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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叹息
——中国城市人群经济生态调查
编者按：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并没有刻意定下任何基调——为了这一次面对城市主流人群经济生态的调查(我们并非不关注农村，但这里只谈城市)。这是本刊编辑部数位同仁利
用春节回家及访友之便，所做的一次专项社会调查，即：在我们高谈GDP增长时，城市里的大多数人，也就是那些最主流、最具特色的人群，他们的经济生态究竟呈现出怎样的面孔呢？
也很遗憾，在今日为不断增长的GDP数字而欢欣鼓舞的中国，我们不得不把如下几个城市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人物的感叹呈现于此，而他们所表现出的却恰恰可以用如下词语来形容：无奈、困惑、迷茫、焦虑不安……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远不及GDP增长速度的收入、是如大山般压来的房价、医疗和教育费用，是对未来保障的担忧。如果非得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们的表达，那只能是：一声叹息！
北京
城市特征之一：拥有庞大的流动人口，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精英。
代表人群：北漂。无固定工作，无固定住所，无固定感情……每一种不确定都是一种“漂”。他们看上去光鲜得很，工作也备受关注，且看上去自由、随意、收入好，甚至有成名的机会。那就是光怪陆离的电视圈和在电视圈背后沉浮的人们——
胡晓影：
一个自由电视人的困惑与焦虑
(胡晓影，34岁，大学本科学历，石家庄人，在北京从事电视行业)
胡晓影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给一家香港颇有影响力的电视媒体制作人文类电视专题节目，看起来风光得很。外人称她为导演，她纠正说是编导，且是老编导。年龄够大，从业时间够长，与工作能力和经验无关。因为没签约，所以只能算自由编导，干活拿钱，和电视台的关系简单干脆。
因为是自由编导，口碑就显得非常重要，只有活儿做得好才可能有活儿做。还好，胡晓影的口碑够好。她所服务的香港电视媒体主要节目都是在北京制作，而这家媒体在业内是以活累、钱少、要求高著称的。“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这句流传在电视圈的经典句子就是从那里流传出来的。即使是这样，每天想到那里干活的人仍然趋之若鹜，甚至不少年轻的电视人把到那里工作视为自己的职业梦想。
2000年胡晓影初到北京，电视编导行业的市场价格是400元/分钟。5年后，市场价格成了150元/分钟，有的甚至低到每分钟100元。她现在所服务的这家香港电视媒体的价格是30分钟的节目4000元片酬，平均价格是133.33元/分钟。胡晓影的工作包括前期策划、联系采访、现场录制、后期编辑、撰稿、配音、合成等整个电视制作流程中除摄像以外的全部。
1993年，胡晓影大学毕业分配到自己所在的省会电视台，4年以后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三室一厅住房，以及一屋的家当和一笔存款。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电视媒体人，她的收入够高，福利够好，生活够从容。但在经历了一次婚变之后，她从电视台辞职了。在家给朋友写了两年的剧本后，她选择离开，来到北京。从此以后，安稳的生活便再也没有和她产生过关联。
在北京这些年，胡晓影曾给多家电视台工作过，制作了不少颇有影响力的节目。她目前的经济情况是：在三环边上和朋友合租一套两居室，有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现金流，无存款亦无任何保险，惟一可称为高额财产的是一台价值25000元的DV摄像机，就是这台摄像机，其中一部分钱还是来自在省会电视台时的积蓄。
