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个争端当中，我们判断整体的形势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们会把双方的一些策略和常态之间进行明确的划分。为什么在策略和常态之间进行划分呢？第一，无论是各方哪一方，哪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贸易伙伴，在与对方对手谈判之前，都要为自己争夺主动权的。那么在争主动权之前，要把贸易争端接二连三地发起。但是如果因为这一点，我们假设一年365天，都是按照这种密度和高强度来发起争端的话，那可能就多了。

　　还有就是我们要把一些人提出的极端主张，和它的可行性分开。现在中美经贸已经发展到了这样大的规模，中国制造在美国市场上面，已经占了那么大的份额。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像修正案中国如果不把人民币的利率一下子提到12.5%的话，就要对中国实行全面的惩罚性关税。但是我想，大家要想一下，如果中国对美国出口，中国制造一年是几十亿美元，一天只能占千分之几的份额，那一旦这样实施，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是微乎其微。但是现在这么大的规模，怎么可能呢？那是不大可能的。而且我们不必把美方或者是在座的各位，来自中国企业的这些公司，真的不必把美方很多要求太看重，有些要求，他们如果真的付诸实施，产生的后果也是他们所不想要的。

　　比如说像汇率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度提升，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重要后果之一，就是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大幅度缩水。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要重视，但也不要看得太重。有些要应对，但是有些最好的应对措施，就是拖，拖到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当事者会把以前的想法放松了。

　　[主持人]：非常感谢中国的这位嘉宾。

　　陶景洲：对奥巴马总统访华，从美国的角度是安抚一下，的从中国角度出发是创造更好的印象。所以我对奥巴马的访问，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也不存在太多的幻想，因为美国政治远远超过经济利益。

　　John Gapper：我想在专家讨论会上经常发生，高峰论坛不是这样的，我同意约翰，如果你看公报的话，这个是很有实质性的会见。我想音乐和身体语言都不大好，可能记者更关心的是语气和身体语言，但我就不认为他们看上去很舒服。我以前说过，我相信在长期看，这个关系会持续，而且会超越一些争议。但我认为美国的看法，他们觉得这个做法不是令人舒服的，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谢谢。

　　James Kynge：陈先生您怎么看？

　　陈索斌：我是青岛金王的，我是本地企业，我们青岛金王其实跟美国打交道已经差不多二十年了。应该说我真的有发言权，我对美国又爱又恨。实话实说，我先说恨的再说爱的，非常恨的一面是因为我们跟美国打了十几年的贸易战，就是反倾销。我亲身非常有体会的，他们肯定有，而且非常不公平。这种反倾销有几种，一种是从奥巴马上台以后，将近20起的反倾销，几乎每个月都有。大家算一笔账，如果按这个速度走下去，大约几十年，几乎所有商品和行业都有反倾销，现在有补贴，有反规避等等，包括现在的特保。还有一种是“日落”，就是像我们的一些产品，大约20年到30年前就有一次，5年复审一次，这个律师知道，5年复审的时候我们永远赢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市场国家，所以你的成本，我们企业的成本，永远不会参照我们的成本，它找一个替代国。比如说找英国，或找巴西，找什么国家，找一个替代国的同行业，然后拿它的成本来跟我们计算，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可能赢的。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美国的同行业，就是行业协会，只要提出起诉，美国一定会立案。第三，它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确实打不赢。我们每年接触美国商务部的官员，有时候他们自己都在讲，确实不合理。我们很多的产品，比如说过去征5%的税，现在收100%的税，产品越反越多。

　　另外说爱，其实我们也有非常多的机会，美国真的有非常庞大的市场。最近我们金融危机以后，美国也需要更多的投资，也更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去投资。特别在一些技术、能源相关金融方面，美国的招商力度比中国大。我深深有体会，现在美国一些州政府到我们企业招商，我真的感觉到，比中国的政府去招商力度还要大，我实事求是讲，可能真的需要钱。最近我们又买了不少能源项目，我们是在今年年内买了很多的能源项目，又有了很大的一些投资。所以应该说，真的是美国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多的机遇和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对美国真的总结一下是又爱又恨。谢谢。

