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市场化改革没有错

    ——周瑞金答问录

　　马国川/文

     经济观察报：今年是邓小平同志逝世10周年，也是南方讲话发表15周年。作为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参与者，你一定有许多感悟。

　　周瑞金：有很多感慨，最大的感慨有两点。

　　第一，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化为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正确的思想、先进的思想一旦被干部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的物质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强盛、人民富裕。15年来，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在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增长保持9.6%以上的速度，到2006年GDP达到了20多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是世界上第三大的贸易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这些都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之花结出的丰硕成果，也是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丰硕成果。

　　第二，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有令人赞叹的科学预见性。15年前小平同志已经预见到我们今天的两大主要问题：一是他预见到了地区的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的差距会拉大。所以当时他就提出，要在世纪之交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二是他强调干部的廉政建设要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而反腐败主要依靠的是法治。只有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经济观察报：15年前你站在第一线，用“皇甫平”的笔名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去年初你又发表《改革不可动摇》，再次为改革鼓与呼，你的力量来自何处？

　　周瑞金：我在《解放日报》工作过，后来又调到《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的社长。无论是在《解放日报》还是在《人民日报》我始终遵从小平同志的教导，按照邓小平理论的指引，站在第一线来支持改革开放，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现在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无职无权，但是还有一张嘴巴可以为改革讲话，还有一支笔可以为改革写点文章。我是五十年代成长起来、党培养起来的领导干部，身上始终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这种责任感和信念支持我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干部要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来献言。

　　我深深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惟一能够领导中国民族复兴大业的党，我作为一名忠实的党员，对党提出了自己的希望，甚至有时候我直言批评。遇到不满意的地方，我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些都是为了国家的发展，我没有任何个人所求。只要对党有利的事我都要干，只要对民族、对大众有益的事，我都要积极去干。

　　经济观察报：《改革不可动摇》里第一句话就说：“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一年过去了，我们是否已经顺利通过这个“历史性拐点”？

　　周瑞金：中国的改革走到现阶段，需要四大体制的改革来配合协调，这是“拐点”的第一个含义。四大体制的改革就是指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这四大体制的改革要相互配合、协调发展。我们今天所说的“打改革的攻坚战”，“坚”就“坚”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明显感觉到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也是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话，那么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也必然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拐点”的第二层含义，是指构建五大文明的和谐社会。这五大文明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只有这五大文明和谐发展才构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公民社会，它的基本的要义是：人人有饭吃，人人能说话，大家对自己的利益有充分表达的机会，对自己的政治要求、经济要求、文化要求和社会要求等有充分表达的自由。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达到五大文明建设合一，社会和谐安定发展。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和通过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决议，是我们党对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提出的更新、更高的要求。

　　我们今天的社会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也就是四大体制改革和五大文明建设的攻坚阶段。这就是改革的“拐点”。这两个“拐点”还没有过去，需要全国人民同心协力、上下一致来打好这个攻坚战，顺利地走过“拐点”，走出一片新天地。

　　经济观察报：最近，经济学界有人发表文章，断言将改革定义为“市场化改革”是错误的，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革观之外，“确确实实还有一种非社会主义的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观”，对于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搞资本主义的说法和做法，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您对此有什么评价？

　　周瑞金：我们的改革总体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集中体现了我们改革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所以把改革的方向概括为“市场化改革”，是指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革以来的重大理论创新，它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关联的上层建筑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都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紧密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我们的改革称为“市场化改革”，又有什么错呢？抓住这个提法界定为两种改革观的斗争，谁提了“市场化改革”，谁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这种武断和霸道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吗？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小平15年前这段话，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我们希望那些惯于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人士，还是收起那一套！马克思主义者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不靠贩卖大帽子吃饭。你以为靠你那几顶帽子，就能把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同志吓住，把改革开放的车轮倒转，未免太天真了吧！

　　经济观察报：邓小平在1987年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不容否认的是，今天出现了“假改革现象”，与实事求是精神相去甚远，一些人甚至以改革之名行一己之私。易中天先生在谈论王安石变法时沉痛地说，“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个说法居然引起了相当共鸣。

