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你抑郁了吗

　　繁忙的生活，竞争的加剧，让人们对“抑郁”这个词不再陌生。失眠、情绪低落、身心疲惫、食欲下降……诸如此类，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某个精神状态或者生理现象，仿佛一夜之间成了中国人的“通病”。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伟/北京报道

　　“今天我很郁闷！”、“这事怎么那么让人抑郁？”现如今，此类声音已充斥于耳。喧嚣拥堵的城市、紧张的生活节奏，整日穿梭于人海中，却难找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这几乎已成大多都市人的生活写照，于是繁华落尽、空虚袭来之时，“你今天抑郁了吗？”已快成为现代社会的流行语。

　　2005年6月，亚洲精神科学高峰会上，研究者声称中国有超过2600万的抑郁症患者。2005年11月，第四届泛亚太地区心理卫生学术研讨会上，专家指出，我国每年为抑郁症“埋单”的社会负担高达621.91亿元；每年自杀者中，有40%是抑郁症患者，平均死亡年龄42岁。中国的抑郁症年患病率已经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常见病标准，高达2.1%。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一项调查结果显示，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并及时就医。

　　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们常暗自揣度：自己是不是有抑郁症的迹象？而另一个现象或许会令他们更加无所适从：抑郁症并不是城里人的“专利”，农村人也有抑郁症患者。

　　抑郁成灾

　　“生活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你告诉我。”苟小姐反问记者。工作？“每天净是些千篇一律的事，一点变化都没有。还得忍受几个老女人说长道短。” 生活？“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醋茶，琐琐碎碎。”朋友？“平时各忙各的，定期见面吃顿饭而已，一个个觉得自己最牛，就会吹嘘自己，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我现在已经不怎么参加他们的聚会了。”

　　记者的一次次劝慰，都被苟小姐逐个击破。“其实，我也知道自己这样想不对，但我就是忍不住。”她有些无奈地说。

　　苟小姐今年26岁，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据她说，自己两年前得过抑郁症，“现在已经好了”。总觉得生活无味的苟小姐非常敏感，也非常脆弱、自卑。每天上下班挤公交车，都有可能让她悲观厌世，产生自杀的念头。

　　挤公交上下班自然难受，看见窗外坐在私家车里舒适的人们，苟小姐更是自惭形秽，如果再碰见一个态度恶劣的司机或者售票员，苟小姐会觉得生不如死。“有一次我没有及时下车，让司机停一下，他不停，还说我“长没长耳朵”。一句话就让我非常郁闷，觉得这个社会真没有人性，人与人之间特别冷漠，别人谁会在乎你的生死，还不如死了算了。”

　　“因为坐公交车，我会联想到更多：我为什么整天受这份罪？因为我没有钱买车。我为什么没有钱买车？因为我自己没有赚钱的能力，没有用。”就是在这样无数个类似的自我否定的逻辑里，苟小姐成了一个“抑郁者”。在她眼里，生活如此惨淡，幸福遥遥无期。

　　苟小姐的男朋友无奈地向记者倾诉，“最麻烦的是，许多时候我都不知道她为什么哭，为什么抑郁，感觉莫名其妙。”苟小姐也很无奈，“正常人永远也无法理解抑郁症患者的内心世界。”

　　资料显示，自建国以来截至2003年，全国平均每年有240万人因抑郁症而实施自杀，这些人中有农民、一般职员、白领……涉及各个阶层各种职业。而实施成功的有10%，即24万人。这240万人中有80%在实施行为前都有导致抑郁的重大生活事件出现。但其中只有8%到10%的人在自杀前向别人求助过。

　　“心病”市场：热闹+胡闹

　　随着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流行，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心理咨询业逐渐火爆。

　　一些大学在新生报到时要做心理测评，并据此建立学生心理档案，进行危机干预，以此预防大学生精神障碍，甚至预防自杀。一些企业以优厚的条件聘请“健康辅导师”，对面临巨大心理压力的员工进行辅导、治疗……

