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财富：解读原材料涨价与输入型通胀

　　——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王建

    文 杨政文

　　油价不断攀升，铁矿石价格猛涨，在国际生产资料价格提高的背景下，国内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担忧日渐加重。针对生产资料价格变动的内在原因及可持续性，输入型通胀的现 实可能性及中国应采取何种防范措施等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

　　《中国科技财富》：上世纪中下叶，世界生产资料供给价格低廉，当时的国际供求关系该如何界定，国际生产资料维持低水平价格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王建：石油、铁矿石甚至包括粮食，都属于初级产品，初级产品二战后长期处于下跌行情。主要原因是二战前的国际贸易格局是帝国主义国家开拓海外殖民地，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初级产品有大量需求。一方面，通过对殖民地殖民贸易的方式获得资源，再就是通过战争，一战、二战都是为资源产品发动的战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是处于对资源性产品掠夺的需要。

　　二战前的国际贸易中60%是初级产品，二战后很多殖民地国家独立，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程度低，只能靠开发、出售资源，与发达国家交换，籍此发展民族经济。二战后，德国、日本纷纷也走上贸易立国的道路，通过在国际市场进行对外贸易换取自身发展需要的初级产品，比如，石油、矿石。这样，殖民国家与宗主国间的贸易，二战后就演变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或者称为南北贸易，以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交换为主。从二战后到上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数目不多，人口只有7亿多，尽管其人均资源占有量和消耗量大，但对初级产品的需求量毕竟有限。发展中国家开发自身资源，通过贸易与发达国家换取工业制成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总体上看还是供多求少，所以二战后相当长时间内，南北贸易形成了剪刀差。

　　在过去的26年中，中国的GDP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个发展速度是相当高的。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国靠自己的资源支撑自身的发展，满足自己的生产需要，资源进口并不多。

　　《中国科技财富》：最近，以铁矿石和油价为代表的生产资料上涨幅度都比较大，如果从发展时段分析，中国在发展中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出现了什么明显的变化，对国际供需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建：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初级产品供求关系发生新的变化。中国、东盟、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中国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中国的变化在1992、1993、1994三年最为明显。1992年中国由粮食净出口变为净进口，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家，1994年成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家。中国幅员广大，但人口众多，与世界其他资源丰裕的国家相比，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较低。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连续三个年份，中国在粮食、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方面满足不了发展需要，成为这类产品的净进口国家。后来，净进口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新千年的头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加速，资源供应跟不上需求。比如石油，去年原油、成品油进口1.5亿吨，石油消费已排名世界第二，进口仅次于日本。

　　中国的石油进口如果按照石油消费增长速度分析，2000-2004年，石油消费增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速度年均为6%，相当稳定，进口增大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萎缩。中国东部主力油田，比如大庆、胜利油田，都进入产能衰退期。大庆油田1998年产量是5600万吨，去年为4600万吨，5、6年内下降了1000万吨。目前我们希望西部油田和海上油田能够在产量上弥补这些油田下降带来的缺口，但短期内很难发挥作用。中国石油产量在上世纪80年代保持了2.3%到2.4%的年增长速度，到90年代下降到1.7%到1.6%。这几年石油产量增长速度又下降到1.2%。一方面需求增加，另一方面生产量的增长速度在下降，这样供需缺口越拉越大，不得不大量依靠进口。

　　1997年，中国钢铁产量过亿吨，此后几年时间内，中国对钢材的消费量就超过3亿吨，而产量仅为2.8亿吨。其他国家在产出高峰期，前苏联钢产量曾达到1.6亿吨，日本达到1.4亿吨，美国不到1.1亿吨。而中国这样的产能似乎仍然难以消除“钢铁饥渴症”。国家对钢铁大量投资，钢价还在上升。原因在于，中国虽然是产钢大国，但人口多，发达国家在进入到工业化完成期时，基本上人均产能在700公斤到1吨之间，如果按照人均500公斤计算，考虑到合金钢的使用，强度的提高，加工工艺的改变等等，到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5到16亿，仍需7.5-8亿吨钢，按现在3亿吨的产能，人均仅150公斤，供需缺口巨大。

　　此外，钢铁的蓄积量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比如盖楼、造车以及大量机械设备的产品中有大量钢铁，这些产品的钢材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这就是钢铁蓄积量。当金属人均蓄积量达到人均5-10吨时，就达到废旧再生金属的循环期。发达国家的钢铁生产80%是利用废旧金属，其余才利用铁矿石生产，这就是发达国家电炉炼钢工艺发达的原因。中国3亿吨的产能，利用废旧金属也就1500吨上下的规模，其中几百万吨还是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的废钢，中国还没有进入废旧金属回收循环的经济时代。

