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标志着海外学习时代开始

　　周长辉

　　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新的视角。我提出用学习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企业走出去，即，把中国企业国际化看成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谓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吸取外部知识、增加自身资源和提高组织能力的过程。对于走出去的和将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个学习过程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本土学习(Homebase Learning)，一部分是海外学习 (Overseas Learning)。本土学习是海外学习的基础，而海外学习则是本土学习的延续和发展。

　　本土学习

　　中国企业的本土学习途径有很多种，其中一个主要的途径是在本土向外国跨国公司进行学习。从跨国公司那里学到新知识和新技能的渠道和方式有很多种，概括起来有：通过股权合资企业学习，非股权战略联盟学习，跨国公司知识的溢出效应和跨国公司带来的竞争效应。它们各自的制度基础和反映的知识转移机制也不同。股权合资是基于组织制度，溢出效益和竞争效益是基于市场制度，而战略联盟(如长期供应合同)是基于半组织半市场的制度。

　　就知识转移机制而言，我们可以借用热力学的概念来理解。热能的转移一般有三种机制，分别是传导，对流，和辐射。传导是通过物理接触实现的热能转移，比如两个人握手，一个人手热，一个人手冷，握在一起，后者就会被温暖。对流是通过气体或者液体的流动来实现热的传递和交换，比如我们在夏天开冷气就会感到凉爽，在冬天开暖风就会感到暖和。辐射是指热能从热源以电磁的形式直接发散出去，在阳光下我们感受到温暖，就是辐射所致。如表1所显示的那样，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学习促进可以用传导、对流和辐射做一个类比分析。

　　股权合资通过组织一体化来传递和交换知识，因而表现出很强的传导特征。大量的研究表明，通过合资和合作经营，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迅速而有效地从它们的合作伙伴——外国跨国公司——吸取宝贵的的知识、经验和能力。

　　当然，这种学习机制的实际效果会因时间、地点、行业和企业自身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就行业而言，家电行业可能是最成功的典范，

汽车行业则不是很成功。最近，路风教授对中国汽车行业合资历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发现，汽车合资企业的中方企业普遍没有获得政府原来所预期的学习效果，甚至可以说收效甚微。路风教授对汽车企业的评价是可信的。但是，有一些人借用路风教授的结论，推而广之，进而要通盘否定我们长期以来实行和促进的合资政策，这则是走了极端。我们承认汽车行业的特性，如经验的积累性和能力的内生性都比较强，知识的隐性程度高，且需要学习者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等等。这些确实对中方企业的学习效果造成了障碍。然而，即便如此，企业家精神、战略选择和管理经营仍然有极大的空间可以作为。在我看来，汽车行业的学习问题主要是我们自己的不作为。客观的说，合资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虽然我们在进入WTO后逐步放宽了外资政策限制，但对合资仍然要给予一定的鼓励和支持。毕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本土学习仍将是中国企业的主要学习基地。

　　非股权战略联盟与股权合资一样，使中国企业嵌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从而成为中国企业向跨国公司学习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伙伴关系的结成，联盟具有半组织化的特征，比如联合研发小组会使双方人员坐在一起解决问题，双方的高管会经常会晤交流管理思路和经验，这都会使知识流动具有一定的传导性。但联盟学习更多的还是通过经济交易这种介质来推动和促进的。比如，格兰仕为跨国公司做贴牌生产，借此获得大规模制造技术和管理经验，也逐渐提高了对

微波炉产品和国内外市场的把握能力，格兰仕能成为世界微波炉冠军与这个学习过程是分不开的。同样，很多中国企业成为沃尔玛的长期供应商或者摩托罗拉的固定分包商，它们比其它企业更有可能采用自愿的环境和质量管理标准体系，在佣工、流程、质量、服务和环保等方面走在国内同行的前列。

　　中国企业还得益于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活动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溢出效益和竞争效益同时发生作用和影响，密不可分。知识溢出是通过信息和人员的流动以及通过知识“泄漏”和最佳实践的扩散等方式实现的。人、信息和知识等成为对流的介质，这种对流与战略联盟伙伴的直接交换的关系相比，虽然显得间接一些，但发生的时空范围更大，影响更为深远。

　　与溢出效应相比，竞争效应更容易让人理解。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使市场竞争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比如资源分配和消费者偏好发生改变，最终再通过价格这个电磁波来作用于中国企业。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用辐射来类比这种机制对中国企业学习的作用，尽管这个类比不够准确，但是很生动形象。

　　在一定意义上，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改变了一个商业生态系统，改变了场，或者用组织生态学理论术语，改变了组织域。这意味着选择机制(Selection Scheme)发生变化，它会使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个体企业做出战略反应。学习适应就是一种战略反应。这可能导致一个洗牌的过程。我们在很多行业(如日用化学品行业)看到了这个过程。中国企业所经历的优胜劣汰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海外学习

　　如果说上述的本土学习是基于“引进来”的学习，那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则可以理解成为一种基于“走出去”的海外学习。这跟中国的足球事业好有一比。我们可以看国外比赛的录像，可以请来洋教练和洋队员，这确实曾让我们的球队的实力获得长进。然而，要真正打造一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球队，我们必须得把球队拉出去，不但要到国外去适应场地和当地气候，更为重要的是要到国外去参赛。

