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杂志：大地上的异乡者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2007年1月底，虽然回国已经大半年了，导演陈响园坐在记者面前，还是没太缓过劲来。为了制作中央台《跨国风云》纪录片，他和他的剧组绕着地球跑了一圈，和当地的中国商人们聊天喝酒，交上了朋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我们发现这些在海外的中国商人，他们的生存状态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艰难太多了。采访的时候，有人说着说着就哭了，这都不新鲜。”

　　“入世”5年，走出去的中国商人越来越多，但这个群体所面临的冲突、艰难和困惑，也越来越成为世界性话题。

　　2007年春节期间，《中国企业家》的记者奔赴全国5个城市，见到了一些回家过年的中国商人，讲述他们自己的商业故事。春节对于他们来说是难得的空闲时间。他们有的腊月三十才匆匆回国，有的大年初一就要登上离境的飞机；有的只是稍作停留，在家里待不上两天，有的在一个月的探亲假期里，平均每天开两个会，吃四顿应酬饭；有的嫌麻烦，没带老婆孩子回来，有的干脆连手表上的时差都没调过来，“反正已经习惯了”。

　　我们从中选取了7个个案，作为中国商人在海外的生存样本，他们分别来自欧洲、非洲、南美洲和西亚，有国有企业驻外中层管理者，有海外创业的私营企业老板，也有作为利益共同体的中国行业协会。他们把在国内的商业习惯带到了国外，也代表了中国商业力量和全球不同社会的相处方式。

　　卢伟光，第一个在巴西买森林建工厂的中国人。作为一个从事敏感行业的异乡者，他在压力和争议中学着和当地社会艰难相处。

　　骆金星，这个义乌人把商贸城开到了瑞典。他试图以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接触一个成熟高端的商业环境，获得对方的尊重。

　　于游海，南非海信董事总经理。他是海信第一代驻外管理者，以53岁的年纪应付非洲复杂的创业局面，找到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舞台”。

　　王伟胜，在迪拜淘金的中国商人。从做转口贸易到投资房地产、收购电视台，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他逐渐完成了向主流商业的转型。

　　王家驻，十几年来他一直在做贸易，是圈子里的“头儿”。但是从匈牙利到芬兰，迫不得已的迁徙中，他发现这种生意已经越来越难做了。

　　“中国大连稻草输出协会”，这个有23个会员的行业协会在价格、质量和产能上推崇行业自律，有效避免了恶性竞争。

　　赵春光，一个因为俄罗斯政府零售法案可能被迫返乡的吉林人，他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不知何去何从。

　　他们的故事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这些故事说明，经过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国海外商业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的初期：挣钱不难，获得尊重更难；走出去很容易，要留下来和融进去才是最重要的。

　　留下来，融进去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温州人王家驻就辞职下海，跑到匈牙利做贸易。当时他把5个品种的温州鞋样品每样发了一个货柜，结果一在布达佩斯落地就卖光了。多年以后，王还是很怀念那个“黄金时代”。“钱太好赚了，”他说，“只要看到中国货，就不是选择而是抢购。”

　　这样的好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几年以后，中国商人和中国制造开始在海外遭遇一系列的尴尬：西班牙焚烧中国鞋、莫斯科警察查封中国仓库、中国商品屡遭反倾销制裁、中国工人被绑架……类似的事件频繁发生。

　　这种抵制并非发生在一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全球效应”。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曾向《中国企业家》表示，法国政府高层认为法国老百姓现在最担心的是就业机会被中国人抢跑了。突尼斯的总理则向吴建民直言，他们对中国的崛起既敬佩又害怕，“你们的纺织品太厉害了，你要把我打垮了我怎么办，我这个总理怎么当？你们高抬贵手吧。”吴建民甚至遇到了这样的提问，“中国想统治世界吗？”

　　一位长年在海外闯荡的中国商人告诉《中国企业家》，这一方面是商业道德和生活习惯问题：有些商人在经商过程中耍小聪明，卖假货水货，有违规行为；还有些人的卫生习惯、生活秩序和当地人格格不入。这些都是在“走出去”初期经常出现的、由于缺乏监管和自律而出现的反商业进步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当地的商业生态链条中表现得过于强势。当地商家因为他们的出现竞争力受损，失去了很多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但是他们从生产到物流到销售，几乎把产业链的所有环节都包办了。他们在别人的国家求生存，但是人家却没办法分享到一丁点儿商业利益。

　　安信地板总裁卢伟光在巴西买了10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经营着两家木材厂。由于身处敏感的资源性行业，他对于如何跟当地社会相处尤其有感触：“一个要分享，一个要自律。你要把利益让给人家一点，哪怕亏一点钱，不能让人觉得你是惟利是图的奸商，拿了钱就跑。”

　　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融入当地文化，才能真正留下来——而这是必须付出成本的。

　　慈善成为他们获得信任、进入当地主流社会的一个手段。南非海信在当地的大连锁店每卖出一台彩电就捐给当地最大的儿童红十字

医院一块兰特；卢伟光在巴西建木材厂之前先要花100多万元人民币建灯光球场；去年年中，段永平代表他的家庭慈善基金在eBay上以62.01万美元拍下和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此举也直接冲击了中国人的商业观念和慈善观念。