　　亚洲国家的特点是人口多，人均资源少，这一轮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工业化高潮形成对资源的新一轮需求，对初级产品需求必然放大，这个过程现在刚刚开始。中国还有9亿农民，城市化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投资需求旺盛，经济高速增长，对资源的饥渴持续20年时间也不为过。这样，亚洲地区的经济崛起形成长期的资源需求，不仅仅针对石油和钢铁，还包括粮食以及其他金属、非金属。

　　现在价格上涨，就是这样一种长期趋势在价格上的必然反映。全球资源有限，需求不断上升，面对缓慢增长的资源供给，价格上涨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工业化水平到了质变阶段，国内的资源已经难以支撑其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在根本上改变了二战以来初级产品下跌的格局。

　　《中国科技财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业、房地产业不断发展，国际虚拟经济日趋膨胀，在这一轮价格上涨中，国际资本流动和炒家的炒作有何影响？

　　王建：这几年原材料价格上涨，当然也有国际炒家的因素。

　　目前全球虚拟经济增长量十分庞大，全球每年GDP大概在45万亿美元，超过一半是服务产业贡献，物质产业贡献也就20万亿美元。全球每年金融交易额是2000万亿美元，是实物生产规模的100倍。货币交易量700万亿美元，而实物交易量仅7万亿，货币交易量也是实物交易量的100倍。过去，庞大的国际资本分布在主要的资本市场上，比如美国、日本、欧洲。以前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向美国，主要就是针对美国的有价证券而去，其前提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能保值，而且有上涨趋势的支撑。

　　现在美元面临“双赤”困境，成为无底洞，引起国际资本恐慌。刚公布的美国今年3月份贸易逆差达到610亿美元，又创历史新高。美元自2002年进入下跌趋势，形成美元下跌，欧元、日元上涨的格局，这样，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无法容纳规模巨大的国际资本，国际资本感觉在美国资本市场投资不可能有良好投资回报，必然要寻找新的出路。而日本经济不景气，股市上不来，1990年日经指数将近4万点，现在不过1万点，美国9·11以后，道指始终在万点左右，欧洲虽然欧元上涨，但欧洲资本市场没有统一，也容纳不下大量的国际资本。大量国际资本拥入期货贸易，而国际期货市场规模很小，比如美国芝加哥期货市场交易额不到1万亿的规模，大量资金的拥入，很容易将期货价格拔高两三倍。这在客观上必然对生产资料期货价格的提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国际原油价格在1999年跌破了10美元，现在翻了几番。除此，象铁矿石，以及将来会有更多的初级产品都会出现这种价格上涨的局面。因为面对的是长期供给不足，供求不均衡的趋势。加上外部国际资本的干扰，价格不断被推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可能成为一种长期趋势。

　　《中国科技财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对中国及其他国家会产生什么影响？

　　王建：原材料价格上涨并不只影响中国。现在中国在世界产品的贸易增量中占了大头，但存量所占比重很小。全球铁矿石贸易大概每年5.5亿吨，中国进口量占3成。铁矿石供给增量中80%由中国消化，而石油生产增量中45%也由中国消化。由于中国在初级产品的边际需求上居于主导地位，中国边际需求的提高拉高了产品的边际价格，而边际需求上升拉高的边际价格要由平均价格承担，因此价格的上涨并不会只对中国产生作用，世界其他进口国也要承担。

　　从地区看，油价上涨对欧元区影响最小，美国次之，东亚最大。因为东亚实物产品生产量大，对资源的消耗也大。美国和欧洲相比，欧洲的实物产品比重大，而美元是石油计价的货币，欧元升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冲油价上涨。比如油价在1999年欧元问世后涨了3倍，而欧元对美元升值了60%，美国就没有这个条件，油价涨多少，就必须承受多少。俄罗斯则赚尽了石油美元的好处，其去年贸易额中四分之三是依靠石油获取，这几年俄罗斯财政状况的好转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石油。

　　在这一轮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中，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一些人均资源丰富的国家，都从中获益。

　　《中国科技财富》：对中国而言，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推动输入型通货膨胀产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王建：大量的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会对下游产品价格产生影响，但影响不会太大，因为中国具备自我消化能力。比如石油、铁矿石等生产原料，对其价格的分析还要考虑到其加工过程中的增值因素。比如铁矿石上涨71.5%，可能会引起钢材上涨5-10%，摊到每吨大概是250元人民币。一辆汽车用1吨钢，10万元级的汽车价格上涨250元，涨幅仅0.25%左右。从房地产看，一般来说，10层以下建筑每平米对钢铁的消耗量大概为30公斤，按照一平米1千元造价计算，如果1吨钢的价格按3000元计，30公斤100元，这在1千元的造价中占的比例是10%，低层建筑的钢铁消耗更少。商品房的成本中，地价40%，施工费用30%，建筑材料费用只占20%，而原材料中除了钢铁，还有水泥、上下水、电器等等，所以钢铁价格上涨对房地产会产生影响，影响幅度也不会很大。此外，价格上涨也不会完全由中国自己承受。现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出口占了35%，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出口产品的价格也会相应上升。

