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谈中高速发展：三年后GDP增速可能在5%-6%之间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刘世锦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于2018年4月1日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刘世锦出席并演讲。

　　刘世锦认为，经济的触底是一个复杂过程，需要多次验证。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显示出，我国经济在2016年下半年第一次触底。2017年，触底并转入中速增长平台得到了初步验证。

　　在他看来，“触底”的确切含义是“稳住了”，开始进入中速稳定增长的“新平台”，不会出现大的V型或U型反转。“有观点期待触底后大幅反弹，甚至重回高增长轨道，逻辑和事实均不予支持”。

　　刘世锦分析称，2018年上半年总需求将会出现季节性回升，如果治理地方隐形债务风险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难以为继，下半年将会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存货、生产性投资可能有不同程度回升，形成对冲。

　　其认为，中国经济逐步进入终端需求趋稳，存货、生产性投资等成为波动主因，即大L型下边加小W型波动的状态，进而转入一个动能转换、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较强的增长阶段。从中长期看，终端需求仍然有一定的下行空间，并可能使中速增长平台重心有所下移。

　　在谈到房地产投资时，他认为近年来在越过其峰值后仍有一定幅度回升，主要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出现结构性分化，这种变动带来的房地产投资回升动力。房地产投资正经历回落、触底、逐步趋稳的过程。

　　此外，基础设施投资增量的峰值已经过去，也正在回落、触底、寻找新的均衡点。

　　刘世锦认为，今后三年的经济增长只要达到6.3%即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此后中速增长平台可能调整到5%-6%之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决定金融市场走势，人民币汇率将趋于稳定，如果转型顺利，生产率提高，中长期仍然可能进入上升通道。中速增长平台形成后，根据国际经验，将可能持续10年乃至更长时间，从而为实现2020年和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打下稳定基础。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世锦：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今天很简单的讲一些重要观点。第一个想把目前的形势，主要是对长期的看法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再一个，我们最近做了一项研究，在这里也做一个介绍---从终端需求结构出发，来看中国下一步增长的潜力和结构调整的方向。

　　形势的问题天天在变，新供给研究院每次季度会议都有新的情况出现，大家都在讨论，这很重要，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心里要有一个框架，看得远一点， 5年、10年、30年，甚至上百年，从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上来讨论问题。所谓大处着眼，小处就不那么着急。众所周知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进入减速，到目前为止已经八年时间。八年抗战都胜利了，我们现在已经是8年。这8年的经济怎么来看？有不同的解释。大体上有这么三种说法。一种就是认为这是个周期性的波动，主要是凯恩斯模型，有高有低，这八年一直处在低的过程中，下一步有可能还会高。再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受到外部的冲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际上形势不好，中国也不好。这两种说法我以为基本上不能成立。这里我就不展开了。

　　我一直持的观点认为这是增长阶段的转换，也就是中国经济是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这是一个大的分析框架。理由我在很多场合也讲过，国际经验东亚成功经济体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十九大提出一个重要判断，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我认为这和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内涵上是完全一致的。2010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团队，当时就提出这个分析框架，认为中国经济要下一个较大的台阶，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当时相信的人确实不多。但是七年的实际进程就是如此。共识在逐步的增加，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央提出新常态。新常态的头一条就是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在过去7年的时间，经济有波动，部分人有一些悲观。2016年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所以，不要太悲观。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从需求侧来讲，过去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从需求侧来看主要是高投资，高投资主要是三大需求来源，出口、基础设施、房地产，我俗称三只靴子。高投资要处理的就是三只靴子的落地。从实际情况来看，出口曾经以20%增速增长很多年，近两年开始出现负增长，虽然去年增幅相对比较高，但以后年增长5%左右很可能是一个常态；础设施投资最高点也已经过去；房地产投资，我提一个基本观点叫“历史需求峰值”，这个历史需求峰值最大或者增长速度最高的点在2013年或者2014年已经出现，出现了以后房地产投资总体上成为一个回调的态势。在过去几个月，房地产如果剔除价格因素，实际上已经出现负增长。2018年总体上会是在零左右进行波动。