　　James Kynge：你们的观点都很有意思，现在可能提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就是人民币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如果中国让人民币升值的话，是不是很重要？我知道梅先生曾经提到过，只是简单地问一下，是不是有助于中美的贸易关系？条件是中国让人民币升值，您觉得这个会不久就发生吗？谢谢。

　　梅新育：关于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解决中美之间经贸摩擦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它可能产生的一些后果，也是美国人自己所不愿意见到的。比如说像人民币如果对美元出现持续较大幅度的升值，肯定意味着一点，就是说中国企业在美国，不管是收购、并购也好，还是绿地投资也好，都出现大幅度的增长。而且相信很多中国企业还会对美国的一些标志性大型企业巨投，发起收购。但是像这样的局面和情况，是美国公众希望看到的吗？我想当年中海油收购尤先科的情况，不仅是遭到了美国议员的反对，几乎是遭到整个美国社会的反对。我很想知道，当美国方面对中国提出这样要求的时候，对由此产生的这些结果，有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有没有接受的准备？如果它有接受的准备，那么我们可以在觉得合适的时候，满足要求。但如果做不到，那算了，就不要怪我们做不到了。

　　James Kynge：谢谢。陶先生，您也是从法律方面的角度，我们有一些非常灰暗的说法，比如说对明年中美贸易的展望，可能会有更多的保护主义，您怎么看？您觉得我们会进入一个非常多的摩擦阶段吗？

　　陶景洲：对我来讲，这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因为律师不太希望安定。因为今年在处理特保案，两个反倾销案子，和十个反倾销加特保的案子，中国已经提交了四个，既反倾销，也反特保，因为像汽车有政府补贴政策。这不会有好的发展形势，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一直考虑是不是把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一直考虑，但是一直不给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所以中国的成果不会被视为是真正的生产成果成本，所以要找第三国去算。所以这个事情不改变，美国公司胜券在握，肯定不会因为某些关系的缓和而减少，他们要保护美国当地的就业和工业，这种情况不改变，还会有更多的案子出现，也会让更多的律师忙起来。

　　James Kynge：谢谢，我想做回到陈先生，您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说您不一定想买资源，不是一些不大敏感的东西，比如说想买个品牌，美国的一个公司，也就是营业地不是太好的，可能破产的公司吧，但是它的品牌很好，像“背靠背”这样的牌子。

　　陈索斌：应该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这种敏感度。我觉得这个非常地正确。金融危机之后，其实美国的资源类的东西，它很多的州政府，就是地方政府，其实非常欢迎一些非国有的企业，不是国家的企业进行投资。这是一个中国企业走出去一个非常好的始点。可能在非金融危机的时候，2008年的时候，应该说我们要去收购一些能源项目，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基本上还是以当地为主，可是金融危机之后，确实改变了我们州政府的一些做法，所以这对我们这样的企业来讲是一个机遇，而不是风险。

　　所以我刚才提到，第一美国政府的招商力度要比中国政府还要大，所以它非常欢迎我们去投资。我们拿到一些能源项目以后，而且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发展环境，甚至包括一些州，都可以给我们这个项目，进行适当的修改法律。所以这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就是没有想象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说我对美国有非常可爱的一面。

　　James Kynge：谢谢，我想把这个论坛更公开一下，向观众开放。实际上时间剩得并不多，我只是想问一下John L Holden，我想约翰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乐观的评估，就是目前发生的。我想问一下，如果明年美国经济不是很乐观的话，是不是比如说700万家房屋如果重新被拥有，一般的美国人生活是不是会更难？您对贸易保护的措施，从美国这个角度看是怎么评价？

　　John L Holden：这是很好的问题，我确实认为风险还是有，这个很难想象。国家之间的协调如果不成功的话，比如说中国的措施，采取了一些应对的措施，那么实际上政府要面对的压力是很大的，大约10%以上的。是，我们看到这个是非常有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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