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2006年宏观展望和动力转换

　　张平

　　一、2006年经济的增长：9.1%

　　2005年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预计达9.4%，比我2004年预计的9.2%要高，但与我们的预测趋势和逻辑是相符合。悲观的领袖人物罗奇再次承认“错了”，但同时认为明年肯 定要不行，增长放慢到6.7%。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乐观增长的和具有同样说服力的悲观逻辑。但近年来的高增长则更接近于无理论的“自适应模型”的结论，即时间序列模型的用数据预测数据，路径有自我的适应的道路，而经济理论没有找到真正的路径。

　　“自适应模型”的有效性是比较短期的，基于“未理解因素”在短期内惯性形成的路径，另一有效性是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上，否则是难实现的。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高增长的周期阶段，因此自适应模型预测较为有效，但学者则更多地希望找到转折点来证明自己高于机器，但增长阶段没有实质变化，结果是学者很难超越自适应模型。

　　中国处于一个建设周期的中期。所谓建设周期是库兹涅兹(Kuznets)依据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周期，指15～20年甚至更长的周期(刘易斯1986)，也称为库兹涅兹周期，典型的是美国大移民时代就是这一周期的体现，主要标志是两大因素互相作用推进发展，一个是居民财产购建，二是人口转移。1979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的又一个建设周期。上个世纪80年代中前期主要早期集中在农村改革带来的农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进入到“数量性扩张”，农村住房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资产累积；中后期农民开始了就业变动，“离土不离乡”的过程，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城市居民进入了家用耐用电器普及化过程，城乡居民进入以耐用消费品为主导的“追求消费质量”阶段，家庭资产中的家用电器累积加速。90年代上半期主要集中在国际产业转移上，主要是出口带动了农村劳动力的快速加入到了工业活动中，人口向工业加工密集的城市和沿海地区转移，中国居民财富得到了积累。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了中国长达5年的增长处于七上八下和

通货紧缩的调整期，但也逐步开启开始的

城市建设周期。1998年以后在积极财政和消费信贷的刺激下，真正城市化建设周期进入加速期，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居民不动产的购置在逐步加速，农村人口也进入了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步伐。居民的高储蓄决定着投资规模，新世纪则更加体现出来，在现在这一时期内投资主导中国经济增长，而后将以消费和投资共同主导这一建设周期应该会持续到2017年前后。随着城镇人口比重超过农村人口和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转变，才会引起大的周期性调整，在此期间经济会有正增长的调整，不会逆转高速平稳增长趋势。

　　从波动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周期可以划分10个周期，我可以看到新世纪以来，周期波动很小，2005年增长为9.4%，而且高速增长连续超过了3年，如此平稳高速的增长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增长和波动的轨迹有所改变，继续保持连续的高位平稳增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国际比较看，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都存在着连续高速平稳增长超过5年的历史，06年保持高位增长依然是可期待。

　　自适应性的预测：经济增长9.1%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目前计量经济学发展的前沿理论：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对GDP进行自适应性预测。协整理论是近年来逐步发展和应用起来的计量经济学新流派，相对于传统经济计量学理论的最大优势在于有效的避免了“伪回归”(虚假回归)现象的出现，解决了非平稳经济序列的建模问题；并且创立了误差校正模型(ECM:Error Correct Model)。包含了长期均衡方程和短期误差校正方程。其隐含含义是经济系统内的各变量在长期内会保持一定的相对稳定性，但在短期内会受到一些系统外变量的扰动，使得宏观经济系统内变量在短期内的走势将会违背长期走势而出现短暂偏离，但同时长期均衡状态会对变量短期内的偏离产生一个牵制力，即误差校正项，一般用小写的ecm表示。误差校正项使得变量有回复长期均衡状态的趋势。误差校正项系数一般为负值，表示对偏离的回复作用，系数越大，回复力量越大。

　　根据我们对GDP的测算。长期内，GDP与自身的滞后一期，滞后四期和滞后五期(每一期代表一个季度)存在长期内稳定的关系(即长期均衡)。短期内，它对前一期的偏离不仅会受到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误差校正的影响，校正系数为-1.414，还会受到来自自身远至七期的影响。

　　长期均衡方程：

　　GDP = 0.961 + 0.799*GDP(-1) + 0.312*GDP(-4)-0.223*GDP(-5)

　　(8.93) (2.19) (-1.72)

　　短期误差校正方程：

　　D(GDP) = 0.006 - 1.411*ecm(-1) + 1.198*D(GDP(-1))