　　是否仅靠自律和善意就够了呢？海信在南非的负责人于游海认为，要融入主流社会，还要依靠一定的平台，单凭个人努力，很难成功。于游海8年前被派驻南非，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外国管理人员，到和三星、LG的同行一同上台领取当地的最佳供货商奖，获得当地行业内的知名度，有一个自己的交际圈子——他认为这和海信品牌在当地的影响力有关。如果没有海信这个品牌，谁会买一个53岁老人的账呢？说到底，要融入主流社会，建立平等和有尊严的相处方式，还要靠个人背后的企业实力和品牌形象。

　　不过，于游海也很困惑。由于在南非的8年干得不错，2007年领导可能要把他调到欧洲去。“这样，我在南非的朋友们就算断了，今后我们也不可能再去那儿旅游。一切又要重新开始，我都53岁了，还有几个8年？”

　　很多中国大型国企第一代海外员工都面临这样尴尬的境遇：付出多、牺牲多、人数多，这个群体代表着中国主流商业在海外的形象。但他们是一群不生根的异乡者，他们来到一个地方，但是永远无法融入这个地方，因为他们迟早要离开。他们站在两个世界的中间，永远不到岸。

　　如何在两个世界的生存之中获取微妙的平衡—在这一点上，两代人已经开始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第一代人似乎是“装在圈子里的人”，并不愿融入当地社会，很多华侨在当地生活了一辈子，一个当地朋友都没有，而且总也不会讲当地话。他们的第二代则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和他们的不一样，是所谓的“社会新类”。他们懂得当地语言，他们拥有当地的朋友，他们拥有良好的教育，他们雇佣当地人，与当地人一起合资做生意。他们带着更多的激情和理性、更少的傲慢和偏见，试图加入和世界的对话。

　　去年中非论坛期间，记者认识了一位在刚果(金)开发森林的东北人，50多岁。当时他欠身坐在刚果(金)的一名政府官员面前，满脸是腼腆的笑容，询问当地的木材运输问题。他不会英语，也不会法语，一口东北腔普通话，只好靠比划。官员总也听不明白，摊着手干瞪眼。过了一会，进来一个小伙子，他坐在东北人身边的沙发上，开始用英文和官员交谈，并且看着对方的眼睛。很快，他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他是那位东北人的儿子，刚刚从法国

留学回来，很快，他将到刚果(金)帮助父亲打理生意，在当地修建一个太阳能发电站——此前，父亲的木材加工厂计划因为当地缺电而迟迟无法开动。

　　走得更远

　　每个异乡者都有一本自己的“海外奋斗血泪史”。身为第一代起步者，他们在风险和竞争中获得了哪些商业进步？这些进步是否能够帮助中国海外商业走得更远？

　　第一， 善于运用政府助力。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认为，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可避免地要和西方国家已经在那里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在非洲主要是欧洲国家的利益，在拉丁美洲主要是美国的利益。中国如果不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和西方协调利益，那中国走出去面对的抵制可想而知。

　　去年中非论坛期间，中国政府提出了促进中非合作八项措施。南非海信赶在这个时候向

商务部提交了一份发展计划书，希望从新政策中获益，筹建在南非当地最大的家电生产工业园。一旦建成，南非海信的产能将成为在南非的同行业之首，并且为当地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培训当地急需的高级工程师人才。“要是这个事情能做成，我们就能真正和LG、三星、SONY这样的日韩企业竞争了。”于游海说。

　　第二，行业自律。

　　中国商人在俄罗斯和东欧的惨痛损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监管和自律，从而造成恶性竞争。“中国大连稻草输出协会”是一家行业民间组织，专门负责会内23家企业和日本市场的对接事务。会长邢雪森希望，通过协会的力量将稻草出口量控制在每年20万吨以下，千方百计营造一个卖方市场，那么每吨价格则可稳定在250美元左右，“不能像生产服装、手套、皮鞋一样，呼啦一下涌出去，把自己的生意全搅了。” 目前，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已经有50多家。

　　第三，模式创新。

　　最早的中国商人出国路径很简单：亲戚老乡帮带着做买卖，没有模式可言。一片空地租上一年，墩上几个集装箱就算批发市场，卖掉10万算10万，卖掉20万算20万，挣到钱就走人，继续转战南北。“之所以混乱，是因为他们缺乏根基。这其实可以用商业模式来解决。”凡尔顿集团董事长骆金星说，“新的商业模式把候鸟商人变成了移民商人。”

　　去年夏天，他在瑞典南部城市卡尔玛投资了当地最大的一个中国商贸城。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中国人在北欧第一家买断产权的商品城。所有入驻的商家能够获得摊位的永久产权、三个名额的瑞典永久居留权，以及瑞典、杭州各一套公寓。“他的根基问题解决了，子子孙孙都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又怎么会不负责任地乱来？”在这个基础上，骆金星就准备谋求更多的受益——除了出售摊位，还开发物流配送、周边服务设施，这些延伸的利益则要远远大于出售摊位的利益。在骆金星的概念里，自己做的不是一个商贸城，而是一个未来的华人社区。

　　第四，竞争中的产业升级。

　　中国商人走出去的传统路径就是做贸易，但是激烈的国际竞争使他们不能再满足于单纯的贸易，而必须往产业链的上游走，争取企业发展的主动权。

　　2004年，卢伟光买下巴西的原始森林以后，感觉自己长舒了一口气：“为什么我要去投资工厂？为什么想去买森林？因为巴西木材是卖方市场，竞争激烈，对手总是恶性的提高价钱，我没有主动权。如果我有加工厂和森林，我就能够依靠自己，可持续供应自己。这等于我的竞争往前走了一步，不是同一个起跑线了——我不是惟一买他的，我变成他了，那我就可以有竞争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