胡晓影的工作量并不稳定，有时候两个月做出三期节目，有时候三个月做两期节目。当然属于她自己的时间也相对比较多。平均起来她每个月有4000元收入。这在电视行业算是中等偏低。她每月消费情况如下：房租1000元，水电及宽带费用200元，交通费300元，电话费200元，餐费600元，服装化妆品等生活用品300元，书籍、影碟费用150元，朋友交际应酬300元，总计3050元。通常她还会有一些意外的花费，算起来每月也就500元的节余。
胡晓影目前仍单身，父母有足够的退休金应付生活，没有家庭负担的她目前主要的矛盾就是维持和经营自己。
让胡晓影困惑的是：为什么她越来越努力，活做得越来越好，赚的钱却越来越少？在这么快速的生活节奏下，人们还能走多远？不过，比起所谓的困惑，还有更让她焦虑和恐慌的事情：生病。体制外的人是不敢随便生病的，这是胡晓影的口头禅。最让她绝望和无助情形竟然是在医院里，当医生问道是公费医疗还是自费医疗，当她回答完自费医疗后，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身不由己、任人宰割的羔羊。为此，她竟然在生病时拒绝去大医院治疗。
而疾病可不是她主观上不敢生就不来的 ，今年34岁的胡晓影在电视这个属于年轻人的行业中绝对算高龄了。就一个女人而言，她也接近中年了。常年累月的出差、 加班 、熬夜早已是家常便饭，再加上电视后期设备常年累月的辐射，她的身体绝不会比一般人更健康。
胡晓影把自己定位于人文类电视编导，这点很明确。她喜欢做纪录片，与名利无关。做电视的女人很容易被异化，女人天性和性格中的特有的因子在潜移默化中就被稀释掉了。胡晓影没有被这样的怪圈吸附，始终以她特有的姿态独立着、散淡着、清醒着，且具有批判精神。
城市特征之二：据说中国最贵的别墅在上海，但占据了首都之名声与便利的北京，却集中了最多的豪宅。
代表人群：售楼小姐。那些专售高档楼盘的售楼小姐，则成了常常被媒体关注的特殊的一群——虽然她们也与大多数人一样地普通。她们卖的是豪宅，接触的是最有钱的一群人，房子和金钱离她们却是如此近又那么远，她们只能在漂泊中做着属于自己的安稳梦。
售楼小姐漂泊中的梦
(孙莉，24岁，河北承德人，高档公寓销售人员)
孙莉卖的高档房有上百套，她看见很多有钱人住了进去，但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但孙莉说，她现在一眼就能分辨出那些看房人的身价：暴发户、明星、高级白领或者是工薪族。比如，暴发户喜欢一掷千金，明星喜欢摆谱，高级白领大体上还比较和气，工薪族在乎月供的多少。当然，这是几乎所有卖过高档别墅和公寓的售楼小姐，一两年下来就可以练出的眼光。
三年前的秋天，21岁的孙莉从家乡河北承德一所中专师范学校毕业后，没有选择在乡村小学当老师，而是跟同班的另一同学相约来到了北京。凭着报纸上一个别墅广告中附着的招聘启事，她幸运地找到了工作：卖别墅的售楼小姐。
三年里，孙莉先卖别墅，又在一年后跳槽——当然，不跳槽也不行，因为那里的别墅卖完了。2005年5月，她再次跳到现在的公司，销售精装修公寓。现在二期卖完了，她和同事们正等着春暖花开时开盘销售第三期。
“在北京，再贵的房子都有人买，但永远都只是少数一部分人”，这是孙莉最大的感受。2003年秋天她来北京时，正是非典过后不久，郊区的房子吃香，这使得孙莉卖的那个别墅楼盘特别抢手，虽然价格不菲，一套就得400万甚至1000万以上；位置也比较偏远，在八达岭高速路的半道边上，但是却引来了形形色色知名或不出名的公司老板、演艺圈歌星影星们的追捧。孙莉笑着说，有些明星喜欢摆谱，其实售楼小姐们最不喜欢他们。她举了一个例子：两个歌星，一个正当红胖乎乎又戴眼镜的女的，还有一个靠唱什么白桦林出名的男生，有次一起来看房，车都不下，只是摇窗探头出来招呼孙莉过来，说什么“叫你们老板来”。孙莉问他们有什么事，是买房吗？那两人不屑于与孙莉这个普通售楼小姐搭腔的样子，只说叫经理来见面谈，并且还要优惠。孙莉虽然看出了他们是谁，但却不亢不卑地回答说，经理不在，而且这里可能没有他们要的房子。最后，那两人只好无趣地走了。孙莉说，高级楼盘售楼小姐们最知道明星的底细。
孙莉说，房价的高昂阻止了像她自己和许多工薪族的购房梦。但孙莉却透露说，她现任职公司所在的城区，政府却好像无意抑制甚至在放任房价的疯涨，因为这促进了政府的收入和GDP数字的增长，“政府部门跟开发商的利益是一致的，大多数政策都有利于开发商”。