　　与此同时，心理咨询公司，私人心理诊所，职业规划公司……各种各样的心理咨询、治疗机构可以为你的婚姻、工作、生活等等答疑解惑。各综合医院也纷纷开设心理科，治疗心理疾病。北京304医院心身医学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蒋虹告诉记者，中关村某心理咨询中心最高收费标准为1600元/小时，许多白领趋之若鹜，有的因为工作繁忙便一次性咨询两个小时。

　　美国每千人中有1名心理咨询师，德国每两千人中有1名心理咨询师。而中国到目前为止，经过规范培训的心理工作者也不足万人，不到美英等发达国家的1/20。供需严重失衡的现象，导致“心病”市场非常巨大。

　　但我国目前的心理咨询业却非常混乱。据蒋虹介绍，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认证，

卫生部有“心理治疗师”资格认证，人事部和卫生部心理保健委员会有“心理保健师”资格认证；此外，高中和大中专院校也都设有心理咨询机构，面向在校学生进行心理咨询。“证”出多门，且互不承认。

　　与国外相比，我们的资格培训、认证都不严格。“国外必须具备精神科和心理科两个本科学历才能申报心理治疗师，卫生部是只要有医学背景就可以考。”因为不严格，所以门槛较低。“劳动部的资格认证主要面向社会，交六千块钱，培训两三个月，考试，发证。卫生部的也好考。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一个护士，也没好好上课，把书都背下来了，也考上了，还是中级职称的证书。”我国心理治疗师的最高级别就是中级职称，卫生部还没有进行高级职称的考试，评定；“一些很优秀的心理咨询专家因此不愿意参加资格考试，所以，他们没有资格证”。

　　市场大，门槛低，管理混乱，评估困难，监管缺位，中国的“心病”市场热闹中带有胡闹。

　　刘涛曾经因为婚姻问题去一家心理咨询公司咨询，“那个心理咨询师知道我的来意后，问了我两个问题：收入多少，有没有孩子，得到回答后，便建议我

离婚。怎么像个律师，律师还会指导我如何进行财产分割呢。”

　　按规定，综合医院的心理科可治疗没有自杀倾向的轻度抑郁症患者，各专科医院负责治疗有自杀倾向的重度抑郁症患者。“有的心理科就敢治疗重度患者，结果病人在家里自杀了。你三五天给患者诊疗一次，一次也就一个小时，治疗抑郁症的药见效又很慢，他等不了那么多天，你怎么保证他不自杀？更别说私人心理诊所了，那些医生更不正规。”蒋虹无奈地说道。

　　人们需要社会安全感

　　北京304医院心身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蒋虹告诉记者，抑郁症的表现形式有两种：躯体化障碍和情绪化障碍。情绪化障碍相对容易确认，患者的表现就像林黛玉，长期沮丧、委屈，对生活不感兴趣，失眠等等。躯体化障碍则不好确认，情绪上并无表现，而是躯体上的不适，比如胸闷、憋气、肠胃不好等；或者是疑病状态，整天觉得身体不舒服却查不出来，非常容易误诊。抑郁症的病因颇为复杂，发病多为综合因素所致。

　　苟小姐认为自己的抑郁症是因为家庭环境和失败的家庭教育。“我的父母一辈子争强好胜，但力不从心，没有什么成就，老是争吵，打架。所以，他们对我期望过高。如果我考试成绩不好，他们就讽刺挖苦我，而且比我还绝望，但又不会教育，疏导。”

　　苟小姐上初中时，有一次，期末考试成绩不理想，妈妈把她臭骂了一顿，说她“没用，白养活这么大”，然后突然跪在她面前，磕了几个响头。“我很难受，不知道怎么办，就跪在地上哭。”极端而苛求的父母，让苟小姐从小做任何事情都战战兢兢，生怕做错。“在我的成长途中，他们没有鼓励，只有要求、责骂。”

