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反哺农业仍需耐心等待

　　孟雷

　　今年两会召开前，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在山东召开的全国春季麦田管理现场会议上透露，全国已有26个省区市宣布提前免征农业税，约有7.3亿农民今年将减轻农业税负担200多亿元。

　　200多亿不是一个小数字，但也有人认为200亿元听起来很大，但平均到每个农民头上其实才只有30元，这让他们对这项措施的兴奋“打了一个折扣”。他们认为，农民最迫切需要的，其实不是免除农业税，而是免除“其他费用”。

　　的确，对于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来说，最难承受的不一定是农业税。

　　不能否认，在很多地方，在很多人的遭际中，变相的乱收费现象仍然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和承认，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的施行，“村民自治”、“一事一议”观念和法规的逐渐深入乡村。法律知识的增加，和全新的依法办事的观念改变了农民，而且在大多数的乡村见到了效果，乱收费在乡村里不是随便就可以收了去的。

　　同样地，传统宗族秩序趋于瓦解，使乡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内部稳定性的同时，也使“人群”逐渐散开为能够独立承担社会、私人事物和责任的家庭以至个人，利益取向由共同体走向差异化。这个民情基础，正是凡收钱花钱都必须经过“一事一议”的法规基础。

　　所以，最重要的问题依然是在工农业剪刀差的问题上。“三农”渐成显学，城乡差别仍然巨大，剪刀差人人喊打，使其逐渐消弭已成共识——“使当农民只是职业选择，使住农村只是环境选择，而不代表降低物质需求、供应水平和生活质量”，这当然是最令人可兴奋的将来，但三步是否能并做两步走，却是一个须谨慎对待的问题。

　　可以确定的预期有两个：一、近期目标不是完全消除工农业剪刀差，而是承认它的存在并且尽力缩小它；二、在很长时间里，可能还不会有大幅提高种植补贴等全面“反哺”农业的消息。

　　如此说来，即使取消农业税只减了30元，我们仍然应当”十分兴奋”，因为这是一项稳健和务实的措施。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工业(包括城市)反哺农业(包括农村)的阶段实际还未达到，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的现状还是疲软的而且薄弱的，不仅无力反哺农业，而且还有着对剪刀差的现实需求。

　　那么，这种现在还无法完全停止的“剪切”会到何时为止呢？按照进入长期大额补贴状态国家的模式，一般规律会是这样：一是切无可切。再切下去不再有多少的“油水”，但会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并已感觉到这个危机。大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曾对德国人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德国乡村没了生机，那么城市也将窒息”；二是工业成熟到独立发展的阶段，才能停止剪切，并逐步进入到以就业、教育、医疗、直接高额资金等方式补贴农业的时代。对照来看，中国还没有达到这个临界点。

　　2003年以来，粮食直补、税费改革、农村合作医疗的重建、乡镇教师工资发放上划、取消城乡户籍差别以利自由流动、加大转移支付比例等行动，中国已经推进了不少。但人们为何仍会感觉“兴奋打折”呢？——直补加的钱不多、税改减的钱少点、医疗能报销的上限低了点、教师工资县发但得乡缴(农业税没有了农业乡镇没钱缴)、户籍差没了但待遇差还在(比如三险能否入保)、转移支付加大了但仅能多少保住乡镇干部工资——这样的不满足很多，归根结底是能拿出来反哺的钱太少，拿不起。

　　在目前工农业产值比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增加农业利润将以减少工商业利润为前提，几乎是必然的。我们认为，现阶段政府的目标只能是“减负”，而不是“反哺”，在我们承认城乡发展已明显失衡的状态下，开始减少向农业、农村、农民索要而已。想开始不打折扣地兴奋，我们还没有本钱。

　　当然，人们急于实现工业对农业反哺的心情可以理解，如果一定要等到工商业有了足够发展、有了足够的政府可支配利润才会发生这种反哺，那未免太迟了，因为“足够”这个概念难以测量，实际是在你行有余力的情况下，不忘记把人家或心甘支援或自己从人家那里强“调度”来的利益送回去，并付上利息，这更该叫做“还账”或者“偿付”。于是，事情只会是这样，而且只能这样来——拱卒不已，使“减负”永远是最正确的提法和做法，直到走到实际已可以看作是“反哺”的程度。而且，这样也就好计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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