孙莉现在的基本工资大概是1200元，扣除各种保险和税，实际上只有700多元，连房租都不够。其他的收入只能靠销售的佣金。但现在相对成熟的房地产市场，佣金也不如过去，只有千分之一点五的提成。也就是说，卖出一套100万的公寓，只有1500元提成，而且这1500元，得留下20%作为团队基金，大概10%的税，还有其他费用，到手的只有这1500元提成的65%，约在900多元。如果业绩不错，一个楼盘销售周期下来，5万左右的佣金是有的。优秀的可能更多。
但这一切却不是有保障的。因为流动性很大。一个楼盘卖完，销售人员往往就得散伙。而且，售楼部每三个月就会考核一次，对最差的两人实行“末位淘汰”。虽然公司帮办各种保险，但因为流动性大，形同虚设。另外，北京房地产的发展到2008年达到高峰后，会有一个调整，那时市区内可能没有地建房了，到时没有新盘开卖，做什么还不知道呢。
说到收入，有一段经历对孙莉的刺激可能是最大的：她被派去山西太原做两个月的楼盘推广。本来她还想，这样的地方怎么能有人买得起北京的房子。但是有一天，一个叫“宝姿”的品牌服装也来太原，在他们租用的太原国贸大厦一楼宴会厅搞促销活动。那些服装，打折过后最低的价格也在2000元以上。孙莉想不到的是，那一天，能容纳2000人的大宴会厅，竟然就像是赶集一般，有大批来自山西各地的太太小姐们像不要钱似地疯狂抢购着。而另一次，她的一个客户，一个开煤矿的老板问孙莉的工资是多少，孙莉如实回答他自己的底薪是700多元。那老板听了很惊讶地说：“你们公司开的也太少了吧，700块？我的煤矿一铲下去就有这么多收入了。”
孙莉自己总结说：能够占有资源是这些煤老板最大的优势，虽然他们没有什么文化，但他们就是能挣钱，所以才有了在北京上海出现的“山西购房团”。他们也喜欢买车。在山西，你可以看到很多像宝马、悍马等最高级的轿车。
今年24岁的孙莉说，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将来要朝哪个方向发展。在北京，像她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年轻。她希望有一天住上自己的房子，不管在北京还是在别的地方。
城市特征之三：中央国家机关最集中的城市。
人群特征：国家公务员。近几年，报考国家公务员的数字持续攀升，大批优秀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纷纷把公务员作为职业规划首选。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初有相当一批人抛弃了传统观念，离开公职队伍。然而在今天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稳定的工作、良好的福利保障、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使国家公职机关的职位散发着其他行业难以比拟的诱人气息。
公务员捧的不都是金饭碗
(王明亮，32岁，山东人，中央某部委公务员)
每天早上，王明亮6点半就起床，然后坐858路公共汽车，从亚运村到西直门附近的一家宾馆上班。当然，那里其实不是他的单位驻地，而是单位为了调研工作临时租用的。鉴于王明亮工作单位的特殊性，他们总是为某个具体任务，在中直机关宾馆或国家部委的宾馆里和其他国家机关来的人集中办公。
王明亮是不会选择打车的，因为作为一个国家部委的副处级公务员，他目前的月薪只有不到3000元。另外，去单位上班时虽然有班车，但是单程就得花8元，所以即使是去单位，他也尽量坐公共汽车。
1998年，王明亮从北京一所综合性重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且毕业前报考公务员，顺利地进入了一个被不少人羡慕的国家某部委。在度过最初几年月薪金不足1000元、没有住房的日子后，他终于在2002年搭上了福利房的末班车，分到了一套一居室。可是好事多磨，因为要等前面住的人搬出来，直到2004年4月才住进去。这也是因为他熬到了现在的级别的缘故。对比过去，这已经非常不错了，但王明亮似乎并不很乐观。
