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货币政策决策需要规范化 否则后患无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魏加宁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于2018年4月1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魏加宁出席并演讲。

　　魏加宁表示，无论是美联储还是日本央行，所做出的货币政策过程都完整记录在案并定期公布，相较他们，我国的货币政策制定过程必须规范化，否则后患无穷。“中国的货币政策到底谁在做决定？都有谁参与？在决策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每个人表的什么态？”，“这个事情不规范的话，将来后患无穷，将来说不清谁要承担责任”。

　　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下午好！首先声明一点，我今天是以新供给50人论坛成员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我的发言与发展中心无关，而且本人只是一个学者，讲宏观经济与股市无关，讲改革与政治无关，我们完全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探讨，如果有报道一定让我看一下。

　　我今天想讲金融改革下一步的重点，听了前面一节辽宁王院长的发言我很有感触，他讲的很多观点都非常重要，很多提醒也非常重要，尤其他讲到国税和地税合并的事情，我是很担心，习总书记几年前曾经讲过，改革千万不要犯颠覆性错误，今天把国税、地税合并是为了省点经费，将来怎么办？

　　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财税改革要不要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或者说是地方自治。如果你朝着这个方向走的话，将来早晚有一天国税和地税还要分开。如果没有地方自治，没有一个地方自我约束的话，地方债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光靠中央兜底，最后地方政府债务早晚会把中央财政拖垮。这是关系改革大方向的问题。所以，改革一定要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

　　如何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其实刚才王院长也提到了，用我的话就是，一定要开门搞改革，而不能关门搞改革。关门搞改革你听不到大家的意见，甚至连专家学者的意见都不能充分听取的话，那改革方案很可能见光死。

　　为什么我们有些政策一出台老百姓反映非常强烈，就因为是闭门造车。刚才讲财税改革，比如说增加税收，增加所得税，大方向是这样，现代国家都是这样，但是有一点不要忘记，任何一个国家的财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互动的，配套的。你光想着从老百姓手里拿东西，那么你给老百姓什么？这个问题要想好了，你不能光取不予。所以，这是关于改革的大的思路。

　　回到金融改革上，今年讲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从金融安全的角度看下一步金融改革重点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金融安全网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审慎监管体制。我们最近在做的有关竞争政策研究的时候，试图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过去只强调它的商品化方面，市场化方面，但是没有注意到它的约束机制。所以，我们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框架，实际上也就是回到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大家都知道，他的《国富论》，强调看不见的手，这方面讲的比较多，但是亚当·斯密还有另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开始大家没有注意，后来发现这两个观点好像是矛盾的。现在我们试图把它统一起来，统一到一个框架上：就是市场经济它应该有三道约束机制。

　　第一道约束机制就是经营者自我约束机制，也就是市场伦理，职业操守或者道德规范，亚当·斯密讲，每一个人内心中都有一个“正义观察员”，当他做事情或者看别人做的时候他都要和他自己内心的正义观察员进行比对，当别人做的事情或者他自己做的事情跟内心的正义观察员一致的时候，他就会愉悦；不一致的时候他就会痛苦。作为一个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对的，但是前提条件是不能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道约束机制在国外有很多，比如日本经济新闻社关于记者炒股票方面有着严格的规定。

　　另外，日本上市公司也都有关于公司的伦理道德，高管的职业操守方面的严格规定，随身携带。所以，这是第一道约束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者的自我约束机制。中国往往这道约束机制缺失，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教育的失败。   

　　当这第一道约束机制，即经营者的自我约束机制失灵的时候怎么办？要靠市场的惩罚机制或者淘汰机制。一个是纵向的重复博弈，一个是横向的公平竞争。你违反市场伦理就会被淘汰。这是第二道机制。当市场失灵的时候，当出现垄断，或者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怎么办？政府就需要出来。但政府出来不是说民间资本不行你出去我自己办一个国有企业，不是这个意思。政府出来不是当运动员，而是当裁判员，就是做好监管。两个重要的监管，一个是行业监管，也就是今天要讲的金融监管，再有一个就是竞争政策，要反垄断。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中国金融监管出了什么问题？我这些年一直在讲中国的监管体制是只对上负责。所以，当上面领导没有重视，或者主要注意力放作别的方面的时候，没有重视金融风险的时候，监管就放水，什么都可以干；当领导重视了防范风险以后大家就一拥而上，监管者齐步走，一刀切，一步到位，这样就会产生同步震荡。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只对上负责的监管体制，要变对上负责为对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市场负责，对法律负责。违反金融法规任何时候都必须进行处置，而不是等领导发了话才动手。要防止监管的大松大紧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这次金融机构改革我们也可以看到，方向是正确的，三会合并了两会，但还没有到位。这是关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最后贷款人”需要做什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必须尽快规范。这次两会应该说机构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人事任命，用人所长也是前所未有的。你可以看到专业的人士干专业的事儿，最合适的人干最合适的事情，我讲的是经济金融领域。尤其央行的领导任命，从我们长期以来研究金融的同志来看是最合适的，易纲也好，郭树清也好，都是长期研究金融改革，而且长期从事金融工作，推动金融改革，有很多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所以，这个任命我认为是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情，非常到位。

