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杂志：一根绳上的23个蚂蚱

　　在全世界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指责中，中国稻草输出协会堪称是最自律的行业协会之一，他们自称是“一根绳上的23个蚂蚱”

　　文/本刊记者 何伊凡

　　这一顿饭吃得无比漫长。

　　2007年2月26日，从中午12:30直到晚上20:45，中国稻草输出协会秘书长邢雪森和协会其他成员围坐在餐桌旁，他们要分享的不仅是食物，还有稻草出口再次解禁后的丰厚利润。

　　在邢雪森的企业雪龙产业集团稻草生产基地，冷清了21个月的生产线正在重新调试，空气中弥漫着稻草浓浓的香味。

　　离开餐桌时，邢雪森并未显得疲惫，只是有些口干舌燥。稻草出口协会共有23家企业，“我们做的是稻草的生意，这项生意本身像稻草一样脆弱，”邢说，“就像系在一根绳上的23个蚂蚱，谁弄断了绳子大家都要死掉，这根绳子就是自律。”

　　在大连当地主要用于生火和肥田的稻草，在日本却有“草黄金”之称，日本著名的“和牛”以其为必须的饲料，而出口日本的稻草价格每吨高达250美元，超过了大米的价格。“草黄金”为大连诸多稻草企业带来了丰厚利润，但2005年6月1日，在出口稻草中发现的“二化螟虫”为整个行业带来了灭顶之灾——中国稻草被日本政府拒之门外。

　　经过9个月的奔波，解禁的光亮逐步显现，但邢雪森最担心的是“禁令”会不会再次出现。

　　来之不易的稻草机会

　　1997年的一个冬日，邢雪森驾车离开大连机场，一辆正从货机卸下稻草的卡车引起了同样做稻草生意的他的注意。他跟踪卡车绕大连转了45分钟，最后在码头停下，亲眼看着稻草装上一艘开往朝鲜的货轮，这时4辆黑色

　　“就像电影中的镜头，先下来五个身穿黑衣的小伙子，然后其中一个车门打开，缓缓伸出一条纤细的腿。”从车上下来的神秘女子对这位跟踪者的身份细细盘问，最后“请”他忘记今天看到的事。

　　因为担心境外稻草带来威胁日本农业安全的虫害，日方曾禁止从除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以外的其他地区进口稻草，而从这两个区域进口的稻草价格每吨在200美元以上。受高利润吸引，一些中国商人将稻草先运到朝鲜，然后以合法形式卖给日本，这种操作严格保密，以免为日方获知或者引起更多同行涉足。邢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本身是农业专家，曾在日本研修多年，人脉丰厚，很快在半地下状态做到了全国最大，并带动周边区域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

　　1998年中国台湾、朝鲜半岛发生口蹄 疫，之后三年内稻草被禁止出口到日本，日本畜牧业马上出现了饲料需求空缺，时逢中国找到了杀灭水稻病原菌的熏蒸技术，加之检疫部门多次沟通，日本政府在1999年7月有条件地解除了对中国大陆稻草的禁令，允许已经投入资金和设备、日方从技术上认可的稻草加工企业对日出口。恰好符合此条件的工厂比较集中，位于以大连雪龙为轴心的5平方公里范围内。

　　解禁的影响很微妙，一方面中国企业可以合法、正规地出口稻草，另一方面邢雪森敏感地意识到如果不能自律，这个行业可能很快会自我崩溃。

　　“日本每年需要的稻草不过25万吨，解禁后国内产能一个月内就激增到了40万吨。”一家稻草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家》，“当时局面很混乱，国有性质企业想搞垄断，民营资本则不断进入，大家对这种状况都很紧张，期待能够得到控制。”

　　协会艰难自律

　　“中国大连稻草输出协会”应时而生，邢雪森被选为第一任会长，并连任至今。他海外经历最为丰富，“在日本，政府、企业、民众三方都高度认可农协、经济联合会等组织，只要是日本的生意，都绕不开协会。”邢希望稻草输出协会能将稻草出口量控制在每年20万吨以下，千方百计营造一个卖方市场，每吨价格则可稳定在250美元左右，“不能像生产服装、手套、皮鞋一样，呼啦一下涌出去，把自己的生意全搅了。”