与他的研究生同学相比，王明亮在经济状况上确实落后了一大截：房子不够大，收入不够多，有的同学孩子都满地跑了，结婚已四年的他才刚刚敢有要孩子的念头。他所居住的小区里有幼儿园，据说每月费用是1200元，至于给孩子请保姆、买奶粉和生活用品的钱，他都不愿去细想，只希望两人的收入将来能承受住孩子的花销。而攒钱只能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他目前的工资额估计还要持续三四年，等提到正处级之后才能每月再上涨一些。
不过，如果与比他晚一年进机关的人来说，王明亮的条件还算是不错的，因为他赶上了单位分配的最后一批福利房，房价比商品房低很多。后来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只能买经济适用房，单位每月补贴几百元，但价格却是福利房的两倍。如果是新房，价格更高。
公务员工资虽低，福利却不错，除了分房，单位逢年过节还会分一些大米，豆油，水果和洗涤用品等。机关工会偶尔也会搞些体育活动，发些小纪念品。每年还会发上一二百元的超市购物券。不过从2005年开始，这些福利也开始减少了。
机关的另一项优厚的待遇表现在医疗上，平时遇到感冒、咳嗽这种小病，可以在机关的医务室里由大夫诊断之后，发放够吃几天的药。遇到大一些的病时，可以去单位指定的两所医院，每年可以报销不超过2000元的医药费。不过自2004年开始，单位要求机关人员在交递药费单时也交送上本人的病历本进行查验，尽量杜绝一些机关干部为家人亲属领药的行为。
至于所谓的“灰色收入”，并不属于大多数公务员，尤其像王明亮所在的这种清水衙门。其实，“灰色收入”数量不多，而要担当的风险却是巨大的。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冒险，宁愿守着清贫和稳定。
虽然大部分的公务员是比较清闲的，但是随着职位和收入的提高，工作量也会相应加大。目前王明亮的工作比从前要忙碌得多，每周只有一两天可以正点下班，其余时间都要加班，甚至双休日也不能保证，而这些都是没有任何加班费的。所以王明亮更加怀念从前工资稍低，却相对清闲的日子。
当然，公务员这种职业不能仅仅在工资与工作量上进行考评，公务员参与国家管理，在党政一体的制度中，也象征着拥有较好的社会地位。不过，在荣耀的背后，等待公务员的是长年累月单调的工作与低廉的收入，而跻身高级领导层之路还很漫长，看不到尽头。
作者：天棚 蒙昧 (本刊记者)
上海
城市特征之一：作为中国目前最具国际化色彩的大都市，上海称得上是精英荟萃，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欧美、日本、台湾、香港和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各类人才。
人群特征：金融咨询等服务业的发达，造就了一批令上海本地普通居民难以企及的高收入的“高级打工团队”。但在看似风光的背后，每个人又有着自身的无奈。
金融高薪者的风光背后
(张扬，30岁，辽宁锦州人，户口所在地上海，目前从事金融服务行业。)
父亲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张扬措手不及，几万元的积蓄随之倾囊而出。这是张扬2005年遭遇的最大一次“经济危机”。张扬的父母都是辽宁锦州地区农民，60多岁，基本没有劳动能力。当家乡的土地被国家征用并一次性做了些补偿，父母和土地一下子失去了关联的时候，张扬发现：他们一下子变老了。事实上，“养儿防老”是张扬父母那一代人的奋斗目标也是唯一的欣慰。张扬的父母没有任何保险和保障，疾病又是他们迈向老年路途中不可逾越的沟坎。张扬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农村的父母。而在心疼他们的同时，觉得自己肩膀上的重负也随着增加。
张扬目前在上海一家大投资银行的金融证券研究中心工作，作为核心的部门之一，他的收入在行业里算是不错的。四年前从对外经贸大学毕业后，张扬很快就在上海这家大银行找到了职位，现在已经是年轻的骨干。四年下来，他的月收入也由当初的4000元升到了10000元。而这个行业的平均月收入则在8000元。张扬的爱人2005年研究生毕业后，也在上海一家科研机构找到了工作，月收入在2300元左右。
