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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周刊记者 甄静慧／文、图
幼稚逐流
青年时代的金炜自称“追”波逐流，什么流行干什么，还没干到头就追另一个流行，追到后来，终于栽了个惨痛的筋斗。
——你在二十几岁就大学毕业，入了党，还加入了“第三梯队”，进入了市委组织部，在那个官本位的时代里，应该是仕途一片光明的，当时跟你同一个组织部的其他年轻人都走向中央追随更高的领导，而你却投身商海，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金：我的一生啊，回想起来真是“追”波逐流，什么流行干什么，当时流行走仕途我就走仕途，流行走学途就走学途，流行走商途我也走商途，也没干到头就追另一个流行，体现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幼稚，但也很真实。
就说读书吧，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心理学教授胡寄南指导我读硕士研究生，已经读到写毕业论文了，但加入了党的队伍后，领导认为书有什么好读的？还是先干革命吧——结果就当了团委书记，差那么一点，没拿到硕士学位。
后来走仕途，我们那时是最早的第三梯队，进入了市委组织部，那可是党的核心组织，负责局级领导干部的考评。那时候年少轻狂，觉得自己太年轻，这么去吆喝领导干部不合适，就去留胡子、抽烟，把自己弄得老相点。
在组织部，我们这帮人开创了中国考核干部科学化的一种途径——做完了这件事后，很多人就到中央去了。
我的选择，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关系很大。当时中国经过这么多的波波折折、政治风雨，最后的出路只有改革开放——现在回想，邓小平对中国道路的把握是非常正确的。
——原来当时是抱着寻找中国经济出路的远大理想下海的？
金：对，那就是时代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烙印。当时最真实的心态是：第一要服从组织安排。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香港大学邀我留下来，工资4500港元，那时这里发工资还是60元钱人民币左右，但我想党让我搞团的工作，怎么可以给你资本主义打工呢——这是真实的心态，当个人的前途利益与党的要求相违背的时候绝对是个人服从党。
——因此你的第一家公司是以党的名义成立的，那次应该不算你真正的下海吧？
金：不算，但那次经历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输得很惨呀，最后把自己都输掉了。
说个笑话，当时开公司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因为资源太好了。我开公司，董事三十几个、顾问三十几个，在上海顶级的西郊宾馆，邓小平会见伊丽莎白女王的房间开幕，很辉煌的。创造的概念叫第五产业，名字是“上海跨世纪心理与事业顾问公司”，牛啊！这么小的公司，这么大的仪式，太笑话了。但那时候真就这么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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