　　但也引起我一个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将来货币政策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问责？问谁的责？是问行长的责，还是问书记的责？不管是行长还是书记，有人说实际他们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为什么呢？货币政策是央行的领导能决定的吗？央行只是负责执行货币政策。谁在制定货币政策？

　　2010年的时候，吴敬琏老师的学术研讨会上周小川有一个发言，他讲道货币政策本来应该是逆周期调控，由于认识迟了就晚了90度，然后决策慢又晚了90度，结果一个逆周期的调控变成了一个顺周期调控。作为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先生在这个学术会议上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是在做自我批评吗？显然不是。我想他传递出来的信号就是说很多货币政策实际上不是他能说了算的，而且我们经常听到各种传闻，知道在货币政策上央行是没有决策权的。 

　　接下来的问题，过去我们不问责也就罢了，但是今天中国经济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人民币也已经加入了SDR，我们中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越来越大。现在看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的房价涨上去都什么人在买？都是华人在买，把房价推上去了。所以，将来有一天问责的时候恐怕就不仅仅中国人问责了，恐怕是全世界的投资者都要来问责的。也就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到底谁在做决定？都有谁参与？在决策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每个人表的什么态？这些问题在国外的央行都是清清楚楚记录下来，而且要定期公布。我专门问过，美联储是5年公布，日本中央银行是10年，10年以后必须公布。

　　咱们人大的瞿强老师我很敬佩他，他做金融研究非常扎实，他研究日本泡沫经济的时候是翻日本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历史记录，每次货币政策委员会开会时每个人怎么讲的，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每个人怎么表态的。一定要把货币政策作为决策机构，然后举手表决。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规范化。这个事情不规范的话将来后患无穷，将来说不清谁要承担责任。这是我想讲的金融安全网的第二道防线，最后贷款人这道防线应进行的改革。

　　金融安全网的第三道防线就是存款保险制度，我们1995年在防范金融危机的报告中就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个事情到了2015年终于落了地，但是现在的存款保险制度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仅仅是人民银行的一个基金，存款保险基金。我认为应该尽快的把它变为一个独立的存款保险机构。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作为独立的机构它在资金运营，在资金积累方面可以做更充分的准备。另外，除了资金的准备以外，还有人力、物力、财力，尤其是技术方面的准备，培训人员。这些东西一定要提前做。否则等将来某一家金融机构出了问题再去做储备就来不及了，必须提前做好准备。这样，一旦有金融机构出事儿的时候可以立刻采取行动。

　　另外，把存款保险基金变成存款保险机构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进行整合。因为我们除了存款保险基金以外还有一个保险保障基金，还有一个证券投资者保障基金，这三个基金将来要整合到一起，而且要做到全覆盖。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层面，在金融安全网这个层面需要做的三件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方面，我想讲经营主体的改革。经营主体的改革主要是这么几件事情，一个是放宽市场准入，让民间资本进入到正规的金融体系中来，只有这样作为监管者才能更好地监管。另外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商业银行的去国有化。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呢？因为中国的杠杆率高主要是什么杠杆率高呢？是企业的杠杆率高。企业的杠杆率又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高，而国有企业为什么杠杆率高呢？因为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双侧预算软约束。所以，我们的国有企业的负债占整个非金融企业负债的比例在70%左右，占GDP的比重高达116.8%。

　　另外，从可能性来看，从我们国家商业银行的股东结构来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国家持股基本上都是在57%以上。其他的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有法人股都是占很大的比重，30%以上。所以，把国有商业银行去国有化，也就是把国有股的比重逐步降低，以切断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关联”交易。因为最大的关联交易是谁？是我们各级政府控股商业银行，然后指定商业银行贷款给自己的国有企业。所以，要尽快切断这个链条。

　　第三点，国有资本从商业银行里退出来干什么？主要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设立存款管理机构，作为存款保险机构的资本金，支撑存款保险机构的建设。日本建存款保险机构是三家出资，财政出1/3，央行出1/3，银行业协会出1/3。中国的银行业协会没钱，但是汇金公司有钱。所以，汇金公司应该把国有资本退出来以后注资到存款保险机构。再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办好政策性银行。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办绿色银行，科技银行等等，政府可以做这种事情。为什么国有资本办政策性银行？因为国有资本和政策性银行的属性是一样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民间资本和商业银行的属性是一样的，目的都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所以，由少数国有资本支撑的政策性银行，加上大多数民间资本支撑的商业银行，这样一个银行组合我认为才是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银行体系。

　　过去40年中国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1月23号讲：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所以，如果有新一轮思想解放就能够带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有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就能够带出来新的经济增长，迈上新的台阶。

　　我就说这些，说得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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