　　诚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本土竞争已经是全球竞争的一部分，但是，“出去”和“不出去”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学习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换一种类比说明这个道理也许更恰当。如果我们对外国文化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在国内读书，听课，看电影电视，找老外交流，也可能偶尔出国考察观光一下，但这样的效果远没有到那个国家的社区住上几年(相当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为深刻。

　　从理论上说，企业之所以要走出去进行海外学习说到底是因为知识的空间地理分散性和界限性。英文的规范表述是：(1)Knowledge Is Geographically Dispersed；(2)Knowledge Is Spatially Bounded。这里，第二点尤为关键。这实际上回到了地理区位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事实上，国际管理理论发展在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变化就反映在对地理区位优势的认识上。传统的智慧所认识到的区位优势不外乎包括要素禀赋，设施便利和政府政策等因素，这些方面的因素有助于已经拥有所有权优势——独占的关键知识——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顺利而有效地攫取经济地租。新的观点则强调区位优势中的技术知识因素，知识是有差异性，有价值的，但同时却是地理空间约束的，所以你只有设身处地才可能接近它和获得它。Dunning早期把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分为三类，即，资源获取型，市场获取型，和效率获取型。1990年代后期，Dunning重新诠释了区位优势，提出了第四种对外投资类型，即战略资产获取型。知识就是重要的战略资产。跨国公司尚且要为战略资产所驱动，中国企业凭什么可以说不走出去？

　　那么，为什么知识具有地理空间的界限性呢？这与知识的自身属性有关。新近兴起的基于知识的观点(Knowledge-based View)和有关研究让我们现在对“知识”有了一定的“知识”，也让我们在理论层次理解为什么中国企业需要走出去进行海外学习。

　　首先，知识的一大部分是隐性的，是不易编码的，且是由人携带的。如果知识能够完全被编码，就可以显性化，就可以通过报纸、广播、互联网等通讯媒介和移动存储工具进行远距离传输，那么知识从产生的瞬间起就具有了全球性(Global)。显然，事实上绝非如此。这就是那么多IT业的跨国公司要聚集在美国硅谷，为什么生化医药公司要聚集到美国新泽西。知识是本地的，具体地说是具有本地嵌入性(Local Embeddedness)。华为到班家罗尔设立研发机构，班家罗尔则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隐性知识的概念。有人也许会问，如果班家罗尔这个隐性知识都可以通过编码进行显性化，华为是否可以守在家里足不出户通过拷贝或者购买和远程传输的方式就能把学习这个任务毕其功于一役了呢？显然不能。道理很简单，如果华为不去班家罗尔，它就不会真正了解班家罗尔到底有什么，以及到底什么是华为可以有的！上升到理论层次，这实际上意味着，知识的本地嵌入性是因为对知识的知识是本地嵌入的。所以，海外学习的意义从根本上说是探索性的，即：去那儿，本地嵌入，了解那里(可能)有什么(可以学)。

　　第二，知识的产生常常是复杂的，它的背后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和制度系统。丰田首创JIT运营实践，这其中的原因大概就是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库存昂贵，推动了丰田进行管理创新，发明JIT化比较劣势为竞争优势。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可以把很多东西都做得那么小那么薄又那么精致？这恐怕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当知识的产生实际上是得益于一个系统内N多种元素的相互作用，那么，我们站在系统之外就很难获得真实而全面的感受。这在理论上被称为因果模糊性。我们的中关村总是试图把硅谷说清楚。这可能完全是徒劳的。因为，说清楚了，那也许就不成其为硅谷了。同样，如果能把班家罗尔说清楚了，华为就用不着大动干戈跑到那里去了。华为去班家罗尔，进入到那个系统中去，也许仍然是说不清楚，就像我们看过的好莱坞电影Matrix，但是进去了Matrix至少真实感受这个系统中N多元素的相互作用，这个感受过程就是一个学习过程。

　　第三，知识是路径依赖的。通俗地讲，所谓路径依赖，就是你下一步能见识到哪个方向和见识到什么，取决于这一步你在哪儿、见识到了哪些方向和见识到了什么。宜家在开拓北美市场之前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居然还会有人嫌它的床短，柜子矮，抽屉小。同样，直到我们的某老字号饭庄把分店开到了美国才知道必须针对洋人的习惯改变自己的菜品、流程和服务方式。比如说，洋人是分餐的，你就不能像在国内那样大盘上；洋人基本上是A-A制的，你就不能像在国内那样通常在快要结束就餐时把一个餐费帐单递给其中一个像老板的人。走出去，可以改变认知空间，打破知识的路径依赖。所有国家的企业都会有它局限的认知空间和路径依赖。但是，相比较而言，封闭已久的中国企业的路径依赖更深，更特殊。某大钢铁公司到南美去开矿，不期遇到了工人闹事，竟然会像在国内那样去做工人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但却是真有其事。类似地，我们的很多企业多年养成了围着政府转，积习甚深，猛然到了一个“小”政府的国家去投资建厂，一时四顾茫然，有找不着北的感觉。

　　总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浪潮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中国企业海外学习时代的开始。这种海外学习是本土学习的一种结果，一种继续，和一种更高层次的探索。

　　(作者系管理学博士，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系副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05-2007)《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区位与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项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