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支出的转换，哪个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越低，房价就越低，这必然的情况，可是我们老觉得我们挣1000块钱就想在北京的CBD买房子，按现在这个情况看，我们的政策如果不出问题，中国的经济不会出现冬天，正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出问题，美国是从三层楼上掉下来，大家觉得他摔死了，中国是从10层楼上掉到2层楼上，大家都觉得还没摔死。我们降4个点是最高，美国降3个点不是最高，所以我们实际的情况比人家还惨，不仅仅是房地产，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人们的消费预期进行调整的话，房地产不但今天好不了，明天也好不了。

　　戴亦一：

　　我补充一下任总讲的观点，美国的房价比是3到6倍，我们中国北京上海在10倍以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中国的房价其实跟英国、美国比，我去年在美国待了半年，我在芝加哥地区，实际上有一个用地制度的不同，中国跟美国的制度有一个巨大的不同，所以导致房价不可比。美国有一个物业税，在芝加哥地区平均是1%到3%左右，如果你的房子市值100万美金，你每年要交200万美金的物业税，在中国就不需要交这个税，拥有他们的房子看起来价格比较便宜，但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便宜。

　　在中国的市场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房地产本身具有地域性，有的地方可能高一点，但是很多地方一两千块钱的房子，不能说它房价过高，这里面有一些对比，等一家专家可以讲一下。接下来黄总谈谈您的观点。

　　黄怒波：

　　按照咱们大会的题目来看，地产业的最大行业风险，刚才任总已经讲过了，他谈到一个政策的预期问题，我也同意这个观点，实际中国的民营企业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政策的不确定性。实际上这次房价的博弈也好，或者说处于低靡状态也好，我有一个观点，它带有很大的政策惩罚性，就是说人为的，它没有反映真实市场的情况，什么道理呢？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这30年产生了巨大的财富的博弈现象，有的人发展的很快，有的人就挣的少，这个社会就出现了极大的分裂，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行业，实际上回头看看，10年也好，20年也好，这个行业在中国成长的是非常健康的，为什么？它是首先走向市场化，之所以走向市场化，在解决了中国城市发展的近10年的住房问题，从很低的平米数到现在这么高的平米数，才满足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需求，我们现在40%多，我们还要往更高的发展。

　　但出现的问题，从政府开始，从去年要打压房地产，从媒体开始，对房地产商很关注，从公众开始，从舆论开始妖魔化，最后导致一种合力，一定认为要解决这个行业的问题，就是要挤泡沫，这个跟美国还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后面的话意思是我们处在最大的风险就是一种政策的惩罚性的风险当中，没有按市场真正的规律来。现在的问题就出来了，政府又着急，从去年解决房地产泡沫化的问题，要把房价拉下来，政府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经济适用房，双现房，现在要拉动经济，政府又急了，推出9千亿做保障房，安居房，现在的概念很多。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中国政府现在要给全国老百姓全部把住房解决掉，这个愿望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美国在50年代提出的一个观点，“我们要在多少年内解决美国居民的住房问题”，但是现在美国的住房问题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