他们是在2005年结婚的，婚后，两个人租了一套一居室，房租每月大概1600元左右。另外生活的费用，包括日常的水电煤气、两人的伙食费、交通费、服装费以及外界的应酬开销平均在每月4000元。可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房子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上海的房价这么高，他们还不敢轻言买房。本来有点积蓄，打算再过两年可以勉强付个首付了。现在，这个计划也不得不无限制地推后了。
至于生孩子就更不在计划之内了。老婆也有怨言，但也无奈。这就是现实，容不得人和它讨价还价。
张扬的高收入是和他的高投入一致的。经常加班，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30岁的张扬像个中年人，毫无活力可言，说话也呈现出越来越少的趋势。他经常抱怨的是压力大，即使休假在家也很难放松下来。他的妻子告诉我，张扬几年前就开始脱发，而张扬的家里根本没有脱发史，这让她很着急。前一段时间他长时间出现疲惫无力的症状，免疫力好像也特别低，小病不断。妻子花很多钱给张扬买补品，什么蛋白粉呀，维生素呀，一堆堆营养品吃进去可张扬好像还是老样子。
2005年，张扬被别人羡慕着，内心疲惫着。
城市特征之二：最普通、庞大及主流的市民阶层是上海最坚实的根基，绝大多数中间岗位正是属于他们的。
人群特征：现实、情薄、精明、琐碎，固有的优越感始终存在，与金钱和地位无关。
上海，我的上海！
(王文成，47岁，上海本地人，交通协管员，宝钢集团下属机械厂下岗工人)
“外地人了不得，要把上海人的饭碗都抢光了。”每次儿子把家在外地的大学同学带回家，王文成的心里总忍不住地犯嘀咕。其实，上海本地人当中有这样同感的绝不在少数，且情绪复杂。仔细分析起来，这种情绪中不乏狠毒式、抱怨式、自我解嘲式和乐观式等几种。似乎再也没有一个城市比上海的本土意识更强烈了。
一个城市的面子可能是她的高楼大厦和经济指数，但是最普通、最众多、最主流的老百姓面貌才是一个城市真正的骨血。
王文成是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1959年出生，小时候挨饿，青少年时期赶上“文革”。1974年中学毕业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下乡和念技校两条出路。因为哥哥先于他下了乡，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他可以留城。1977年技工学校毕业后，王文成开始在机械厂做学徒工，拿着只有师傅三分之一的工钱：18元。8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后工厂发生了变化，党委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90年代初期工厂又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这期间，王文成的几个工友得以有机会从工人转为干部，但王文成却没这么幸运，他最风光的时候不过是手下有三个人恭恭敬敬地喊他师傅。2000年年初，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后他们的机械厂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波及。41岁的王文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失业，紧接着老婆所在的纺织厂也开始告急，整个家庭危若累卵。
王文成是有过情绪的，愤怒、不甘、无奈……当然，谁不爱面子和害怕饿肚子呢。要面子也要先有里子，大环境容不得他自暴自弃。令他稍感欣慰的是，很快上海市政府针对他们这些40、50左右的下岗工人出台了“4050工程”。成功再就业的下岗工人中多数人从事了交通协管员和保安的工作，技术工人的王文成无奈地选择了交通协管员，月工资800元，风吹日晒，上受警察的气，下受市民和外地人的气。王文成心里虽然不快，但很快就有了他自己的平衡方法，有一种精神在心里是绝对不倒的：“上海是天堂，我就生在天堂，不管我干的是什么低贱活儿，我都是天堂的主人。”终究，上海人的优越感和他们有没有钱、处在什么社会地位是没有关系的。