　　供给侧来看，我们的去产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效，一方面政府在推动，更多的还是市场在起作用。为什么说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效？看两个指标。一个是PPI，在经过了54个月的负增长以后，2016年的9月份PPI恢复了正增长，2016年下半年PPI回升，2017年回升相当大，以至于有人质疑是不是有点泡沫了。工业企业利润也在一年多的负增长后于2016年下半年恢复正增长，去年达到20%以上的增长。所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看，应该说基本上都触底了。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2016年的下半年是第一次触底。为什么说第一次触底？这个触底可能是多次反复的，需要验证的过程。2017年触底，并且转入中速增长平台得到了初步的验证。一说触底，很多同志很兴奋，因为触底接下来是反弹。于是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比如有人说中国经济又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无论是V型或者U型的反弹，有人说中国经济上7%，甚至上8%，重返高增长的轨道。这样一个前景确实令人鼓舞。我也非常期待，但是仔细想一想，从我们研究的框架来讲不可能。我们说的所谓的触底，它的确切含义是稳住了，不再明显的继续往下走，不再明显的大幅度反弹，重返高增长轨道也不可能。这里再说一个基本观点---平台周期。过去七八年的时间是由10%左右高速增长的平台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的平台。这个平台的变化用经济学上目前有的各种各样的增长理论都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描述这种变化的概念非常重要。新的平台逐步进入中速增长，也可以说是中高速增长。但我认为过去七年转换的过程是中高速，但未来就是中速。当然也可以讲新阶段，就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将来在高速增长的平台上和中速增长的平台上都会有一种周期性的波动，那是在这个平台上的周期性的波动，而平台之间的转换无法用周期说明。    为什么会有平台的转换或者叫增长阶段的转换？这个至少可以讲是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挤压式”增长以后特有的，原因很复杂，有三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终端需求，如房地产，重要的工业产品，煤炭、钢铁出现的历史需求峰值，这个峰值出现以后，总体就是一个回落态势。人口和劳动力的总量与结构变化，15-59岁的劳动力从2012开始每年减少200万人；资源环境约束边界临近，最突出的是雾霾。去年冬天北京天气明显好转，但今年入春后天气不乐观。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后，出去锻炼身体要提前看PM2.5。这里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经济建设到底为了什么，实际上资源环境已经到了我们很难忍受的底线。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是必然的，是符合规律的。

　　到底怎么看2016年出现的反弹？我有一个宏观经济和产业的实时在线预测分析系统，简单来说，这个图里最上面的浅一点的绿色线是终端需求，2016年以后终端需求进一步上升，需求本身上升了，深色的是存货，存货上升，拉动紫色的PPI上升。从供给侧来讲，供给侧中间那条蓝线是工业增加值，略微有些上升，但是中间的黑线---生产性投资一直在下降。那么工业增加值为什么上升呢？最上面的线是产能利用率，产能利用率上升拉动产出的增加。所以，2016年下半年开始这一轮回升，从需求侧讲，终端需求没有上升，主要是存货加出口上升拉动的。从供给侧来讲，主要是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拉动了产出。这样一个结构也就决定了这一轮回升从2017年一季度就开始回调。今年1月份、2月份的数据显示终端需求基本上稳住了，生产性投资有一定的回升。所以，这样一说到2018年形势怎么样呢？2018年上半年终端需求会有一个季节性的回升，但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基建投资。因为基建投资是终端需求的增量的大概一半左右，但是基建投资主要靠地方政府推动，地方政府资金来源是地方债。地方债里公开合法的部分约17万亿，风险基本可控。但地方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隐型债，譬如地方政府的专项基金、产业投资基金、PPP等，地方政府要承担最终夺的偿还责任，这个风险比较大，甚至有些地方地方隐型债务的量或者风险是超过了公开的。所以，中央最近对地方债的问题高度关注。

　　三大攻坚战，防范重大风险之首就是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之首就是地方债风险。如果这个力度比较大，今年基建投资的速度也有可能有所回落，回落以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有可能有所降低。这是2018年一个比较大的不确定。好的一面，存货、生产性投资近期可能会回升，从而形成对冲。总体来讲，中国经济下一步将会进入所谓的L型高速增长转入了中速增长，触底就是拐这个弯，触底以后在底边会出现一个小的波动，这主要是存货和生产性投资引起的，这才是所谓周期性的波动，大的M型加上小的W型的增长状态。对中国经济接下来的发展，我们的基本估计是它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比以往明显增强。从中长期来看房地产投资的增量在2013年、2014年已经达到了最高点，以后是一个逐步下行的态势。2016年，右边靠后有一个高点，是2016年一季度由于一线城市房价上涨所带动的房地产投资的回升，但是我们判断，房地产投资以后还是会继续往下走。2017年最后几个月，最右边那个变化，剔除价格因素以后，房地产投资出现负的增长。白色这块是我们预测的2018年的增长状况，会看到2018年房地产投资剔除价格因素以后，在零增长左右徘徊，东部会有一定幅度增长，幅度也不会太高，因为还有价格因素。

　　基建投资在右边最高点也已经出现，也是逐步回调的态势。白色部分是我们预测的2018年的情况，上半年有一个回升，以后也是回调的态势。现在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基建投资在比较低的位置上新的均衡点在哪里。一旦这个稳住，中国中速增长的平台就稳住了，但是目前看这个线可能还会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所以，在这样一个格局下，中国经济到底应该怎么走？我的基本观点是我们现在需要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要为高质量发展打好基础。十九大提出我们要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现在进入了吗？我认为现在还没有进入高增长阶段，现在只是在为这个阶段做准备，对宏观经济关键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降风险，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部分企业过高的杠杆率。挤泡沫，主要是一部分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增动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一部分是纯粹的新动能，还有一块是传统经济这一块怎么和新经济结合，如何提升它的效率。这里所产生的动能应该是相当大的。稳效益也相当重要。为什么？2016年下半年以后利润的回升主要是上游，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希望将来的利润在各个行业中能有比较均衡的分布，而且比较稳定，特别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均衡分布的盈利能力，这对去杠杆也是有利的。