　　(-3.07) (2.84)

　　- 0.143*D(GDP(-3)) + 0.332*D(GDP(-4))

　　(-1.02) (2.39)

　　- 0.318*D(GDP(-5)) + 0.193*D(GDP(-7))

　　(-1.84) (1.39)

　　其中：D(GDP)=GDP-GDP(-1),即GDP的一阶差分；

　　ecm(-1):误差校正项，长期均衡方程的前一期误差项；

　　方程下面括号中数据为相应系数的T检验值。

　　预测模型采用了短期误差校正模型，预测的平均相对误差为3.74%,外推两期(2005年三、四季度)的预测精度达到100%，从下图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增长的平稳，预测精度大为提高。

　　依据上述模型，我们预测2006年的GDP增长为9.1%(未被修正的GDP进行计算的)，从模型看增长趋势是有减速统计趋势。

　　好情景和坏情景的逻辑

　　好的经济增长情景逻辑是指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房地产和股市都可能产生“财富效应”，加上国家的政策在税收和扶贫力度，以及公务员加薪等政策刺激下，预计在第二季度消费启动，第三季度“十一五”规划的投资也将到位，明年将在投资和消费双引擎的拉动下，相应的进出口平衡，经济增长的总需求不会减弱。由于基础设施服务业价格管制适当放松，服务业价格上升和外资进入服务业，沿海发达地区的城镇和内陆地区的大城市的服务业大发展，制造业向内陆地区转移，经济增长超过今年达到9.6%，而且发展更为平稳，服务业价格进行调整，通货膨胀率保持3~5%。

　　坏的经济增长情景也是从汇率为起点，由于人民币升值和环境成本等因素导致制造业全面下降，经济增长的实体引擎减速，而投资在投资回报预期随着实体投资收益率下降而下降，投资也将随着投资的环保、安全、劳工等准入成本的提高也会降低，投资预期调节会降低投资增长。人民币升值更会导致出口下降，进口激增，净出口有负效应，而消费短期内无法被激励，所以经济增长下滑严重。

　　好情景和坏情景起源于汇率，但侧重点非常不同，一个侧重点是服务业，一个侧重点是制造业。按现重新计算的GDP看，服务业的贡献超过制造业的贡献，如果在汇率刺激下景气能转换，增长似乎更偏向乐观。另一个不同的逻辑是消费能否启动，而不仅仅依赖于投资。

　　各家机构的预测

　　我们总结了各自国内和国际的预测，国外的预测偏低基本在8~8.7%之间，国内预测一般在8.5%~9.2%之间,摩根的坏情景预测最低到了6.7%，国内的好情景预测能高达9.6%。绝大多数机构都认为高速增长，但要适当减速，国际上认为轻微下降是8%以上，而国内认为是8.5%以上，物价稳定为3%，利率政策基本认为保持不动(央行没有余地)，汇率政策增加浮动区域，可能达到3%，预计升值3%。

　　表一 2006年各家机构的预测

　　　20052006F2007F2008F2009F长期

　　CitigroupGDP9.387.7987.5

　　CPI2.53.535.521.8

　　Exchange Rate8.27.717.246.746.288　

　　First BostonGDP9.28.4　　　　

　　CPI23　　　　

　　MSGDP9.36.7　　　　

　　CPI3.52.5　　　　

　　World BankGDP9.38.7　　　　

　　CPI22　　　　

　　国内预测(平均统计)GDP9.48.5~9.2　　　　

　　CPI2.53　　　　

　　张平GDP9.49.18.898.57.5(2010-2020)

　　CPI2.532.555.56

　　Exchange Rate(变动幅度%)235710

　　注：我认为长期我们可能是以滞胀陷入进行调整，而不是通缩，长期物价水平较高，但这里对未来紧紧预测为6%，代表突破了温和通货膨胀范围，但长期看也不会保持在两位数以上。

　　二、结构调整和“景气转换”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持续性主要要从实体上看是否能完成结构调整。从支出法看是能否启动消费实现“景气转换”，并以消费带动投资再次加速，靠内需支撑持续增长。能逐步启动消费，拉动服务业的大发展，完成产业结构的转换，将启动一个好的宏观情景逻辑，但关键是如何面对和克服这一转换过程中的摩擦和可能产生的风险。