王文成的妻子下岗后在家附近的小学旁开了一家奶茶店，收入甚至比以前还好，每月有3000多元钱纯收入，算上他的800元工资和两个人共有的1000多元低保金，家庭收入每月有5000多元。这个数字甚至要比他们没有下岗前高出一截，但夫妻两个的心情却和从前大不一样，不那么舒坦了。
让不少“新上海人”最头痛的房子在他们家也不成问题的。王文成全家住的房子是父母留下来的老式公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石库门。房子的位置相当不错，在陕西南路，市区黄金地段。两年前让不少上海本地人有喜有忧的大规模拆迁虽然没有波及到王文成家，但房子实在是太老旧了，好在政府出台了相应政策，由政府、社会、个人各出一部分钱把旧房子进行扩容了，当地人称为“平改坡”工程。但有时候，王文成也会羡慕那些老房子拆迁后郊区分两套房子的人家，一套房子自住，一套房子出租，多好。
王文成现在最头疼的其实是他八十年代出生的儿子。他们这一代人和父母不一样，连早餐都不吃包子豆浆只吃面包牛奶，稀罕的东西不是日本就是韩国的，王文成看着心里就急：上海现在都快变成外人的城市了，可自己的孩子怎么就没有一点危机感呢。
还有，儿子将来要结婚了，谁会愿意和他们住“平改坡”的房子呢？可见房价被外国人和外地人炒得这么高，上海本地人也是害怕的。
深圳
城市特征：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是无数人寻梦、淘金的地方。商业化、年轻化是典型特征。人多，机会多，人情味却不重，亦可算深圳的另一特征。
人群特征：打工者的天下。在深圳的打工族中，有的白手起家，数年净赚几千万；有的通过勤奋努力，终于腰缠万贯，成了打工明星……然而，幸运者成功者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的打工仔，打工妹能在深圳站稳脚跟，赚点钱寄回家就很不错了。
全家的生活维系在我的指尖上
(王瑞敏，38岁，江苏扬州人，按摩师，深圳打工8年)
认识王瑞敏是个偶然。回到深圳过年的第二天，朋友拉我去一家女体会馆去做SPA，王瑞敏就是那家会馆里最好的精油按摩师。
她的指法确实很好，力道也恰到好处。话不多，但会小声地问你的感受，让人觉得像个体贴的姐姐。听说我有神经性耳鸣，她热心地教我耳部指法按摩，并嘱咐我每天晚上坚持几分钟就会有改善。在做SPA的两个小时里，我们交谈得很开心。
扬州人擅长按摩在全国是出了名的。不过，王瑞敏是到达深圳后才开始学按摩。家在扬州郊区她和丈夫觉得一年到头在田里卖力气，也只够个温饱。商量过后，决定一起南下。那一年，王瑞敏30岁，8岁的孩子留在了家里。
王瑞敏在深圳第一份工作很偶然：涉外宾馆招聘服务员。原来，高中毕业的她因为会几句蹩脚的外语，竟然在一群打工者里脱颖而出。宾馆管吃管住，工资600元，这让她很知足。和她一起来深圳的老公就没这么幸运了，开始的几个月根本没有合适的工作。
这家宾馆里收入最好的是洗浴中心按摩师，虽然辛苦，但每月1000元钱的收入却很让人羡慕。于是，白天休息时张瑞敏偷着向那些按摩师学手艺，晚上就在丈夫身上反复练习。白天的工作本来就很辛苦，好几次她在丈夫身上按着按着就睡着了。她甚至还节衣缩食，每周跑到一个老中医家去请教，学习穴位按摩和一些养生的医学知识。
一年后，她如愿以偿地成了一个按摩师。
按摩是技术活，更是体力活。一个按摩师一天的工作是这样的：工作时间是每天10小时，白天黑夜两班倒，吃饭时间不确定，休息时间不确定。每天工作结束后剩下的最后一点力量仅仅够爬上床的。
来深圳8年，王瑞敏却说自己对这个城市并不太了解，熟悉点的地方就是东门和华强，偶有休息时候，她就和姐妹们去逛逛，但也只是看看，很少买。丈夫来深圳后收入一直很不稳定，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就靠她了。近两年，丈夫的身体也不好，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也需要照顾，这时候王瑞敏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丈夫回家乡照顾家庭，她一个人留下来继续打工。
