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经济所发布十一五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增长与稳定课题组”2006年1月10日上午召开学术成果发布会，发布“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分析报告”，并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进行了广泛讨论。新浪财经获授权独家发布报告全文及会议成果：

　　“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分析

　　刘树成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 研究员

　　张晓晶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 研究员

　　张平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助理 研究员

　　基本结论：

　　“十一五”期间，潜在增长率将在9%，适度增长区间在8%-10%。

　　“十一五”期间，周期波动的特点呈现为高位增长、强幅波动。

　　“十一五”期间处于经济开放的新阶段，面临着外贸与外资的冲击。

　　“十一五”期间的政策重点是谨防新一轮的经济过热。

　　“十一五”期间的政策目标是实现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

　　一、潜在增长率的测算

　　综合我们的分析，HP滤波法得出以9%为中线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8%～10%，生产函数法(林毅夫等的估计)得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8.56%，菲利普斯曲线法得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8.9%。如果我们以简单的平均递增法来计算1978～2004年GDP增长率的年均递增速度，则为9.4%。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看，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看，当经济增长越过9%时，就会出现局部过热，引起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给紧张；当经济增长冲出10%时，就会出现总体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的大幅起落；而当经济增长低于8%时，就会出现

通货紧缩，就业压力明显增大。根据以上各种计算和实践经验，“十一五”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可把握在9%，适度增长区间可把握在8%～10%。

　　但是，若从未来的更长时期看，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有所降低。这是因为：

　　1)消费需求的高质量化。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将从“量”的提高上升到“质”的提高。对一般消费品的需求不再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而是“从有到好”、“从多到高”。这在客观上将会抑制未来一般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

　　2)资源约束的强化。随着前期经济的长时间高位增长，资源约束会越来越强，在客观上就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整个经济增长质量。

　　3)投资预算约束的硬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推进，必然会使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不断地“硬化”，企业需要为自己的投资行为真正负起责任。同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也为防止外部风险，需要不断矫正资源配置中的种种扭曲，如要素价格的扭曲、政府的隐性担保等。这些都会抑制投资冲动，减少投资的盲目扩张。

　　4)人口的老龄化。随着2013年之后中国开始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这一方面会使整个国民储蓄下降，另一方面是老年抚养比上升，都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二、周期波动的特点

　　“十一五”期间，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之相关的，周期波动则呈现出高位增长与强幅波动的特点。

　　1)高位增长。

　　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和持久的推动力。以房地产为例。房地产投资的周期较长，其产业关联度很高，所带动的产业链很长。在房地产投资与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等原材料及电力之间，以及进一步与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煤炭、石油等矿产品之间，产生相互推动的产业循环。就汽车产业来说，与其直接相关的产业有合成材料工业、轮胎制造业、钢铁工业(以薄钢板和钢带等汽车用钢为主)、机械工业中的机床工业(特别是数控机床)、石油开采及加工业、仪器仪表产业等，此外还有围绕汽车发展起来的服务业群体，如高速公路、加油站、快餐、汽车修理等。

　　同时，中国正处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对房地产(特别是住宅)和汽车的潜在需求很大，会进一步促进它们的发展。从住宅的潜在需求看，据有关专家估算(王国刚，2005)，在未来20年(到2025年左右)，现有城镇家庭(1.55亿户)以每户100平方米计算，需要住宅155亿平方米，而目前城镇住宅存量为90亿平方米，二者差距为65亿平方米，20年内每年需要建设住宅3.25亿平方米；如果加上未来20年城镇人口以每年0.8个百分点增加，到时城镇家庭约2.61亿户，以每户100平方米计算，需要住宅260亿平方米，与目前城镇住宅存量90亿平方米相比，缺口达170亿平方米，20年内每年需要建设的住宅上升为8.5亿平方米；如果再加上城镇拆迁、危房改造等，则每年需要建设的住宅应在10亿平方米左右。而近几年，全国城镇每年新建住宅面积只有5～6亿平方米，远不能满足需要。

