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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幼鸣
当代中国主流政治理念演进至今，已经承认经济社会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养成利益协调机制与能力是应有之义。
本年度“两会”正在召开之中，把“两会”视为中国社会各种利益矛盾的博弈平台
符合主流政治理念。这一现实任务系“两会”无法推卸的使命、责任，问题倒是围绕利益诉求主题，“两会”是否博弈得足够充分，功能是否受到了消解。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要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设想，必须突破“三农问题”瓶颈制约。本年度“两会”上，“三农”问题表面上看依然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但认真观察能够发现，围绕这一困扰中国经济社会的核心难题，博弈之局已发生微妙的变化——会内会外对“三农”从“政策倾斜”中获得利益的“表扬与自我表扬”多了一些，针对实质性化解“三农问题”要打破的诸多既得利益格局，则博弈“火力”不足。
化解“三农”问题存在两个向度：一是以今年一号文件为基点，推动“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划的落实。实现对广大农民的公平与正义，先取消“以产定收”（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人头税）的农业税，进而扭转对他们的“国民收入分配不公”系基础一步。事实上，为此做出政府财政资金安排属于相对易于办到的事宜。
二是促动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向“三农”配置。这是比“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难做到的事——如何让金融资源、教育资源、市民待遇资源、社会保障资源、私人资本资源等非中央政府“直控资源”向“三农”配置（姑且不提倾斜性配置），项项是难题。在该方面，一类资源本身属于公有，但配置资源的垄断部门囿于既得利益，非外力迫使，不会改变现有格局；另一类资源，比如追求市场利润的私人资本，投资“三农”相关领域无法获得社会投资平均收益率，则缺乏动力。
让广泛的社会资源向“三农”配置需要“两会”有所作为。譬如，通过立法的方式实施对社会资本投资“三农”的收益补贴，以及以种种形式促使公有资源控制者进行资源再分配等。而在这一过程中，无可避免的情形是，代表、委员们将出现不同看法。譬如，至今金融资源不要说向“三农”倾斜性配置，连依据其对国内生产的贡献率基本合比例地配置都未做到，同时涉农金融的腐败“租金”之高也位居同类金融服务榜首；但是，如果要促动金融资源再分配，来自相关界别的代表、委员们未必就不会提出种种反对意见。
不难看到，“两会”会场内，直接代表9亿农民的农民代表、委员们比例需要提升。农民代表、委员们自然应该充分表达出所代言群体的意见与诉求，眼下的现实是“三农”的利益主要还得靠非农民身份的代表、委员们来主张。正如政协会议开幕后，吴敬琏先生就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所言，各种行业都应有自己的自治组织，否则没有谈判能力，当然处于弱势地位。
如果说“农民利益由非农民主张”一点悖论因素没有，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降低由此带来的化解“三农”问题的不利因素，还得拜托非农民代表、委员们本着社会责任感，多说“农民话”。而于会外，媒体舆论则应该认清解决“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记住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误以为农民从农村改革中获得了大好处，竞相报道，形成了对农民展开“利益调控”舆论氛围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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