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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银行我不想多说了，我只想说一句，我们在中国最大的项目就是城市环境项目，我们跟好几十个城市在水问题，城市交通问题，空气污染问题进行合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我们世界银行非常关注的一些事项。接下去几分钟我想再谈一下温家宝总理谈的一些其他不平衡的状况，还有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以及各个地区之间的不平衡，还有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不平衡，这些都是紧密相关的，所以我可以把这些问题联到一块来探讨。在世界银行我们经常会引用中国快速减贫的成就，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少见的，
但是在过去5、6年中减贫的成就不那么明显了，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是8、9、10%，但是在过去几年减贫方面的成就却不那么明显，所以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并没有汇集到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当中。吉尼指数从原来25%上升到41%，如果和拉美国家比较似乎经济指数还不特别高，如果把这一段状况和前面一段状况相比较，就可以知道最近几年减贫的成效是不大的。还有千人发展目标就是降低婴儿死亡率，自从90年代婴儿死亡率在中国每年下降1.8%，而印度在婴儿死亡率降低方面，每年降的就更快，达到了2.2%，还有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没有中国这么快，但是他们的社会指标很不错，他们婴儿死亡率降低更大，甚至达到了2.6%。有一些因素不能过分简单去看，但是在公共教育、医疗方面开支不是很多，GDP占2%在中国是花在公共医疗上面，这跟发展中国家相比较是非常低的。另外还可以看到农村一些贫困的家庭可能所有的医疗都是自费支付，让农村贫困人口非常艰难，他们可能就不能够用到其他的地方去了。
我的时间实在有限，所以只能简单跟你们说一下长期的挑战，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相互有关系的，就是要能够提供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服务，特别是面对农村人口，要使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另外还有就是在移民方面，大约每年有15000万的农村人口转向城市，如果他们健康水平很好，而且也有良好的教育，那么他们很显然是能够提高城市的劳动生产率的，另外如果说在环境方面也能够有所改善的话，就能够更加有助于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是造成很大程度上环境上的困扰，所以社会问题、环境的问题在将来10、15年中都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我对中国还是非常乐观，因为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克服了到目前为止所面临所有的挑战，我现在将来中国肯定也能够找到出路，能够去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这个目标一定是能够达到的，谢谢！
主持人：谢谢杜大伟先生的发言，我们现在请第二位专家樊纲先生做演讲，樊纲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谢谢主席先生邀请我再次参加这样一个会议。中国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挑战，今天我听前面三位，加上我们这个阶段的第一位发言人，不约而同多次提到中国的资源约束，资源效率的问题。而且这两年由于中国高速增长引起国际资源市场的变化，也使现在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讨论中国资源约束问题确实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而且基本上主流的意见都是认为中国需要约束发展资源性行业，不要搞过多的重化工业，能源消耗过大的工业。今天我想提一点不同的看法，就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比较占主流的观点谈一点我自己的不同意见。
我们在这里谈这个问题，我想先跳开这个问题，先谈一谈中国长期发展什么问题最大？中国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建立和谐社会的一切问题，究竟出路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发展水平太低，我们的制度太差，我们的技术不行，当然这都是问题，但是从长期来说中国社会要保持稳定持续的发展，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发展的均衡，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如果解决现在三农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农民的问题，就业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否则中国经济社会就会崩溃，经济增长也不会持续。而所有这些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三农问题、城乡差距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挑战在我们经济学者看来就是几亿农民的转移问题，几亿农民的就业问题。还有几亿？中国现在5亿农民转移出来1.5亿至2亿，也许最后还可以剩下8000、9000万耕种中国很小的可耕地，占世界7%的可耕地，最终还吸收2.5亿至3亿农民要转移出来，就是我们要创造这样一个大数的就业才能解决中国最终的发展问题。这样一个大挑战，这样一个就业到哪里去找？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最近这一轮从2005年1月份中国纺织品配额取消以后，全世界又新一轮讨论中国货的倾销问题，就业向中国转移的问题，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问就业都跑到中国去了，我们将来做什么？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核心问题是什么？全世界还有没有2.5亿至3亿的就业机会让中国的农民得以就业，或者说全世界现有的就业的转移加上中国、亚洲、印度等等的增长，还能不能创造出足够的就业，不是说都到中国来，我们跟印度争，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争，争到最后能不能解决2.5亿至3亿的就业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可想而知多么困难。全世界全部的制造业一共1.6亿，8000万已经在中国，在外面还有8000万，再争来4000万，我们增长再增加5000、6000万，1亿乘上一个系数，像服务业、建筑业等等乘上一个系数，也许未来20、30年还能够增长4、5亿的增长机会，但是中国人要就业，印度人也要就业，亚洲人也要就业，印度有16亿人，东南亚还有6至8亿人，都是农民，都要就业，我们在这个竞争当中，我们能不能把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吸收到中国来，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经济学者的问题。
怎么能创造这些就业呢？我想有一条，大概中国人什么都得做，能做什么做什么，能做飞船、导弹我们做非产、导弹，但是恐怕皮鞋、袜子也得做，农民进城第一步那些低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还得做，同时我想恐怕传统产业里面的重化工业我们也得做，重化工业不做，这一块的就业如果到别的地方去了，恐怕对于我们不利，从中国人的私利来讲不是我们的私利。最好的情况就是什么？不仅我们中国人需要的重化产品都在中国生产，不要在外国生产再进口到中国来，而且世界上所需要的重化产品也在中国做，然后出口到世界各地去。当然大家说都要做资源从哪里来？为全世界生产，当然要用全世界的资源，日本人为全世界生产，日本人当然在用全世界的资源。一个国家如果仅仅以它自己的资源为局限，他就不可能在世界格局中增长，这是我们的世界眼光。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的把资源运到中国来，中国加工制造，至少我们加工这一块劳动力在中国，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去，这是从中国的私利来讲，全世界无产者现在反对中国制造，但是中国需要有这样的战略去创造、吸收这样的就业机会，才能解决几亿农民进城的问题。当然如果说资源进口的问题，资源的问题是全世界格局的问题，全世界的政治问题，全世界的外交问题，这有全球化的问题，企业走出去的问题，但是这就是中国的使命，这就是中国未来的挑战，能不能在世界格局中我们能够继续增长，这确实是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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