对王瑞敏来说，比身体的疲惫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孤独。来深圳的最初几年，她想儿子时几乎会发疯，又哭又闹谁也劝不住，有几次情绪激动的时候她甚至连夜收拾好行李准备回扬州老家。但是当她拎着包冲出房门的时候又很快恢复了理智，抹干眼泪重新留了下来。
儿子从8岁到16岁的这8年，她只回过家三次，累计时间不足一个月。第一次回家时，孩子已经11岁，当她把买的新衣服给孩子穿上时，哇地一声哭了。衣服小得可怜，孩子冷冷地站在那里，眼睛里好像根本没有她。说到这里，王瑞敏眼圈红了，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当我们连吃饭都吃不上的时候，我在外面拼命打工让我的孩子吃饱饭、有学上，我觉得这就是爱。”
目前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是：关内595元，关外460元；深圳企业职工的月平均工资2215元。王瑞敏现在每月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在深圳千千万万普通打工者中算是不错的。
“在深圳赚钱，手一松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里的房租、生活费、乘车费、医疗费实在太高了。”王瑞敏说得很平静，似乎习惯了这里的生活。王瑞敏在深圳的目标很明确——存钱养家。所以每个月500元的生活费，她把自己的生活控制得死死的。衣服很少买，吃的东西是自己做的，房子是和几个姐妹在公司附近合租的，步行去上班。花费较大的是电话费用，每天晚上王瑞敏都会跟家里通电话，哪怕是三两分钟或没有什么话说，也要打。“如果没有电话线把我和家里连接，我恐怕一天都熬不下去”，王瑞敏轻声地念叨着。
王瑞敏说再过几年等攒够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她就回家，到时候她可能也老得按不动了。在她眼里，深圳毕竟是别人的地方，比不上扬州乡下老家，那里让人心里踏实。但现在她不能也不敢回去，因为全家的生活都维系在她的双手上。
荆州
城市特征： 这个城市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曾以发达的轻纺工业闻名，被誉为湖北的小上海。80年代后，随着江浙民营纺织业的蓬勃发展，这个城市仿佛一下从青年步入老年，大多数的工厂经历了萧条、停工、转产直至破产的过程。
人群特征：40～50岁的下岗再就业人员在这个城市到处存在着。老人需要赡养，孩子的教育需要继续，自身的能力有限。这样的家庭多数生活得极为勉强，成功再就业的人还算是幸运的。钱赚得少总胜于无，心理上总算有个安慰。与此同时，这个中国中部小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小店、小作坊陆陆续续开张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店，越来越少的人购物，震荡过的城市和家庭，生活还要继续。
生活还要继续
(刘惠玲，45岁，湖北荆州人，一次性买断工龄后自主就业者)
2002年，从单位领到了一次性发放的1万多安家费后，刘惠玲离开了那家国有企业的医务室，也结束了她在那里近20年的工作。可以说，在家短暂歇息的那几个月，是刘惠玲一生中最漫长最封闭的日子。
刘惠玲的丈夫在机关工作，工资稳定，每月有1200元左右收入。这也是刘惠玲被工厂同事们最为羡慕的地方。因为这些年下来，这个城市里只有机关的干部们才不会为单位什么时候给开支、能开支多少而操心，以至于城市里有限的干部乃至于他们的子女，都成了未婚人士最佳的结婚对象。但即使是这样，像刘惠玲家这样的收入要担负起整个家庭的生活，仍然可以想象得到其艰辛的程度。特别是，他们的女儿在上中学，每学期的学费之外，补习等费用支出每月得花上450元左右。更主要的全家生活费用，每月大概得开支800元左右。
