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斯宾塞：您的问题是如何对货币价值方面的转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有很多的明智人士，他们考虑这些情况，谈到全球的金融体系，全球经济等等，我想都这么一个意识，我们正在运行的一个体系，也就是我们谈到可调整的汇率，是将会发生的。原因是在全球经济中，我们有资金的流动，资金的变现性，就像市场的换率。我是说你看现在吧，中国还有目前的汇率是受管制的，有一点上升，在巴西是可以随便的，在美国是赤字很大，努力是使经济恢复，它的经济低，高汇率还没有出现。所以在美国和巴西相比，如果是巴西的政策制定者，你觉得他会提高吗？有一些投资者，比如说这个屋子里的人会不会借美国的钱买新的货币使价值上升？出口企业就会消失了，大家知道我们不会有一个大的贸易体系，在金融方面，也就是在很多国家，他们一些不稳定的话，我们不会有纯粹的市场势力。所以我觉得我们会回到这么一个体制，也就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在全球的金融体系上能够做，所以世界货币组织他们可能会做这个。就是叫做“布雷顿智慧”(谐音)，我们会有一些体系，会有一些调整，也就是我们需要在利率方面，就是要调整市场的因素，市场的力量，在发达国家他们必须在这个位置上调整好汇率，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大约有13个国家都是在开放的世界，在过去25年大约是77%的份额，所有的货币方面，他们都是开放的。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论的。过去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开放它的资本市场、产品市场，让市场决定一切的话，现在看来，它不起作用。人和国家都接管了它，所以长期来说还不行，还会有金融危机，所有事情都很难决定。

　　[主持人]：谢谢。

　　提问2：第一，全球的失衡是因为汇率的问题吗？因为很多事实说明，像刚才您报告中也提到了，就像德国，总体的贸易在下降，但是对着美国贸易还是顺差；德国几十年都是顺差，欧盟作为整体对着美国都是顺差。但是这些国家对着美元都是升值的。中国人民币，说实在是承接产业转移的，所以对美国顺差的延续，人民币升值或者汇率低估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因为美元需要贬值，假定包括人民币在内，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都对着美元，对着这些全球储备货币升值的话，全球的套币行为，会不会带来更大的失衡？

　　第三，在危机后我们缺乏反思，对于全球金融流动，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我认为是没有证明的，就是全球的直接投资资本能够直接流动，金融资本也就是投机性资本，也就是私人资本，它的全球性流动，是不是可以获得共赢，这在危机中是得到反证的，想听听您的见解，谢谢。

　　迈克尔•斯宾塞：第一个问题，基本上说不会的，这是很重要的，要明白失衡的重要，对各种各样的经济，也是有助的。我不想在长期方面的考虑，结构方面是不会达到这样的。没有人会想美国的赤字会消失，只是由于汇率的调整，所以这个想法是不行的，没有人认为中国的盈余消失是由于汇率的结构性调整。正确的方法，在中国由于汇率是受管制的，必须有一些判断。

　　这种判断是正确的话，你就不会犯错误，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中国给货物升值，这样就对经济不断地带来压力，对不断地经济调整带来压力。因为也是对不断经济发展某些意义上的遏制。我们翻开市场这一页不说，完全从流通的角度讲，这个升值是最正确的。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是像一些欧洲国家也一直是顺差的。

　　迈克尔•斯宾塞：当然这不是我们说的很好的情况，在美国我们美元升值，那也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等于又恢复了一下，又下降了，又贬值了，又升值一段时间，那是在特定的财政情况下。我们可能部分金融货币贬值，也是因为经济的复苏，我们从短期角度讲是需要升值，但如果长期发展需要这样做我们也可以这样做，需要我们的贸易平衡。最不好的就是我们美国政府，当然我们需要现任的政府，他们需要制定多年的计划，这样可以储存更多的平衡，特别是我们要对应欧洲央行的汇率，这样我们有可以强调一些特定的货币流通。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确实有这样的方法，当然不一定是非常确定的，但是我们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措施。我们储备的货币，当然我不认为每个人对于储备货币不感兴趣，但是目前的货币我们还是比较担忧的。