　　久而久之，苟小姐也觉得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智商很低，没有前途，慌乱，自卑。“难得哪天特别开心，哈哈大笑，但马上就想，是不是不雅观？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没有涵养？工作时，只要边上有人，就老是忐忑不安，生怕做错事，惹他们笑话”。

　　蒋虹医师认为，个人性格、社会压力、家庭教育等等，这些都是抑郁症产生的土壤，而某个大的创伤就是种子，“有了土壤，还得有种子。人生有很多的槛，一不小心，或许种子就会发芽。”一般来说，交际能力比较差的、性格偏内向的、遭遇重大创伤或者巨大压力的人，都有可能患上抑郁症。“如果性格比较好，能把这些抗过去就没事。唐山大地震，许多人一夜之间家破人亡，有人因此患上抑郁症，而有人却没有，这很难说。”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科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胡邓认为，抑郁症患者的病因，来自个人发展上的压力，“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在事业上不断进步，赶超别人。这些隐性的压力，可能好多会在经济上体现，但根本原因在此。”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在社会转型期中，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人们有一种不确定感，没有安全感，从而导致焦虑，产生郁闷。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生存压力的加大，使得外在的社会压力转变成内在的心理危机。

　　几千元能治好却花七、八万

　　蒋虹医生告诉记者，“我国的精神卫生基础教育不够好。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患者都有病耻感，认为有心理病很丢人。我们医院的心内科等许多科室请我过去会诊，都会嘱咐我别说自己是心理科的，否则病人不高兴。” 在中国，真正到心理科、精神科来看病的抑郁症患者很少，不到1/10，而且即使被确诊，也不愿意承认。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有治疗的需要，却没有治疗的需求。

　　早期的心理障碍如果及时治疗，不仅花费较低，且容易治愈。“大学生发生精神障碍的机率是普通人的好多倍。他们从小到大，一路过五关斩六将的，层层考出来，逼出来，压力大，精神高度紧张，会得许多神经症，比如精神分裂症等，如果早期治疗很容易痊愈，但好多家长不同意，怕影响孩子的前途。但一到迟滞阶段，就不好治了，容易致残”。

　　此外，许多抑郁症患者属于躯体化障碍，自己不知道是抑郁症，所以到综合医院去就诊。而综合医院的医生因为对抑郁症的了解不多，往往不能确诊。“许多抑郁症患者花了好多钱，在各综合医院查来查去，都没发现什么问题，有的甚至多次住院治疗。有许多躯体化障碍患者游荡在各大综合医院。”

　　此外，因为医疗卫生体制的原因，医生在诊断时一味追求高精尖的检查，无疑加大了抑郁症患者的诊疗费用。

　　蒋虹接诊过的一位外地农村患者，为治病已经倾家荡产，“房子也卖了，猪也卖了”，在许多医院都检查不出来病因。最后，这名患者跑到北京来看病。一来就说要做核磁共振，他怎么知道核磁共振？肯定是跑了好多家医院，都没效果，有的大夫就说，还有一个最贵的你没做，去做一下，或许就能查出病因。一个核磁共振1000元，我说，你不用做核磁共振，你是抑郁症，1000元够你两三个月的治疗费了，你先吃我的药，如果两三个月后不好，你再做核磁共振好不好？他嘴上答应了，过两天却拿着在别的医院做的检查单来让我看，别的医生给他做了。所以，综合医院的医生的识别能力非常重要，否则浪费医疗资源，浪费患者的金钱。”

　　因此，抑郁症患者的误诊率很高，对医疗资源的浪费也很大，而且恶性循环。“抑郁症患者的花费占所有疾病花费的第4位，每年七八万的花费是常事。其实，几千元就能治好。”

