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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话叫“存在即合理”。苏州模式既然有这么多年的历史，并取得让人羡慕的业绩，自然有其合理性和值得借鉴之处。这一模式的确存在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又不能无视其制度优势，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
看问题要全面、客观，不能一叶障目、以偏盖全。对苏州模式而言，也是如此，不能忽视普通市民的“贫困”现实，也不能忘记苏州已经取得的成绩。哈哈镜只能夸大或缩小面
前的形象，看待苏州同样应找到一个平面镜，这样才能正视自身的优点与缺陷，潜力与桎梏。
外资的是与非
外资是苏州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制度研究室主任罗仲伟认为，大量运作高效的大型高端外资企业进入，扩大了当地经济增长的规模。比如昆山以台资为主，产业以电子为突破口，主动接受上海经济辐射效应。很多外资企业总部在上海，将生产基地放在昆山，这样既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企业高层人员也可以享受到大城市的生活设施。
外资的进入也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很多益处。利用得当，先进的经营理念、规范的运作路径随着外资的引入也可能在中国内资企业生根发芽，这需要有一个吸收消化的过程。
当然，从另一个侧面看，外资不是来做慈善事业的，有自我保护的倾向。现在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将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吸收消化，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活力。在这方面，苏州也在调整战略，注重培养自己民族企业的发展。由于苏州外资规模巨大，这个过程估计尚需时日，但凭借苏州地区自身的发展基础，这个过程也会相当快。
事实上，高端外资企业的大量引入，为苏州地区培养和训练了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大量的人才。这就是外资进入的溢出效应。
不可否认，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大量涌入苏南，该地区的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出现不同步；但苏南在基础设置建设和产业规划方面远远领先于温州地区，也不是广东大部分地方所能比拟的。
“这是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对于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我一直持反对态度，但外资的引入从战略上考虑，这有利于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起点，只是在短期内，不会给居民收入的提高带来多大的推动作用。这样一种现代化工业的成长方式，为一个国家培养和训练了一支高素质的产业队伍。没有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产业队伍作后备，今后经济战略调整，发展自主创新，一切都是空谈。在表面上，浙江部分地区的人均收入比苏州高，但浙江的产业技术含量不高，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国民经济的支柱。”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梅新育博士说。
苏州地区现在吸引外资的量确实出现了超常规的特点，但目前两税合一的法律已经进入立法程序，今年通过的可能性很大，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已成定局。
罗仲伟表示，在评价外资弊病的时候，应该从改革开放的全局考虑，不能简单地用对或不对去评价。过去提出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现在对此批评很激烈，这是一种直线式的思维方式。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这种战略的提出是基于资本高度缺乏的历史状况，当时外资进入的边际效益相当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资引入的边际效益降低，这是必然的趋势，不能简单以实用主义态度用现在的状况否定原来的思路。
辩证地看待品牌消失
对于吸引外资导致苏州品牌的消失，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则认为，这是市场博弈的结果，不值得大惊小怪。罗仲伟也认为，这对消费者没有什么直接影响，相反，消费者还能从中享受到品牌价值提高带来的好处。
国内老品牌的消失在市场竞争中属于正常现象，这在国外并不鲜见。罗仲伟进一步分析说，从并购角度来看，横向并购中打压对方品牌甚至完全使之消失，提高自己品牌的市场占有率，是并购中常见的策略。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可以采用这种战略，比如海尔、TCL，都采用过这样的战略。在全球化背景的前提下，企业、品牌的国家边界正变得越来越弱。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包宗顺也有类似看法，他说，“要说我们的民族品牌，原来最多最响的要数上海产品，但现在还剩下几个呢？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把部分民族品牌的消失与引进外资对立起来。否则，按此逻辑推论，就数闭关锁国最保险了。我认为，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当地方经济和产品生产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新的著名的民族品牌还会不断出现。”
政府强弱之辩
苏州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处于强势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很多学者有不同程度的批评。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究竟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似乎更应当结合经济发展阶段来做评判。
罗仲伟认为，说苏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难道上海、深圳这些地方政府，政府所起的作用就小了吗？事实是，这些地方的政府对经济发展同样具有强大的调控能力。政府对资源调配的巨大能力，如果只靠市场自发形成，需要花极大的代价。
“作为经济后发国家，这种发展方式不可取，也是不可能达到发展目的的。”他说。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责任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在于政府的干预形式。罗仲伟举例说，没有政府的极大支持，义乌既不是资源富集地，也不是消费富集地，又不具备交通优势，这种资源缺乏的县级市如何能发展成世界闻名的小商品市场基地？这难道不是政府推动？
至于官本位，其实也并非苏州的特产。浙江主要是以民营企业为主，靠民营资本作为发展的推动力，但这并不表明，浙江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削弱了。只不过在对经济发展的干预方式上与苏州地区有所区别。比如温州地区，政府的作用其实还是很明显的。
罗仲伟说，“在温州，正泰集团搞了一个企业文化长廊，他将所有到过正泰视察的政治局委员的照片都贴了出来。在义乌，由当地出身的高官都被地方上列入名册，津津乐道，最好的感觉是衣锦还乡。温州一个企业的供销科长能将北京中央部门的官员关系理得清清楚楚，这恐怕连土生土长的北京市民都瞠目结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官本位。”
提到官本位，自然让人想到现在GDP考核干部的方式。关于GDP考核，包宗顺认为不能把问题简单化，他曾听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多次强调过，江苏早就不把GDP作为干部政绩考核指标。据包宗顺透露，近几年来，江苏强调的是全面小康建设，干部考核共有四大类、18项、25个具体评价指标。
学苏州，还是学温州
“中国要想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还必须借鉴苏南地区的发展经验，不可能采用像温州那样低信用社会环境的发展方式。”梅新育说。
看到当前对温州路径赞扬太多的情形，梅新育不无担忧地说：“这几年为温州唱赞歌的很多，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恕我直言，是有些人为了某种目的，有意识策划的结果。这里有太多的泡沫，捧得越高，可能跌得越重。”
“从全国范围看，东北地区可以多吸收借鉴苏南的经验。东北一向被称为共和国总装备部，不能走类似温州的路径。”梅新育认为。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产业选择上，必须有自己的脊梁产业，而作为后发国家，引进外资是必须的，关键在于消化，为我所有。总的来看，“苏州发展路径更能体现后发国家‘大视野、大手笔、高起点’的跳跃式发展战略，这也是强势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对此，罗仲伟显得很有信心。
作者：杨政文 《财经文摘》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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