　　[主持人]：这位女士的第三个问题是私人资本流动问题。

　　迈克尔•斯宾塞：可能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可能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政界人士，当然他们也知道，有好的资本市场，有坏的资本市场，比如说有很微观的，比如说是不是用微软的程序就比其他的好呢？我们有时候也要看社会层面。我们看哪个程序的软件更有效。比如说我们外商投资，或者智力的转移投资，或者是仲裁等等投资，这个我回答是不一样，比如像计算速度等等。多数人认为可能第二个问题不会是这样。这是一个基本的金融问题，就是大家一直在谈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仅仅是储蓄的渠道，信誉是在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很重要。所以这个确实是像苹果派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也确实是这样的情况。而且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存在的，当然在信誉体系方面不一样，有国企、私企、有小企业，这种情况各有差别，所以关注大的方向是重要的。当然情况很艰难，也就是怎么来限制或者控制调整经济结构，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没人知道怎么做，下午约翰会这个问题。

　　[主持人]：因为他下午还要去中央银行开会，所以他今天非常感慨大方地回答我们的问题。还可以提两个问题。

　　提问3：我的问题是中国最糟糕的问题，经济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样？在今后五年内，也就是您警告过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您今天会警告过他们？

　　迈克尔•斯宾塞：什么是最糟糕的情况？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您知道中国最糟糕的情况，在中国的市场，是很灵活的，在中国的流动市场很丰富，最糟糕的情况我能够想象的，是可能这两种的一个，也就是这种不平等，也就是资源的不平等。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在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的情况。我想这个不一定就绝对地发生，因为我们听官员们说当地的、中央的官员、北京的官员大家都意识到了，有些人不高兴，他们受到一些危机转换变化的，比如说服务方面的变化。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政策问题，就是这个政策可能会维持目前经济的发展。大家知道有压力，政府有压力，政府会对汇率施加一些压力，一系列这方面的事情，这就是我想象在中国可能会发生的两种最糟糕的情况。

　　我想世界经济如果是发展慢的话，也不会解决重新平衡的问题。当然中国会解决的很好，对其他的国家也更有好处，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主持人]：当然还有结构方面的，我记得迈克尔•斯宾塞教授刚刚说过，那天您去参加中美银行家宴会的时候，中国银行家问到，和美国人谈到医疗体系问题，只有两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会谈到，为什么中国在资助医疗卫生保险什么的。第二，实际上和华盛顿的做法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政治方面的一些问题。好，我们下面谈下一个问题。

　　提问4：因为我们知道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我问的问题和这个有关系，我想请问一下您，请用经济理论解释一下这次金融危机诞生的原因，是不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欺骗了大家，还是大家没有正确理解这个理论？

　　迈克尔•斯宾塞：有一部分非常精明的人，包括一些年轻人，他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的观点就是，这个问题需要探讨了，金融体系的结构有一部分看不到了，而且都在发展，所以隐蔽的复杂的情况，很多现象已经神秘或者复杂化。因此表面的活力，因为他们已经掩盖了我们潜在的危机，当然这也不是一种理性的，因此这使我们的体制更加不稳定。我们缺失的，我们知道市场的经济层面、知识层面、文化层面的分析，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用的，我们也有很多非常好的模式，能够看到，在金融市场上的危机，但是他们也不完善，他们其实从动态的角度上讲并不完善。制度已经改变了它的特征，再加上金融不平衡的现象，包括其中有一位先生在英国的年轻的银行家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确实是这种金融危机，我们一旦发现这种活力，我们说的这种活力就是生命力。我们这样的一种体制模式，它的特征其实也就是包含着风险，它们也不是互相联系的，就意味着你可能不会用保险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我们感到担忧的就是最好希望能够把它以一种固定的事态，但是这个是错误的，因为危机、危险这是潜在的，这是随时都有的，当然这并不是静止的，因为它的方式，它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就断掉了。我们通常的保险模式就不能发生作用了，他们等于没有作用，失去了功能。我们在不断地过程中，不断地升级，不断地失败，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模式。我想说的是，您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所有的讨论都是关于调控，这一点没有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要有一个具体的，比如说调控不当也是一个问题，我们真正好的调控才是真正的解决，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作为任何一个体制，有了这样一种调控的体制，如果没有这样的调控，就不会是稳定的，也不会有一个精确的模式来发生作用，也不会起到保护性的措施保护我们的金融体系。您说的我研究的信息不对等的模式，这只是体制上的一种，不管在国内还是全球的体制，都有全球信息的缺失，当然这种信息缺失我认为可能是永恒的，特别是金融危机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体制进行这方面的补偿，当然这也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思考。确实我们有一种信心，对信息不对称的补偿和其他的补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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