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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幼鸣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4——地区现代化之路》引起广泛关注。
这项建立在经济史数据和模型分析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现代化所面临问题与路径
建议的课题研究报道，可“截取”内容十分庞杂。国内媒体竞相报道中，大都采用了“各取所需”的做法：有的侧重反映“中美经济差距100年”，有的乐观宣告“本世纪中国要进世界前10”，更有地方媒体积极介绍本省现代化程度排名全国第几并沾沾自喜。
在中国，现代化相关论述既出，即引起舆论热议情形近二十多年来已反复发生。先说部分媒体对此次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报告的“截取”方式：热衷于突出排名位置、落后差距和追赶时间表明，至今国内舆论习惯于将现代化理解为一种经济赶超行动。
这样的认知水平放在二十多年前尚有现实功效，让长期被“禁闭”的国人恍然大悟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而相对于近现代以来的“民族觉悟”，已属倒退。不错！现代化概念提出一开始就建立在比较基础上——相比于18世纪即经历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近代中国贫穷、落后，但在当政者与精英阶层以为只要学习西方工业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即可改变落后事实想法碰壁后，早已达成的“民族觉悟”是：国家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制度与文化问题；脱离了制度与文化更化变革，想单方面突进，改变经济落后状况缺乏土壤。
现今，虽然在现代化的内涵及表述上存在不同说法，但采纳“交集”部分不难发现，国家与社会现代化的应有之包含以人为本的国家理念、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完善的法律制度、市场化的经济秩序和较高的工业化水平等。无疑，继续将现代化视为经济赶超行动完全不合适宜。
引起此次热议的源头——《中国现代化报告2004——地区现代化之路》本身也存在不少可资放大的漏洞。
这一报告立足于比较分析的角度，提出路径与目标，属于现代化课题研究的常规做法。其得出了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量化指标，这是其有价值的地方。
而报告的总体问题与“郎咸平研究”的毛病类似，数据处理和局部结论固然可信，上升到整体层面，开出的“药方”则让人存疑，并有误导之嫌。
报告提出通过综合现代化的方式，在进行以提高工业化率为内容的第一次经济现代化同时，抓住“知识革命”的机遇，实现国家经济现代化。课题组负责人把综合现代化模式比喻为“挖运河”——在人类文明的河道上，有些国家已经进入知识社会河道，有些国家仍然航行在工业社会河道，后者为了赶上去，在两个河道之间开凿一条运河，沿着运河航行，有可能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船队——所言“抄近道”的说法过于理想化，类似观点在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似曾相识。
在该方面，基于中国实际，倒是有不少需要独立思考的内容。中国最显著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在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相对匮乏的国情约束下，实现高就业率无疑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无法回避的关键性指标。以此观照，或许尚不能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创新研发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方面。
报告另有两个问题也让人无法忽视：一是冠名为“中国现代化报道”，却以经济现代化为研究内容，同时未把经济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纳入研究范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学术研究怎能做如此概念发达？二是把中国列为初等发达国家，如果数据分析如此也就罢了（如在报告中，虽然是计划经济打的工业底子，数据显示辽宁省排名全国现代化程度前茅），但这是课题组特意安排的结论。课题组负责人认为它与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不矛盾，“这种提法能鼓舞人心，能唤起人民奋发向上的斗志”。哲学与社会科学难道能偏离科学的基本原则吗？
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中国现代化之途存在诸多陷阱。即使在经济现代化这一向度上，也存在把现代化异化为“达标”与“赶超”的“大跃进”动员机制。综观《中国现代化报告2004——地区现代化之路》，固然也谈了经济现代化需要克服的问题，但仍给人以描绘中国实现现代化“赶超图景”之感。
一段时间以来，各地疯狂追求经济增长，以ＧＤＰ数字考核官员政绩已造成巨大负效益。而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出现将ＧＤＰ变换为现代化指标，继续加以追逐的势头。在有关现代化言论可能被利用的现实之下，观点提出无疑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格外慎重。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4———地区现代化之路》公布后，有媒体称为“权威报告”，也不知有多少地方政府会依此为编制现代化蓝图。这是需要就一份观点创新内容不多的课题研究报告，指出其瑕疵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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