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敏：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刚才确实时间的原因没有再多讲，现在很简单地讲一讲。因为监管对银行体系确实是很重要的，没有人说不需要监管，但是哪一类型的监管到底是有效的，哪一类可能是带了负面作用，这个研究比较少。从现在最近的文献来看，巴塞协议对银行的监管三个支柱，一个是资本充足，一个是加强政府的监管能力，另外就是市场信息披露，我们的研究都是发觉，这三个里头实际上对最后这个支柱，就是信息披露，就是对监管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说监管和市场不一定完全对立；

　　第二个问题，这次次贷危机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我认为是市场失灵，政府监管也失灵，这两方面都是有错的，各打五十板，谁也少不了。下面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需要研究的，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格林斯潘他都觉得这次次贷危机远远超过他的预期，但是我想监管肯定是要加强的，但是我特别担心刚才提到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说下面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类型的监管，这个监管是不是要跟市场的监督结合起来。我最近也看了一些刚出来的文章，其实我还蛮赞同他们的观点，其实还是信息披露问题。现在其实互换这个，刚才我们讲CDS，CDO这种东西也不是很复杂的产品，其实它从衍生产品的本质来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它无非是不同的形式来出现。关键是它是通过这种不同形式来规避了这个监管，所以说没有人去管它，如果说有人监管的话，他会信息披露，让大家知道这个风险，也许这个问题就可以不需要通过对整个监管政策大动干戈来解决，当然这个正是我们大家现在需要研究的问题，所以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

　　提问：我们知道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问题，刘锡良教授，关于信用问题我们现在改革实际上还有很多问题要探索，我们现在改革的道路是不是正确的？

　　刘锡良：我的一个想法是这样，我认为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来看，在中国绝大部分农村是一亩三分地，我就觉得我们整个农村改革确实很多问题，特别是前两年我们在农村普遍的推进商业化股份化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你只要是搞商业性经济能不能搞？能搞，就是在发达的农村，比如说在长三角，在珠三角，这些发达的农村工业化已经有很大进步的地方，但是你如果说在广大的西部或者东部的很多农村，如果仍然以传统的农业经济体系，农业经济体系里面它应该仍然是以附属经营，合作经营这样一种关系才能解决问题，包括很多有些农村银行，农村信用社改成农村商业银行，实际上我说你们改革的结果就是拖累农村。如果咱们算每一笔贷款的管理成本，它的信息成本等等这一切，它都是无法操作的，它是没有盈利机制的，所以我的总体的基本意思，如果回过头来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的信用形式的发展，它必须要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你想，中国的农村，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所以说在农村现在它没有，在相当一部分落后的农村没有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的经济基础。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回答了问题。

　　张强：由于时间的关系，刚刚有位同学举手了，下面还有第二阶段很多嘉宾会发言，由于时间关系，第一阶段的演讲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谢谢三位嘉宾。请大家在会场的两侧休息十分钟。

　　(茶歇)

　　陈学彬：各位教授，各位专家，各位同学，第五届中国金融学年会上午的第二场报告会现在开始。我们知道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最近正在加速的扩散，对全球的金融体系以及经济都带来了许多冲击。我们中国金融学年会也对这方面提出了许多研究，我们的专家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研究。我们今天的报告会里面有三位专家要对相关的问题做一些讨论，谈谈他们最新的一些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