　　协会面对的是一群此前从未受制于任何组织的生意人，这使得协会的任何约定看起来都十分脆弱，甚至毫无效力可言。邢雪森想到可以依靠政府的力量。稻草输出协会与政府交涉了很长时间，最后获得了原外经贸部和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的认可，下发了“173号文件”，协会拥有“预核签章”的权力，即中国稻草销往日本时必须有协会价格认证的章，海关凭“章”才能放行。

　　然而，“预核签章”仅限定了价格却无法限制产量，会员单位开足马力，产量很快饱和，日本客户要求降价。尽管表面有“预核签章”卡着，几家企业却动起了其他脑筋，例如给日方返利。邢雪森意识到必须凭借协会自身来解决利益分配问题，他们在“入世”前后主动放弃了“预核签章”的行政权力。

　　“如果大家都放开手脚干，我是最有实力搞垄断的，”邢雪森在会议上对理事说，“既然坐在一起，就要尽量像一家人一样，我先主动将产能缩减一半。”没有激烈的争论，邢的做法成为标准，各家以熏蒸罐的数量来划分产能，而且现有罐的数量和大小要保持不变。

　　“我把雪龙的出口产量控制在全行业的20%，不会多也不会少，”邢说，“没有这个规模当不了龙头企业，说话也就没有分量。”

　　协会的“分量”显然还需要其它砝码，否则有人违规，仅靠纸面上的章程也无计可施，几番讨论后，协会拿出了一个自认“接近完美”的方案。

　　实际上日方对中国稻草仍不放心，曾提出要现场检疫，这就需要派驻现场检疫人员，会发生高额现场检疫费用。“双方政府都不愿承担这个费用，我们就提出由协会来承担。”邢雪森兴奋地说。

　　协会理事成员按照熏蒸罐的数量分摊费用，邀请检疫人员来华。这形成了一套逻辑：没有检疫服务稻草企业无法出口，但国外的官方检疫人员是由协会聘请的，如果不是稻草协会的会员，协会就没有义务和责任为其提供检疫服务，而如果谁破坏了协会的规章，就将离开协会。

　　灾难会不会再来

　　出口的产量确如协会计划，一直保持在20万吨以下，而且往往日方有降价要求，全体企业就会停产两天“保养设备”，因此价格也一直稳定，直到2005年6月1日，一场全行业的灾难突然降临。

　　危机来得并非毫无征兆，之前日方已至少两次以同样原因将中国稻草拒之门外，只是时间并没有延续这么长。

　　惹祸的都是令日本农水省谈之色变的二化螟虫，如果按照检疫标准进行蒸熏，稻草中不可能存在二化螟虫活虫。但是，每次均是一两家中国企业为降低成本，修改蒸熏数据或根本不蒸熏，骗过检疫官。“如果是稻草发生霉变等质量问题，客户会向企业索赔，这属于企业间的交涉。然而一旦发生生物污染可能，就成了国家和企业间的交涉。对方不会惩戒违反规则的企业，而是要对整个行业动手。”邢烦恼地说，“任何严密的措施都抵不过人的贪欲，没想到利润已经很高，还有人希望再从必要的成本里挤出一点来。”

　　停产后雪龙的损失是每天50万元人民币的纯利，邢当时正投巨资将日本和牛引入中国，进退维谷，其他企业也差不多面临灭顶之灾。邢雪森以协会名义赴日本5次，拜会过日本农水大臣，日本政府方面与稻草协会的文件沟通也有数十次。2006年11月，日方口气已见缓和，要求中方改进设备，邢根据内部信息判断2007年3月份将再次解禁。

　　“要把自律的重心从数量调整到质量。”邢说，行业协会在设备改造期间组织了熏蒸质量纠察队，看到不合理操作就执行封罐的“家法”。

　　没有稻草出口企业可以离开协会独立生存，但总有人希望多分一杯羹。邢雪森每天要花大量时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我们大家都能赚到钱，就是因为有这个协会。”邢把一根稻草放在指间下意识地捻着，“但博弈实际上每天都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