　　从轿车的潜在需求看，据有关专家估算(福格尔，2001)，美国从1910～1970 年对轿车的收入弹性为2.6，如果今后中国的人均收入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同时中国收入增长对轿车需求的弹性也和美国上述时期相同的话，到2015 年，中国每年将购置1000万辆轿车，而目前中国轿车的生产能力只有每年150 万辆(2002～2003年的平均产量)。这就意味着，在未来15 年中，中国轿车的生产能力需要增加6 倍。如果中国年均6 %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到2024 年，轿车收入弹性不变的话，到时中国对轿车的需求将达到4500 万辆，相当于目前全球轿车保有量和购买量。尽管就现实的发展看(出于资源、能源、环境等方面的考虑)，中国未来轿车保有量恐怕会小于这个预测数，但其潜在需求的巨大是可以肯定的。

　　总之，从房地产和汽车这两个产业自身的产业链特点及未来潜在需求看，蕴涵着较为持久的经济增长潜力。

　　2)强幅波动

　　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具有高位增长作用的同时，它们还具有强幅波动的特点。这是因为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技术冲击因素，在其传导过程中会具有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随后会遇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需求制约，特别是资源制约等。

　　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在其传导过程中之所以会具有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是因为：其一，产业内的独立循环。房地产和汽车的产业关联度很高，在其投资和生产过程中，与原材料、能源、矿产品等投资和生产之间所产生的相互推动的产业循环，具有产业内相对独立的内部循环性。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内部循环中，会形成“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滚动扩张。其二，需求的夸大。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不仅是根据其现期需求，而且是根据其预期需求进行的。在其现期需求和预期需求中，甚至还会包含投机需求。在其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市场会充满乐观的预期，由此，对房地产和汽车的实际需求会被夸大。这时，在高价格、高利润的驱使下，会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和汽车投资与生产的盲目过度扩张。其三，金融的推波助澜。在市场前景看好的情况下，金融企业为获取自身的赢利，会从金融角度支持房地产和汽车，以及与它们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的过度扩张。

　　这种过度扩张，随后会遇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主要有：

　　其一，需求制约。对房地产和汽车的有购买力的实际需求，是与人们一定的高收入水平、一定的收入积累、一定的信贷支持和自身负债能力，以及一定的相配套的基础设施条件(诸如社区服务设施、道路、停车场等)为基础的。在一定时期内，人们的收入水平、收入积累和负债能力是有限的；金融企业从其自身获利出发，对经济风向的变动最为敏感，信贷条件是最易变化的；同时，相关的基础设施条件也不是一下子能满足的。因此，对房地产和汽车的购买热潮具有一定的阶段性，而不可能像中国20世纪80年代对百元级、千元级的小型和中型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那样一浪紧接一浪地排浪式进行。而一旦房地产和汽车的需求发生阶段性变化，将造成房地产和汽车在短期内的产能过剩，导致其投资与生产的剧烈波动，同时也带动各相关产业的连锁波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美国20世纪20年代房地产和汽车的大发展，及其后1929～1933年的大危机和大萧条，最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其二，资源制约。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的扩张，产生了对各种原材料、能源、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等的高消耗，还有相应的对环境的高污染。这其中有许多资源对一国或一个地区来说是稀缺资源，同时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当其中某种重要资源的供给缺乏弹性或完全无弹性时，整个产业链的运转将难以进行。当国内资源不支撑而需要依靠进口的情况下，大量的进口将会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同样会阻止国内经济增长。日本在1955～1973年近二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大量依赖石油的进口。每当投资旺盛、经济增长加速时，就因大量进口而产生国际贸易收支的严重赤字。在这二十余年中，曾五次(1957年、1961年、1963年、1967年、1973～1975年)因大量进口所产生的国际贸易赤字而不得不进行紧缩性的经济调整。

　　在各种资源当中，特别是土地资源，涉及到农业和粮食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房地产投资和整个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所造成的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是难以承受的。除各种自然资源外，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的扩张，以及所带动的整个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还使用了大量的信贷资金资源。据专家估计，中国每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大量资金来自银行信贷，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从银行直接得到的房地产开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以及通过卖“期房”而间接得到的居民购房消费贷款。这就容易积累银行的潜在金融风险。