　　消费增长取决于居民(1)收入提高；(2)消费品价格下降；(3)财富效应，所谓财富效应的核心是指由于财富的升值，导致长期储蓄预期的下降，从而提升了现实的消费率。

　　2006年收入提高方面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调整居民收入所得税，提高了收入，农村取消农业税业提高农民收入；二是由于国家财政宽裕，扶贫力度加大，提高了最低收入的线；三是中央及各地方积极提高公务员工资水平，直接提高了收入。这三项都对中下收入者有益，从而提高了消费边际倾向。而由于人民币升值，大量高品质的消费品将不断降价刺激居民的购买。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居民拥有的财富将进入一个快速拉升的时期，这一点已经被国际经验所证明，特别是东亚国家地产、股票等资产无不进入一个财富拉升的过程，财富效应明显。

　　消费的启动更集中表现为服务业的消费升级和城市集中上，消费服务升级体现在在外饮食、交通和通讯、金融、健康和医疗、教育、休闲和旅游、住房环境基础设施服务等提高消费品质的需求。在其消费结构比重中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上升快，因此未来几年服务业价格对消费物价的影响加大。

　　1、国际经验

　　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增长总是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任何一个综合性的大国都不可能长期偏离这一规律——美国过去百年的经济增长路径就象是一面世界经济史的镜子，可以照己，也可以照人。美国，重化工业的衰退始于石油危机之前，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服务性行业已取代重化工业成为增长动力，贡献了GDP增长的三分之二，而那些通常意义上的国民经济支柱性行业只处于增长贡献的第二梯队。航空、电信、医疗、广播、教育、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增长率更是远高于整体国民经济增长。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的冲击，进一步加速了美国产业结构向轻型化调整，电子、汽车等行业的增长显著落后于整体GDP增长，农业、铁路、煤炭、纺织、金属冶炼等行业堕入负增长区间；与之相反，消费服务行业却迎来了黄金时代，在国际上，可口可乐、沃尔玛、迪斯尼横扫全球，在国内，服务升级产业异军突起。

　　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对美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冲击，经济结构及其增长模式加速向轻型化转移，在1974~2001年间，服务性行业进一步挤占制造业的增长空间，工业设备、汽车、金属冶炼、金属制品等行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从之前的0.07%以上下降到0.02%以下；而与之相反，许多服务性行业对GDP的增长贡献得到了显著提升，除房地产行业以0.37个百分点的增长贡献继续高居榜首外，金融行业的增长贡献也从47年~73年的0.12个百分点上升到0.28个百分点，医疗行业从0.15个百分点上升到0.25个百分点，娱乐业从0.01个百分点上升到0.04个百分点。服务性行业总体对GDP的增长贡献在75%以上。在增长弹性方面，服务业依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内部结构已发生了变化，基础服务产业开始减速增长，而服务升级产业进入加速增长周期。从1974年到2001年，传媒取代航空成为增长速率最快的产业，增长速度为GDP的2.65倍，年均增长率7.65%；其次是金融业，增长速率为GDP的2.16倍，整个金融业在GDP中的比重从1974年的4.43%，上升到2001年的8%左右，几乎翻了一倍；仅随其后的是娱乐产业，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娱乐业上升1.70个百分点，在GDP中的比重也从74年的0.47%上升0.8%左右；医疗，增长率为GDP的1.69倍，GDP比重从3.3%上升到6%以上；保险，1.57倍，航空1.56倍，教育1.33倍，房地产1.22倍；而公用事业、电信和公路等行业的增长速率都落后于GDP增长，其中公用事业的增长弹性为0.91，电信为0.86，公路为0.72。化工和零售业则成为新的划分高增长行业与低增长行业的分界点，汽车业的增长速率显著落后于整体经济增长，平均增长率只是GDP的0.74倍。“退居二线”的除了上述已完成升级需求而的服务性产业外，还有电子、建筑行业，其增长速率也从高于GDP降到落后于GDP，而传统制造业的增长速率进一步降低，工业设备的增长率仅为GDP的0.28倍，金属制品0.38，非金属0.21，造纸0.56，均显著小于1，除农业、铁路、煤炭外，纺织和金属冶炼行业也堕入负增长行业的队伍。

　　日本作为第二梯队国家也一直在“减重”，广场协定后则加速服务业的发展。韩国也是沿着服务业为主导进行结构转换，亚洲金融危机后加速了调整的速度。因此结构调整和景气的转换是任何一国必须走的路，而是如何走得更好的问题。

