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变而新生：韩国经济已经进入相对平稳增长期

　　代 忘

　　据2006年的最新数据，2005年韩国经济增速达4%，虽然比2004年的4.6%略低，但韩国经济已经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增长期。早在2004年，韩国人均GDP就达到14144美元，超过人均13529美元的台湾，升至“四小龙”的第三位。同年，新加坡以人均GDP25191美元的水平，超过人均24082美元的香港而跃居四小龙之首。四小龙这两年都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增长。这意 味着，作为“东亚奇迹”的“第二梯队”，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各自的改革与调整对策在9年后的今天已经结出了新果。

　　不仅如此。昔日“东亚奇迹”的先行者、1980年代泡沫破灭后的徘徊者——日本，也正在经历着1990年代以来最值得关注的复苏。过去两年里，日本经济的GDP增速分别为2.7%和2.4%，这是很不错的成绩。日本企业与政府经过4年左右的深刻变革，已使经济的复苏获得相当坚实的基础。主银行制的改变、金融领域的变革和政府通过

邮政私有化等措施来进行重新定位的瘦身行动，使日本的政、银、企三方关系的重构得到了实质推进。整个经济运行体制向更市场化的方向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所谓“雁行模式”里的领头雁，重新走入上行通道。

　　在亚洲四小龙里面，韩国的大财阀集团与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跟日本最为接近。观察一下这种模式最近几年的变迁，不仅能加深对所谓“东亚模式”最新进展的理解，也能给作为“东亚奇迹”强力后继推动者的中国提供某些启示。

　　韩式困局

　　同样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策略，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得到了很不一样的评价。危机爆发前，学者们研究“东亚模式”，提出“日式资本主义”的新名词，杜维明等人也提出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东亚的发展甚至激发青木昌彦、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阿布纳·古莱依夫(Avner Greif)、钱颖一、约翰·利德巴库(John Litvack)等一干经济学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设比较制度分析的课程，并形成了比较制度分析这样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但危机爆发之后，以IMF为代表的国际舆论又将“东亚模式”看成官商勾结、非民主化与裙带资本主义的集合体，儒家文明重新被很多人看成阻碍现代经济的落后因素。

　　毫无疑问，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所以如此深重，尤其是韩国，几乎被逼到国家破产的地步，是与这种“东亚模式”有相当关联的。政府主导的大财阀集团式的经济发展，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资源，在因时制宜的产业政策与配套的财政、税收政策支持下，使韩国自身的基础工业在近乎一片荒芜的国土上，迅速地发展起来，同时也能使后进国家较快地参与国际竞争，还能集中力量促进技术的进步，有效执行政府的正确的产业策略，这些优点集合起来，使韩国经济取得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

　　但此种模式也给韩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该模式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政府与企业结合得非常紧密。可以说，韩国的大财阀企业就是由政府一手扶植起来的。政府通过大财阀企业推进工业化，参与国际竞争，而这些企业则从政府那里得到各种财政和税收的支持，在融资上被优先考虑，得到低息的贷款等等。第二个特点，是家族控制。1994年的数据显示，通过家族直接持股以及子公司的相互控股，韩国最大的30家财阀约有47%的股份被家族内部成员控制，而由于外部股东非常分散，他们对企业的运作并没有发言权。前面的两个特点结合起来，促成了韩国大企业的投资软约束。该模式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韩国支柱企业的“大而全”，所谓“大马不死”，全面开花。企业的投资非常分散，广泛分布在各个领域。比如，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后的1999年，“三星”还是有159家子公司，其经营范围包括电子、汽车、化工、造船、造纸、制糖、纺织、通信、飞机、金融、保险、建筑、旅游、医疗、媒体诸多领域。另一个巨无霸“现代集团”，在1998年也有79家关联企业，囊括了包括家具和化妆品在内的15个产业领域。显然，亚当·斯密式的“分工”理论，在这里完全失效了。第四个特点，则是这些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债经营。韩国经济在30余年中高速扩张，其资金来源，相当大部分既不是来自于利润积累，也不是靠外商的直接投资或者股票融资，而是来自于借债。1996年底，韩国企业的净资产负债率为335%，大企业则更高，达到了449%。可以想见，这是一份糟糕的资产负债表。到危机爆发时，韩国总共借了大约1600亿美元的外债，其中短期贷款占到50%左右，这种局面，令当时30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显得楚楚可怜。用这点外汇储备去干预外汇市场、稳定

汇率显然远远不够。这种巨额的负债经营方式，一旦遇到经济波动，企业的现金流即刻就会出现问题，而这正是韩国的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以上这些特点，会出现一系列问题。首先是负债经营造成的经济和金融隐患，其次是官企关系过于紧密，造成韩国社会官商勾结、社会腐败的现象。韩国的几任总统都由于利益输送问题而受到审查乃至刑罚，可堪为证。而且由于大财阀集团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导致其对反过来对政治决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例如，2004年，三星集团全球销售额1800亿美元，其中三星电子达790亿美元，出口650亿美元，占韩国出口总额的17.7%和韩国税收总额的8%。三星的9种产品在全球销售排名第一。韩国媒体甚至直接以“三星共和国”、“三星王国”称呼这个巨型企业，来形容其在韩国经济与政治中的地位。而这种巨大的影响力，有可能会促使其影响政府的决策朝有利于自己的轨道上倾斜，从而损害整体资源按照市场原则有效配置。

　　再次，由于家族控制企业，造成企业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使企业决策不够透明。这也是外资在很长时间里不敢轻易入股韩企的原因之一。