　　总的看，在市场经济下，在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级，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即一般所说的工业化中期，是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时期(刘树成，1996)。上面所提到的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所发生的大繁荣和随后的大危机、大萧条，就是处于美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事情。中国现在正值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时期，客观上说，正是经济波动幅度加大的时期。

　　综合以上分析，“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的高位增长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和持久的推动力；但是，与此同时所具有的强幅波动特点，却是对经济平稳运行的一种新挑战。为了既保持经济的适度高位增长，又避免强幅波动，必须加强和改善

宏观调控，决不能以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使经济快速而平稳地增长。

　　三、外部冲击

　　“十一五”期间，中国处在经济开放的新阶段，将面临外贸与外资方面的冲击。外贸冲击主要体现为贸易依存度过度、贸易摩擦加剧；而外资冲击则主要体现为非FDI资本(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非FDI资本=

证券投资+其他投资+证券和遗漏)流动规模的扩大带来的挑战。

　　从外贸看，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很高，由1978年的不到10%(9.8%)，上升到1990年的30%，又上升到2000年的44%，2004年高达70%。在出口方面，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在进口方面，将面临国际上石油、矿产品、粮食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价格与供给保障问题。因此，需要对外贸的高度依赖进行必要的调整，在促进进出口继续适度增长的同时，要注意防止外贸冲击对经济增长和波动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贸易增长应由关注贸易顺差转向贸易平衡，由关注贸易额转向提高贸易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从外资看，随着2006年底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加上资本账户的逐步放开，今后，外资流入除采用FDI(海外直接投资)形式之外，将更多地采用非FDI形式。非FDI资本由于包含了所谓的热钱，具有更强的投机性，因此对经济稳定的冲击也会更严重。因此，在对外开放新阶段，应加紧完善针对非FDI的监控体系，防止非FDI的大进大出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

　　四、政策重点：谨防新一轮过热

　　“十一五”期间，有几件“大事”，如2006年开始实行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7～2008年党政换届，2008年奥运会等，所有这些因素集中起来有可能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一轮“大起”。以“换届”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波动的几次“大起”，如1983年GDP增长率上升到10.9%，1987～1988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1.6%和11.3%，1992～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也都含有“换届”因素的影响。为了防止2006～2008年经济的“大起”，以及避免随后2009～2010年可能出现的“大落”，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患于未然，特别是防止各地借机追求政绩，大兴土木，大上项目。因此，我们的政策重点应该是谨防新一轮过热，较好地调控2006～2008年可能出现的“大起”，从而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经济平稳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五、政策目标：实现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

　　所谓“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指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增长和轻微波动，使经济周期由过去那种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转变为起伏平缓、峰谷落差较小的波动轨迹。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在改革开放前后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前，其突出特点是大起大落，且表现为古典型周期(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GDP绝对下降，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点为波幅减缓，并由古典型转变为增长型(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GDP并不绝对下降，而是增长率下降)。总的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一种新态势：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缩小。

　　2002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8.3%，开始进入新一轮周期。2003年、2004年、2005年经济增长率均为9.5%。这样，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三年9.5%的适度高位平稳增长，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从未有过的。克服经济的大幅起落，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人们一直所盼望的。“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以上两个特点之所以说是“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是因为未来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因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而要增强忧患意识，紧紧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

　　主题发言：

　　张晓晶：中国经济不会陷入通缩的七个理由

　　张平：2006年宏观展望和动力转换

　　宏观形势分析：

　　刘霞辉：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落的房地产价格

　　赵志君：人民币升值 中国经济的可承受力有多大

　　林跃勤：中国GDP 调大更需做优

　　汪红驹：资源价格扭曲的代价远不止100亿

　　常欣：垄断性行业的价格是升还是降

　　袁富华：中国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和就业

　　张磊：我国通货膨胀与紧缩不对称影响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