蚕食式征用风险日益突出；汇兑限制风险(转移风险)总体大幅度降低，但部分金融危机高发国转移风险仍然较高；违约风险集中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国家延迟支付(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不可忽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更高；禁止进口风险日益与技术性贸易壁垒相结合。与此同时，第三国干预风险等新型政治性风险也日益崭露头角。

　　目前，除了参与国际调解与仲裁之外，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政府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多边投资保护机制、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证3个组成部分的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应对体系，对保护我国企业和国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按照满足我国企业和海外华商实际需求、应对政治性风险发展趋势两项标准衡量，我国现行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应对体系仍存在多项缺陷，完善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应对体系势在必行。

　　作为一个2004年初级产品进口额1173亿美元、初级产品贸易逆差767亿美元的国家，中国从政府到企业都颇为重视通过跨国投资取得海外能源与原料这一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就是中澳合资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项目，迄今我国海外大型直接投资项目多数集中在初级产品开发领域，近两年我国企业在海外资源开发领域的投资也在迅猛增长，有效应对政治性风险的压力随之上升。就海外资源开发而言，当前最重要的莫过于选择适当的参与时机、形式、环节和东道国，从源头上降低政治性风险的概率。

　　我们应优先选择经济相对困难但有能力维持全国局面总体稳定的东道国。美国虽然总体上堪称外资政策最自由的国家，商业环境良好，获准合法开展经营的内外资企业通常无需担心社会动乱、政府官员敲诈勒索等在发展中国家常见的问题，但传统上相当重视对外资的政治安全审查，而且某些政治势力将中国视为唯一潜在战略对手，泛政治化倾向突出，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可能是发达国家中政治风险最高的国家，对从事战略性资源开发行业的中国企业来说绝不是个好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失败，实在不足为奇，甚至值得庆幸。

　　对外投资伤及国内资本积累之虞

　　国内资本积累与对外投资之间既存在统一性，也存在对立性。其统一性体现为海外投资有助于减少国内相对过剩资本，提高投资收益率；就中长期而言，在正常情况下，海外投资收益回流最终将超过初始对外投资，从而有利于增进国内资本积累，对于一个趋向老龄化的社会而言，海外投资收益回流对国内资本积累的增进作用尤其显著；海外投资能够延长对应实物资本与产品的生命周期，从而提高其收益率。国内资本积累与对外投资之间的对立性表现在过多对外投资可能导致国内资本积累不足。

　　首先是资本合法流出导致国内投资不足。我国不仅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而且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不仅在总体上仍然需要通过持续的高水平投资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而且需要通过投资在国内的区域间梯度转移延长实物资本的生命周期，并缩小区域发展的落差。尽管我国已经出现了相对的资本过剩，但相对过剩资本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中西部和农村地区总体上不存在相对过剩资本，仍然处于绝对的资本短缺之中。

　　在国际背景上考察，当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丧失成本竞争力而需要转移时，我国中西部地区实际上要与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竞争这部分资本；倘若沿海发达地区的相对过剩资本(包括内资和外资)出于单纯逐利动机赴海外投资，就无异于剥夺了国内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机会。由于我国需要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矫正畸低的消费率，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迁移；对于其中面向海外市场的企业而言，当他们选择迁移目的地时，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沿海地区无疑比中国中西部地区拥有区位优势。因此，沿海发达地区资本外流损害中西部发展机遇是我国面临的现实风险。

　　另一个就是开放海外投资加剧资本外逃。国际财经界和经济学界一致公认中国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规模极为可观，早在1995年5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将中国列为1995年世界第八大对外投资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最大对外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外逃的具体数额估算结果各不相同，从每年100余亿美元到近500亿美元不等。如果国家开放海外投资，必然给外逃资本增添便利。尽管由于中国国民储蓄率居高不下且外资纷纷流入，甚至许多外逃资本也在转换身份后回流国内牟利，资本外逃尚未危及国内投资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外逃永远不会给中国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造成现实的损害。

　　有鉴于此，从我国储蓄率高但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统筹国内资本积累和对外投资时，至少在近期内，我们必须秉承内以国内资本积累为主、发展对外投资为辅的原则，具体做法是在国内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吸引国内外资本，避免对外投资造成国内投资不足。

　　(我国2004年第一次向社会公众发布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完整的2004年度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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