　　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到底怎么样？其实速度再低一点也可以承受，因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今后每年增长6.3%就足矣。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的是6.5%左右，去年讲的也是6.5%，但和去年有一个区别，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的结果。今年这句话没提。6.5%左右，左右都可以，其实6.3%就可以，关键问题是风险控制住了，有盈利，可持续性增强，这样就很好。以后中国经济中速增长的平台到底是多少？我以为到2020年以后，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大约就是5%-6%之间，也可能是5%左右。这个速度是不是低了一点儿？我认为速度高和低一定要看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潜在增长率是10%左右，那么增长速度7%低了，到了中速增长期潜在增长率可能就是5%左右，甚至4%-5%之间，那么增长5%-6%就够了。中国经济这个平台形成以后，一些国际经验大概还能持续将近十年的时间，这个十年非常关键，中速增长期，5%左右的增长速度，我们不仅2020年的目标可以实现，而且对2035年，2050年的发展目标都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与此同时，今天主要是讨论金融问题，我认为中国经济逐步转入中速稳定增长的平台后对金融市场影响会很大。人民币在最近一年已经走稳，而且是一个回升的态势。当然将来也会有波动，这和中国经济触底转入中速增长平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过去7年整个经济处于下行的态势，预期往往不那么乐观。所以，对金融市场上的影响比较大，容易引起比较大的波动。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一直比较大。经济走稳了，逐步进入中速增长期，人民币基本就下来了。而且长期来看如果我们转型比较顺利，生产力能够提升，人民币中长期来讲还有一定的增值潜力。

　　最后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这个对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有一定的价值。我们做了一个研究报告“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结构和路径”。我提了一个概念叫“终端产品”（Gross Final Products，简称“GFP”），在现有的GDP中把要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部分，主要是机器设备厂房，还有其他一些生产投资剔除掉，剩下的GDP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部分才是整个经济真正的最终产品。它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非生产性投资，主要是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服务业投资中与民生直接相关的部分。这些构成了终端产品，这个终端产品才是我们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居民消费直接相关，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个出发点和归宿点，我们以为这个东西集中的体现了十九大讲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GFP便于进行国际比较，因为每个国家资源禀赋竞争优势不一样，所以GDP比较不太方便。但是各国GFP非常相似，实际上最后是趋同的，无论什么国家。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只要是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最后的需求差不多。所以，它具有广泛的国际可比较性。

　　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是根据美国宾大的数据表，用 PPP购买力平价进行比较。按照宾大的数据集进行测算以后，按PPP计算中国人均GDP2016年达到14000美元，到2025年人均GDP达到25000美元，到2035年将达到35000美元左右。我们选了几组典型经济体，先发国家、后发达成功追赶型国家、欧洲模式发达国家、资源禀赋丰裕型国家等。把这些不同的国家用宾大的PPP做成终端需求的标准模式，在不同的人均收入节点上每个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中国和这些国家进行比较。最后看比较的结果。这个图里红色的是中国目前的现状，黄色的是达到14000美元以后，国际上标准模式的比重，这讲的都是比重，蓝色的是达到25000美元的时候，绿色的是达到35000美元的时候。这个结构很有意思。从食品来讲没问题，一直往下走。衣着基本上差不多。居住主要指的不是住房，而是房子里的东西，装饰、用品等等，这个中国比较偏低。电子设备，中国现在是比较高的，原因很简单，中国基本人手一个智能手机，发达国家和中国同样发展水平的时候没有这个消费品，所以这种产品的消费中国是有优势的，但是以后比重会逐步下降。批发零售也是我们很困惑的一个原因，中国低出很多。也许我们统计上不太全，有那么一点点问题，和14000美元的标准结构差的很多。住宿餐饮逐步再往上走一走基本就差不多，金融保险，居民个人相关的这些金融保险的产品以后还有一定上升的潜力。居民个人用于支付卫生、社保和福利的支出的比重，中国是偏高的。这个方面中国老百姓花的钱比较多，教育也稍微偏高一点，文化体育娱乐偏低，将来还有上升的空间。其他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居民个人其他的支出还有上升的空间。卫生社保和福利，中国和14000美元的标准结构还差一截，政府的支出是不够的，教育部分政府支出还可以，政府其他支出项目比重较高，很大一块是政府本身的开支，与标准结构相比高出不少，这块开支应该有所调整。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标准结构一比，中国高出将近两倍，房地产也高出不少，个人服务、社会服务有一定的差距。通过这个比较，能够把中国目前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和我们下一步到了25000、35000美元的时候应该干什么事儿看得比较清楚。最后，从长期发展战略和政策角度看，我们还是要注重质量效益，保持适当的增速，终端需求稳定可持续的增长。要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基本需求要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提高享受型、发展型消费比重。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教育、卫生、社保和福利等公共服务支出比重。这些领域中政府和居民的支出应该达到比较好的平衡，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行政开支，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比重，提高政府投资效率，矫正终端需求中的结构性扭曲，坚持住而不炒的正确导向，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供给侧改革，形成房地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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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