不过，刘惠玲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家愁苦和抱怨，现实生活的窘迫让她坐立不安。经过多日的四处打探和来回奔波，2003年初，刘惠玲终于经熟人介绍再就职于一家事业单位：戒毒所的医务室。目前，刘惠玲每月有固定收入800元，这已经让她非常知足了。由于她在这个单位是临时员工，而原来的工厂已经以1万元与她结束了所有的关系，所以她自己必须每月按时出资去社保局缴纳自己未来退休的保险金。
当然，目前让刘惠玲最担忧的事情还是女儿的教育费用。再过三年，女儿就要上大学，而现在的大学费用那么高，这使得全家人都不得不为了女儿的将来而节衣缩食。等到女儿上完大学后，估计全家也空得差不多了。每次一想到这些，刘惠玲的心里都充满了不安。
谈到未来，刘惠玲叹了口气：国家是越来越富裕，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个人的感觉却是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作者：天棚 蒙昧 (本刊记者)
天津
城市特征：在中国的四个直辖城市里，重庆因为是后来者，又加上管辖范围包括了一大片农村地区，所以暂且不论。但如果拿北京上海和天津相提并论，则天津经济发展的滞后，立即凸现而出。实际上，天津这个离北京不到一百公里的滨海城市，其普通市民的收入之低，乃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意将目光投向了这个城市较为富裕的人群。
人群特征：石油行业一向是以效益好著称，特别是近年来整个国际局势对石油的影响，整个石油部门的工资和福利也跟着水涨船高，随着水涨船高的还有众人艳羡的目光。在天津，在大港油田，在一线石油工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景象却是——
工资涨了，我也不高兴
(李惠荣，42岁，天津人，大港油田一线职工)
李惠荣这样一个普通石油工人的月收入是2200元左右，这在天津这个城市算是比较不错的收入。妻子在一家很小的隶属于油田的企业里当会计，每月收入800-1000元不等。家里有一个14岁上中学的孩子，是家中最大的支出。
问到老李，他自己对过去的2005年有什么感想时，老李的答案有点让人吃惊。“我们的生活跟下岗的那群人比还算是过得去，我也知足。但是，说实话，我心里并不怎么舒坦。在油田一线上吃苦受累的是我们，但是石油公司的那些领导却生活得不知道比我们好多少。就拿非主业的小处长来说吧，主业是油公司，咱就先不提。那些小处长一年下来是我们收入的十多倍啊。他们年终的兑现奖就有十二三万，而且每季度发的消费卡就好几千，吃喝用度，连冰箱彩电这些家用电器都可以用单位发的消费卡买。看上去他们的工资跟我们的差不多，但是人家的工资卡根本花不着，而我们就干指着这些死工资养活一家人。你说，这人心里能平衡吗？他们出门都有车，油钱、过路费都是公家掏钱，年节发的东西他们根本都不放在眼里了。就更不要说主业油公司那边了，要是跟他们比，非主业的这些小处长们心里也会不平衡的。我们能有什么？安安稳稳一家人过日子，不生病、不出事就可以了。”
最后，李惠荣探头看看屋子里埋头做功课的儿子，跟我说，“我现在没别的想法，就是希望我儿子能考上高中，顺利地上大学，工作，成家，买房子，这辈子就这些指望了。”李惠荣心里还有自己难言的苦涩，自己家的儿子比处长家的儿子学习好很多，但人家的儿子高中毕业就准备直接出国，费用都不在人家考虑范围内，自己家却连想都不敢想。
其实李惠荣刚刚40出头，人也不老，在大城市更是一个男人的黄金年龄。在这样一个海滨的小油田，一个普通工人，虽然有些抱怨，但温饱安逸的生活已经让他满足。
油田普通工人和处长生活收支一览
工人：
工资：1800元
补助：300—400元
处长：
工资：2000元
补助：300—400元
消费卡：每张固定金额200元，每季度5—10张不等，用于生活消费
车费及油费：每月1000—5000元不等，集团公司报销
其他：外出吃饭、旅游、医疗等均公费报销
年底业绩兑现奖：14万—30 万不等
作者：杨阳(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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