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增长在哪里

　　我的增长在哪里？

　　——广大居民未能共享增长成果的困惑

　　根据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 2005年我国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非但没有如经济数据一样令人鼓舞地攀升，反而有所下降。在众多居民眼中，经 济持续的高增长似乎仅仅是一个“海市蜃楼”，增长所提升的福利并没有明显辐射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幸福感、疲惫感与日俱增； 不满意、不轻松的情绪在城市普通人群中蔓延。这种高经济增长速度和低居民满意度的强烈反差引起了人们好奇，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透过GDP的面纱看到更真实的居民经济生存状态。

　　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程，

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亿元年到2005年的182321亿元，增加了近50倍。持续五年实现了9%左右的高增长率。但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阵痛只有生存在其中的中国居民才能真切体会到：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政府不断将众多事务交给了市场，减轻了财政负担，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快速增长，并连续多年来高于GDP增长速度。但是由于许多配套的保障措施仍没有建立，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支出增长远远大于其收入的增长速度，生活陷入了另一种相对贫困中。有人为儿女读书已经掏空了腰包；有人为一间50平米的安居之处而几乎几年没有节假日；更有人为了凑钱治病奔走于亲朋好友间……

　　面对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社会整体福利相应提升的现实，多数专家和学者在第一时间从我国经济转型现状的方方面面给予了理论上的解释和说明。为了寻求更具体和更真切的答案，于是我们把目光转向了普通老百姓，尽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但在这次春节假期的采访中，我们却出乎意料地观测到了广大居民的一个共同(或者说类似)的经济生态：大多数普通居民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疲惫、失去了热情，认为经济增长的成果似乎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改革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和奉献自己的青春。这些普通劳动者为国家GDP增长付出艰辛劳动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困惑之中——“我的增长在哪里？”

　　——编者

　　GDP的增长意味经济的发展，一般来说也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理论上应该得出居民消费“从生存型向享受型转变”的乐观结论。但是我们注意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由于社会保险、教育培训、医疗保障等制度上的缺位与失效，新型的城市贫困正在随时随地被制造。满目使人兴奋雀跃的经济统计数据背后可能掩盖着生存艰辛的现状。

　　钢筋水泥城市难抵贫困潮侵袭

　　在我们焦虑地关注农村落后的同时，另一支弱势群体相伴而生。他们在钢筋混凝土的阴影下艰难前行，焦急等待社会投以同样关注的目光，那就是城市中的贫困阶层。在春节前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都给出一个相同而清晰的描述：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表现出明显的加重。据专家估计，1995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比1988年上升了12%。这一趋势近年来没有好转迹象，2004年，城镇人口贫困发生率为6%至8%，高于同期2.6%的农村水平。

　　目前我国的GDP的确是持续高速增长，整个社会的财富也在增加，但是由于市场经济改革配套的体制没有完全建立，导致了一系列新的贫困。这群渐渐陷入贫困的人似乎不是少数。如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导致失业的群体；资源枯竭型城市里大量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如在辽宁阜新市，贫困发生率高达30%～40%)；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流入城市、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大量农村人口。他们曾经或者正在努力工作，而贫困却“挥之难去”。

　　以湘潭市对市中心为例，仅在其四个老街道就有500多户人均住房面积在5平房米以下。大多数贫困家庭的住房面积小，往往三代挤居在一起。 64.9%的低保户家庭有一个以上的慢性病或大病患者，33.7%的低保户家庭有残疾人。72%的低保户认为，就业难、看病难、子女学费贵等是影响他们脱贫解困的三座大山。2005年对这四个老街道的一份调研显示，街区总人口11.7万人，其中4461户10049人享受低保政策，另外还有数万人生活在城市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线之下，在湘潭贫困市民聚居，出现了城市相对贫困化区域。同样在益阳市，情况也不乐观。这个市人口40多万，而市区内的低保户就有近4万人，全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占非农业人口的比重超过了12%。而城市扶贫的关键可能正是在于帮助这些城镇家庭走出贫困的怪圈，让每个居民都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近来有资料表明，三年经济高速增长，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社会福利并没有与GDP同步增长。因此，我国经济界出现了一个天大的悖论：一方面是GDP一路飙升，另一方面却是国民个体收益与公共福利严重滞后。对此，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的看法是，今后我国有两类人群容易陷入贫困：一类是进城的农民工，他们的贫困呈代际传播态势，可是第一代人对贫困还无所谓，第二代或第三代贫困者就难以忍受了；第二个容易贫困的社会群体，是老年人口，他们的贫困发生率大大高于其他人群。

　　高储蓄暗示了

　　民众今后生存成本高企

　　且不说高储蓄并不能说明富裕的平均程度，即居民储蓄14万亿元，并不完全代表居民共同富裕的增长。仅就我国高储蓄本身而论，它也暗示了广大居民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果实。

　　事实上，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非但不与GDP同步，反而下降了，生存成本节节攀高。有充分的资料表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国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而税收占GDP比重逐年上升，这几年政府税收是国民工资总额的2至3倍；即使在并不富余的工资里，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的缺失和相关领域的部门私利化，又在掏空普通百姓的腰包；此外，很多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和污染，由此导致的经济和健康成本，也只能由当地百姓承担。

　　近年来，医疗、教育和住房费用的持续攀升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大大恶化了居民的生存状况。有报道称，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19年共需投入基础教育费用约13.1万元，比1999年的测算增加了5.1万元。在住宅方面，不断上涨的

房价已经超过了居民生活的承受能力。另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可见，居民经济生活的现实不是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而是不堪重负的生存压力。而高储蓄正是在现今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无不面临未来的巨大生存成本的明证。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养老、住房排在居民总消费的前三位；而人民银行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也显示，居民储蓄的目的依次是“攒教育费”、“养老”、“买房

装修”。

　　显然，城镇贫困问题的凸显源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配套制度的滞后。比如，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没有优先考虑下岗失业工人的权利和利益，导致其生计没有着落；与此同时，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又普遍存在着政府甩包袱的思路，财政补贴政策也没有随着社会变化而及时调整，导致财政补贴未能覆盖真正的贫困群体。或许目前城市贫困群体扩大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过度强调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忽视了对新增财富惠及居民经济生活的政策关怀。结果是，民众体会不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升，于是，对改革和经济发展渐显疲惫，对宏观经济数据产生了漠视甚至反感。

　　作者：赵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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