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行董事长郭树清：行走在新旧体制的平衡木上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本报记者 赵忆宁 北京报道

　　如果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改革试验场，那么，同许多领域的突出人物一样，郭树清也是一位中国经济改革的“工程师”，专长于独立完成某一项特定任务的设计和施工。

　　在世界上28个经济转轨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国家，也是世界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 进步最大的国家。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规模如此巨大、过程如此复杂、风险如此之大，却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除了有邓小平那样大智慧的总设计师外，各个领域涌现出的一批优秀的、经过历练的、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是旁观者，也不是“空降兵”，更不是站在一旁“说三道四”者；他们既根植于本土又具有全球视野，从20多年前改革伊始就已经定位并进入角色，“边学习边设计”、“边设计边施工”，持之以恒地推动中国改革的全过程。

　　从1980年代开始，郭树清参与了一系列改革方案的研究起草。1984年在社科院读研究生时，他撰写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从现状、目标、道路、方法四个方面阐述中国的改革之路，难以相信出自一位28岁的青年之手。1985年任国家体改委体改总体规划小组的主要执笔人，参加了许多经济改革文件的起草；之后在国家计委工作5年。1993年，中国在实施又一次宏观调控时，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准备并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体制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分税制的出台)、外贸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汇率并轨)及投资体制改革(成立政策性银行即开发银行)。这一系列改革方案与步骤是经过慎重周密的研究与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制定的，郭树清是这些改革方案的直接参与者之一。1993到1998年，作为体改委综合司司长及秘书长，他参与了中国几乎所有重大改革的方方面面。

　　与多数“工程师”不同的是，郭树清不仅“设计方案”而且“参与施工”，从1998年到贵州省任副省长，到2001年转入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在金融领域实施他的设想。

　　1993年时，他写了几个重要的改革建议，涉及社会保障、住房制度和汇率改革，最早论述了国有经济债务重组的必要性，包括提出发行特种国债的设想，以此来解决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债务过重的问题。后来又提出过多种使用存量资源解决存量问题的方案。

　　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茨在1998年3月25日伦敦“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把所有借债国的资产负债表并在一起看，就好像是新兴的市场(emerging markets)以较高的利率从发达国家借钱再借给发达国家。”这好似一个得不偿失的怪圈，我国实际上已经陷入“斯蒂格勒茨怪圈”之中，而郭树清早在1995年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在《改革攻坚的思考》一书中说：“正常的国际收支所需的准备水平，我们早已超出”，第一次指出，外汇储备过高也有消极作用，它意味着对我国经济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中国使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库券是资本外流的最主要形式。当然事情都有两个方面，环境变化了，问题的性质也会不同。

　　郭树清既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也是一位“公平至上”者。他一直不赞同针对企业而非行业或地区的所谓的“特殊优惠政策”，10年前如此，今天更是如此。由于之前有过在最贫穷的地方政府的工作经历，诸多感性认识沉淀在心中：一方面中国资金、商品过剩，另一方面是西部的短缺与贫穷，中国经济结构严重不平衡。他在2001年前后写的文章，更加关注这种不平衡性，如近期出版的《在过剩与贫穷之间》和之前的《1996-1998的经济和政策》。

　　建行上市之后，召开了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郭树清在会上的讲话让记者在建行的一位朋友感触颇深。他说，“我以前老有不安全感，何谈创新？”郭的讲话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尊重人”。郭树清面对33万建行职工说：“要依法合规，在劳动用工方面，今后银行不能做任何违背法律侵害职工利益的事！”他特别强调“对下岗分流人员要有同志和同事的情谊，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郭树清用事业和感情聚集建行最为缺乏的“人气”。

　　“搞了股份制，搞了现代企业制度，还要不要搞工会、职工代表大会？还要不要搞民主管理？在讲产权约束、资本运作、价值创造的同时，再讲工会、职工作用是否过时？”郭树清自问自答，“公司必须保障员工的一切合法权益，包括法律规定的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利。”尽管编制有限，郭树清还是坚持在一、二级分行配备专职的工会工作人员，“今后这些人多数还会转为兼职”。

　　纵观郭树清已经出版的15本书，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公平、均衡发展”基础上的发散。郭树清更为关心基础性的一次分配，而不同于从二次分配入手的主流观点。关心二次分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它是以假定人们一次分配已经合理为前提。“当前，我国最大的不均衡在一次分配领域，也就是商品和要素价格领域。”他说。如果看看郭树清这些年所做的事情，无论是贵州的房改(一次涉及面极广的利益调整，建立确保公平效率的统一模式)，还是使用外汇储备给商业银行注资(看点在于：外汇储备可以有别的用途，不仅用于购买美国债券，而是开辟了另一种用途，可以用于发展国内的生产力)和建行上市，都是着眼一次分配，解决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众所周知，使用外汇储备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建行上市，是新一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这两项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是什么样的？1996年，记者供职的新华社《瞭望》周刊准备发表一篇 “特区特不特”争论的稿件，时任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提出要请宏观部门的同志把把关，并点名“请郭树清同志审阅”，当时郭在国家体改委任综合司司长。他同意发表，几乎没有作任何文字修改。但是，当记者坚持与他讨论上述问题时，他开始顾左右而言它，或者讲些极为原则的话。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是：在最高决策者们没有公布调整特区优惠政策方案之前，他不会告诉你一个字！当时记者的感觉是：这真是一个遵守游戏规则的人，并想起那句中国警言：“大慎者闭心，中慎者闭口，下慎者闭门”。时至今日，已经“移形换位”于商业银行的他，还会受“原则性”的习惯驱使吗？记者依然能感受到他回答问题时，尽力做到准确、严谨、平静、有耐心，他在推敲每一句话，甚至是每一个词，直到滴水不漏。如果你力图挖掘新闻，他会有礼貌地退却，或者大而化之。有人说他具有内蒙古人豪爽的特点，记者却不这样看，“言慎则能崇其德”，人们不是经常这样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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