　　周瑞金：我们的改革是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的，在改革过程中确实出现了新问题新矛盾，出现了一些官员以改革谋私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一是改革是在探索当中推进的，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借鉴，因此改革当中有失误、有不当的地方是必然存在的。二是改革深入到政治体制以后，部分官员难以适应，有一些使改革“变味”的现象，这是我们改革过程中的难以避免的现象。针对这些现象我们应该做科学的分析，不能把它怪罪于改革的方向，也不能怪罪于改革本身。

　　易中天先生所说的“改革帮了腐败的忙”，我觉得也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王安石所提出的变法措施并不是“帮了腐败的忙”。他的改革措施如青苗法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无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王安石想为老百姓做点好事，推出了青苗法，在农作物还没有成熟以前，在最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国家以低息贷款的方式辅助农民，帮助农民把庄稼种好。这就是青苗法的基本内容。这从理论上讲是对的。但问题是它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进行，这个低息贷款的权利到了官僚的手里，官僚就把这当成自己牟利的机会，自己搞腐败侵吞了农民的利益，因此这个低息贷款就带来了腐败。这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在当时的封建体制下他无法根本改革政治体制，他推出的有利于农民的改革也被这种政治体制所扭曲和吞没了。这不是王安石改革的错误，而是封建政治体制的错误和罪恶。

　　经济观察报：历史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改革，而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说明了在今天搞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周瑞金：对。我们今天不能以王安石改革的失败来看待我们今天的改革，不能认为我们现在的改革不行了。我们今天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为了从体制上帮助官员真正进入文明的法治制度之下，从而制止腐败现象的滋生。这样，我们的改革才能不重蹈王安石变法的覆辙，才能不重演“改革帮了腐败的忙”的历史悲剧。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当今，应该怎样以“实事求是派”的精神推动中国改革？

　　周瑞金：当今所谓“实事求是”的改革，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按照四个步骤前进，第一步，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先推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这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要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和中介机构分开，转到调整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上来；二是政府的行政管理方式的改革，重点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缩小审批范围，完善审批方式，规范审批程序，改变黑箱操作和“个人说了算”；三是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调整政府机构设置，规范党政机构设置，理顺上下机构设置，减少行政层级；四是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立调查研究制度、集体决策制度、重大决策公示听证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和纠错改正机制。

　　第二步，加强党内的民主制度建设。我们可以借鉴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在党内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第三步，民意机关的改革。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要真正代表民意，逐步减少退岗官员，增加懂法律的专业代表。

　　第四步，推进社会民主建设。在前面三步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社会民主建设。总之，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易到难，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逐步实施。

　　第二，推进中国的人文精神建设。在精神的层面上我们有一个重建人文的问题，我们需要一场如某些学者提出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精神就是现代的启蒙运动，就是对公民进行民主、自由、博爱、人权等的基本教育。由于近代的救亡运动压倒了启蒙运动，因此我们的公民教育都是民族主义、阶级斗争、救亡观念，而把民主、自由、博爱、人权等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排斥和批判。建国后我们的政治运动不断，强调阶级斗争，结果就变成以斗争为荣，以和谐为耻；以卖友叛亲为荣，以忠诚友谊、孝敬父母为耻；以政治内斗不断、寻求新敌人新动向为荣，以经济建设、倡导团结友爱慈善为耻，等等。现代的政治体制需要重塑公民观念，今天为了深化改革必须把这些观念转变过来。

　　应该说，这28年的改革开放，把中国的民众从突出阶级斗争的“政治人”转变成关心自己物质利益的“经济人”，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能够激发每个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创造社会财富，推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人”的主要价值追求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物质利益为目标，这种人对我们的社会进步是不可缺少的，但这还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崇尚的理想人。我们今天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需要加强人文精神的建设工作，使我们的“经济人”能够变成一个全面自由发展的“和谐人”。这种“和谐人”既创造物质财富又创造精神财富，是有信念的人，是诚实的人，是有爱心的人，是有公益精神的人，是有公民精神的人，还是一个理性的人，对传统文化有自信的人。这样才能从以物为本的“经济人”转化为以人为本的“和谐人”，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发展、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发展。

　　周瑞金，1939年生于浙江。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历任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并兼任华东分社社长。出版《宁做痛苦的清醒者》等著作。1991年，以“皇甫平”为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