　　第四，由于韩国大企业投资分散，公司治理结构不佳，无法受到类似于风险投资公司、有效的董事会和资本市场等的多重运营监督，这极大地影响了韩国经济的

竞争力，使其投资效率无法与欧美相提并论。OECD2005年10月5日发表《韩国报告书》称，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4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副作用，就是大企业主导经济命脉，导致中小企业的发展受限，而这造成了韩国社会相当严重的贫富不均。据OECD的报告书称，大公司在历经金融危机之后的改革，已经明显地改善了表现；相反地，大部分中小企业现在出现财务结构和营业获利方面的问题。目前，韩国已经有近1/4的中小企业处于亏钱经营状态。如果其产需都主要立足国内的中小企业越来越弱，而采购与出口在国外占比都很大的大企业却越来越强，韩国的内部需求就会受到损害。同时，由于中小企业的弱势，也令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乃至出现无就业增长的现象，这会致使大多数国民无法享受到与经济恢复同步的收入增加。根据韩国劳动研究院的统计数据，在2004年，韩国没有正式工作的劳工占全部就业人口的37%，总数超过500万。

　　这种困局，跟中国改革攻坚展开之前的政企、政银、银企关系有不少相似之处。只不过，韩国的企业并非是国家或全民所有，而是财阀家族掌握着控制权和经营权。

　　韩式变局

　　以上的困局毕竟是韩式而非中式的，则变革的途径自然也只能是韩式的。休克式的变革企图全盘引进新的制度，往往引起新制度与旧环境的不兼容。而渐进式变革的困难则在于，摸索到现存体制中需要变革的核心制度后，要有足够的勇气进行决断。在一个正常运行的体制里面，各种制度总有互补性。在紧密相关的制度之间，可以有先变和后变的选择，却决难变一个不变另一个。

　　拿跟韩国相近的日本经济体制来说，1990年代以前的主银行制度，不仅是说由一个银行给企业借贷总额最大，还包括企业要将自己的结算账户集中于主银行，银行对企业进行一定的股份持有并帮助公司在国内市场发行公司债，另外，银行还在企业有需要时向企业派人参与经营管理。在这种制度下，日本企业的整个运营机制跟运营环境，都跟欧美企业有别，前者为银行和政府考虑得多，后者为股东考虑得多，后者依靠市场的力量进行分散监管，而前者则是银行承担了监管者的角色。所以要改革日本企业的治理模式，必然涉及到日本银行的改革与日本政府角色的转变。而近年的日本改革，正是企业、银行与政府同时推进的体制性重构。韩国的大财阀企业模式，跟日本的主银行制度颇有相似之处。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在改革之前，韩国的金融基本上属于“官治金融”，政府享有发言权。这与大财阀企业模式联合在一起，形成韩式经济主要特征。

　　此种制度的运行，类似于圣王政治。如果人性都善，大家皆努力向上，相互帮助往好的方向走，自然是最有效率的方式。而一旦官员或者企业经营者为私利驱动，便逐渐显现其相互勾结，随意投资或挥霍而不受有效制约的坏处来。在一个国家草创阶段，或在某种信仰之下，全民一心向上是有可能的。实际上，韩国在全民一心、卖金卖血共渡金融危机难关的时候，就表现出了这样的民族精神。但是，这种状态多半是变态而不是常态，是例外而不是向来如此。韩国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到了一定程度，便累积起了前面所说的官商勾结、效率低下、过度借贷、贫富分化等诸多问题。

　　早在1980年代初期，韩国政府就开始将其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向民间主导型转变。通过逐步缓解多种产业中的行政管制，来放宽市场准入。但由于财阀式的经济力量过于强大，这些措施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果。

　　直到1997年受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之后，新上台的金大中政府才放开手脚，下狠劲改造韩国的经济结构。1998年1月，韩国政府制定了提高企业的经营透明度、逐步取消债务互保、彻底改善财务结构，避免过度负债经营、确立主导产业部门，实行专业化经营以及加强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责任等企业改革的基本原则，并修改了《金融企业结构改革促进方案》、《证券交易法》、《企业破产法》、《银行法》、《租税减免规则》等法令。可以看出，使韩国的大企业脱离政府与银行的超经济支持，获得独立的市场品质是这次改革的主旨。与此相关，银行业也必须向商业银行转型。作为政府主导型经济的特色之一，韩国政府还硬性规定现代、大宇、三星、LG、鲜京等五大企业集团保留各自核心产业，放弃弱势产业，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进行企业互换，实现专业化经营。政策的目标和促进方向是通过强化市场内部的竞争，改善领导结构，加快实现大企业集团的独立经营。这些改革明显带有行政强制的色彩，而不是通过创立市场环境，让这些企业根据市场状况自行决定如何改制。

　　这与日本2001年以来的改革明显不同。日本这次的企业变革，处理“产能过剩”、“劳动力过剩”和“债务过剩”等诸多问题，不论经历了多么大的震荡，都是企业自身做出的决策，政府采取了甩手不管的态度。而政府把目光聚集在处理银行坏账，重建金融体系以及“自身变小”的事务上，真正做到了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本轮改革比韩国的改革要更深刻更稳健，而韩国由政府主导的市场变革并不彻底，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依旧存在。当然，日本的“2017梦想”尚未完成，而韩国近两年的“文化产业”政策所结出的硕果，也还是显示出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经济的有效。政府与市场的角色与边界，从来都没有教条可循。因时而变，以求新生，是古老的智慧。

　　(作者为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