　　去年，中国贸易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机电产品出口第一次出现顺差，其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一般消费产品。1994年初级产品出现逆差，而机电产品成为第一大创汇产品，过去则是轻纺产品。机电产品和轻纺产品相比，加工链条长，附加值高。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规模越大，就越有能力抵冲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因为高附加值产品原材料含量低，比如IT产业，原材料占成本的比重只在3%，关键是科技含量、知识含量高。经济增长中高附加值产品增长越快，对原材料增加的消化能力就越强。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还可能对中国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升级有推动作用。

　　石油、铁矿石价格上涨，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总体物价上涨的推动因素。比如在今年CPI上涨中，原材料因素占三分之一，这也不能说很小。但因为外部原因将中国通胀率推高到5%，也不太现实。因为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国民收入增加，其中增长的财富拿出部分对冲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是足够的。从这点来看，中国在国际上应对价格上涨是最从容的。如果经济停滞不前的同时价格上涨，那就会造成很大影响。

　　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人民的富裕程度在提高，因而具备对涨价的消化能力。有测算，由于石油、铁矿石价格上涨，中国每年损失200亿人民币，这对于每年GDP新增2万亿的经济总量来说，仅占1%的比例，不可能构成大的威胁。从城乡居民收入来看，只要涨价不超过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就属可承受范畴。

　　《中国科技财富》：对于外部通胀输入型压力，中国应当采取什么预防措施，比如联合采购战略，压缩中小企业投资规模。有人提出人民币升值来抵冲通胀压力，你认为是否可行？

　　王建：从原材料购买渠道来看，中国是需求大头，而目前是分散采购，将来完全可以在推动联合采购上下功夫，形成谈判力量，与出口国进行贸易洽谈。这需要政府出面组织，企业界也要在采购上形成联合。前段时间国务会议研究铁矿石价格上涨，主旨就是研究促进国内联合采购。对中小钢铁企业投资压缩，是在几年前就已经进行的调控行为，比如2003年提出相关调控问题，2004年加大调控力度，一直在抑制这类需求的膨胀。

　　对于利用人民币升值来抵冲通涨压力物价，我觉得是不可行的。物价和汇率直接相关点在进口方面，如果人民币升值20%，当然能减少进口成本，但也会压抑出口。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因素。有人建议人民币升值，以此对冲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此外，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减少，而进口必然增加，这样，供给的相对过剩会更严重。所以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保增长，有了经济增长，就有了财富的增长，人民收入水平才会提高，即使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仍然能够自我消化。如果价格上涨，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危险就会凸显。

　　《中国科技财富》：中国自1997年后，长期面临通货紧缩的困扰，对于现在出现的通胀苗头，应当如何把握好二者的防范界限？

　　王建：我认为，中国不存在严重通胀的前景，CPI涨幅控制在4%以下没有问题，而前些年的通缩后果相当严重。

　　相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通缩比通胀更难治愈，因为通缩的背后是生产过剩、投资过大，投资过大的背后是分配不均。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增长就缺乏动力。储蓄形成投资，投资又形成供给，如果社会主要消费群没有消费能力，生产过剩就会成为现实问题。中国基尼系数0.47，发达国家一般在0.4，比如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稍高一些，基尼系数0.45，日本、英国为0.4。由于中国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均，结果是社会主体人群没有消费能力，内需难以激活。所以，有效需求不足才是中国更需关注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拉动，而投资一旦形成产出高峰，没有消费需求拉动，巨大的产能就无法消化。中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是美国市场，以及使用美元结算的东亚地区，现在美元不稳定，一但“美元泡沫”破灭，美国市场难以指望，东亚市场发生紊乱，中国的出口将面临很大的困难。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占去年总需求的53%，成为中国需求的主体，而其他国家总需求中超过55%都是消费，比如美国超过80%靠的是消费。对中国而言，产能巨大而消费不足，面临的将是通缩，不可能是通胀。

　　从货币来看，日本超宽松货币政策实行多年，今年日本3月份贷款又下降3%，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需求不足时，货币只是交换媒介，只是实现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判断是否面临通胀，更主要的是要分析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关系，如果储蓄大于投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就不会有通货膨胀的可能，警惕通缩反倒成为现实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在增长，产业链条在增长，生产要素在部门间不断转移，生产要素的价格很难稳定，因此CPI涨幅在4%是比较正常的，不要一看到CPI达到3.9%就认为通货膨胀已经来临。

　　总之，分析通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下游企业对传导的接受能力，二是上游企业的消化能力，三是消费者的承受能力。现在的通胀因素可以对外转移一部分，对内则是生产者消化一部分，消费者承担一部分，所谓输入型通胀对中国的影响，处于可控状态是肯定的，不大可能对经济和物价造成严重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