　　资料

　　接连两周持续性表现下列症状中的四条以上，就可以被诊断为抑郁症：

　　①兴趣丧失，无愉快感；

　　②精力减退，或疲乏感；

　　③运动性迟滞或激越；

　　④自我评价过低、自责、或有内疚感；

　　⑤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下降；

　　⑥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自伤的行动；

　　⑦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睡眠过多；

　　⑧食欲降低，体重明显减轻；

　　⑨性欲减退。

　　如果社会功能受损，给本人造成痛苦或不良后果，就可视为严重抑郁。

　　(据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2001年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专家支招

　　如何远离抑郁症？

　　蒋虹

　　北京304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夏学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抑郁症”与激烈的竞争，个人生存压力的增大有无关系？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在压力面前成为抑郁症患者？

　　蒋虹：人群中心理极健康的，承受力超强，什么打击都不怕的，很少；极不健康的，也很少，大约只有0.7%。大多数人都在中间地带，面对压力，都有可能产生精神障碍。近些年来，我国抑郁症患者数量的增加，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竞争激烈而带来的压力增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医生的识别能力有所提高。以前我们学苏联，向东看，比如把失眠界定为神经衰弱；90年代之后，我们学美国，向西看，认为60%的神经衰弱都是抑郁症，还有许多神经症，也都被划进抑郁症。再者，原来有些情绪化障碍没有划入抑郁症。比如两口子闹离婚，丧偶，都会沮丧、难过、哭哭啼啼，大家觉得这很正常，没什么问题。但现在好多人的认识水平有所提高，比如长期精神不集中无法工作等，他就会来医院或者心理咨询机构求治。这是人们心理健康意识的提高，有利于降低抑郁症的发病几率。

　　夏学銮：在社会转型期中，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人们有一种不确定感，没有安全感，从而导致焦虑，产生郁闷。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生存压力的加大，使得外在的社会压力转变成内在的心理危机。

　　我们应该如何从制度层面减轻人们抑郁情绪的产生，降低抑郁症的发病几率？

　　蒋虹：首先要加强我国的精神卫生基础教育，减低患者的病耻感，这方面我们做得一直不够。我在北京长大，从小也没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一听说精神科马上就觉得是神经病。崔永元的示范作用非常好，他大胆地把自己的病症公布出来，很好。有的患者不让在病历上写“抑郁症”的字样，怕影响升学、入党、提干等前途。其实，抑郁症并不丢人。我们要告诉大家：一、抑郁症并不可怕，二、抑郁症的发病率并不低，三，抑郁症可以治好。

　　其次，加强综合医院的医生对神经症、抑郁症等轻度精神病症的认知和治疗。这是精神卫生服务的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治疗重度精神病患者。1996年开始，各地三甲医院的医生都进行了包括抑郁症在内相关心理疾病知识的培训，情况有所好转，但远远不够。综合医院的认知水平提高了，才能有效地确诊、治疗抑郁症患者，避免更大的浪费。

　　夏学銮：从社会层面和制度建设来看，我们要建立一个安全网，即社会保障体系。不能让人生活在一个没有保障的的环境中。计划时代我们的托底工作就做得很好。讲效率，但效率不能违背公平。社会福利有两个原则：平等原则和不平等原则。平等原则是主要的，是要大家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公职、机会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财富应该是公平分配的，人们应当平等地进入分配体系。不平等原则是附属的，就是针对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

　　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要有剩余福利，它具有救济功能，是托底的；还要有制度福利，即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享有的公民待遇，像退休金、

养老金、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等。这样，公民都能生存下去，才能在不确定性的社会中有一个安全感。现在，农民还有最后的底线—土地，城市人如果失业则什么都没有，很难生存下去。

　　其次，发展企业的人文文化，创造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这有利于员工的身心健康。最近，许多企业在提倡快乐工作，员工在工作环境中非常舒心、愉快，像家一样，上下级关系非常融洽，员工充满了首创精神和工作激情。这同样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