　　要素价格重估过程中的服务业发展

　　中国就整体产业而言第二产业贡献了60%的增长(未调整GDP数据计算)，但就单个产业而言，制造业在过去十年中对GDP的贡献并不突出，仅有电子制造一个行业排名前十，其他如钢铁、汽车、化工、机械等行业的GDP增长贡献均在十名之外，而纺织等行业的增长贡献更是不到1%。产业结构整体的重型化掩盖了资源瓶颈和贸易环境恶化下支柱性行业个体的增速减缓。增长动力正在转移。

　　表2 中国GDP增长的行业分解

　　年均增长率GDP比重贡献增长率增长贡献百分比

　　1993~20041993~20041993~20041993~2004

　　建筑10.52%6.7%0.70%8.44%

　　农业3.47%14.9%0.52%6.23%

　　商业餐饮5.48%8.2%0.45%5.44%

　　社会服务13.87%3.2%0.44%5.34%

　　金融7.14%5.9%0.42%5.07%

　　电信邮政20.41%1.6%0.33%4.02%

　　供电12.75%2.4%0.30%3.67%

　　电子18.10%1.6%0.29%3.55%

　　教育娱乐11.32%2.4%0.27%3.21%

　　石油开采9.68%1.8%0.17%2.07%

　　政府机关6.58%2.6%0.17%2.06%

　　交通设备9.50%1.7%0.16%1.90%

　　房地产7.94%1.8%0.15%1.77%

　　化工原料8.09%1.7%0.14%1.65%

　　交通运输3.14%4.0%0.13%1.51%

　　电器设备8.65%1.3%0.11%1.36%

　　烟草8.43%1.2%0.10%1.17%

　　手工制造7.36%1.2%0.09%1.03%

　　炼油8.41%0.9%0.07%0.90%

　　科研12.60%0.6%0.07%0.90%

　　医疗运动福利7.99%0.9%0.07%0.88%

　　食品4.78%1.5%0.07%0.87%

　　制药10.26%0.6%0.07%0.79%

　　钢铁冶炼3.14%1.9%0.06%0.72%

　　通用设备4.80%1.2%0.06%0.67%

　　煤炭6.20%0.9%0.05%0.66%

　　造纸10.33%0.5%0.05%0.58%

　　有色冶炼7.67%0.6%0.04%0.52%

　　塑料8.23%0.5%0.04%0.51%

　　饮料5.79%0.7%0.04%0.49%

　　服装5.63%0.7%0.04%0.47%

　　纺织2.22%1.7%0.04%0.45%

　　金属制品4.17%0.8%0.03%0.39%

　　非金属1.93%1.5%0.03%0.36%

　　专用设备3.65%0.8%0.03%0.35%

　　办公设备8.19%0.3%0.02%0.25%

　　橡胶6.07%0.3%0.02%0.20%

　　供水7.82%0.2%0.01%0.15%

　　采矿1.88%0.5%0.01%0.10%

　　化纤2.32%0.3%0.01%0.08%

　　供气16.66%0.0%0.01%0.06%

　　中国2003年人均GDP超过1000美金，城市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加快，到了矫正因要素价格扭曲导致“过度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了，未来随着管制的放松、消费升级，特别汇率引起的外部冲击压力，服务业将进入一个高增长和高收益的快速发展时期，服务业带动就业人口和增长，增长的引擎将进行转换。

　　城市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加快，必然导致要素价格的重估，“十一五”规划和200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都在调整资源、能源、环保、土地、劳工、汇率等的资源和要素价格，资源和要素价格。要素和资源价格重估将克服“资源错配”，逐步校正要素价格扭曲。随着资源和要素价格的重估，价格管制的放松，服务业的发展是必然的。而汇率改革带来的外部冲击，特别是汇率冲击其负面性很大，但它对矫正资源错配也是有效的，中国制造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多年累积的竞争力问题不大，而服务业有了成长的机会。1983年广场协定后日本服务业大幅度提高，也说明了服务业发展的特征，中国到了一个结构转换的时期，从过度的工业化向服务业转换，单一的增长引擎向双引擎过渡，带动中国的内需增长，而不是依赖外部资源和贸易环境。

　　随着汇率的变革，中国发展面临着转型，制造业出现竞争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但以内需为主的服务业等消费升级类的发展会加快，产业和就业结构都面临转换，中国经济的景气循环在转换，即重化工阶段的短期景气结束，服务业的长期景气来临，而决不是中国增长的景气结束。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和模式转变

　　宏观形势判断离不开中长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路径都影响着经济增长持续和稳定。2002年中国经济骤然加速，重化工业在强大的城市化步伐带动下增长迅速，学者们归纳为中国经济进入了“重化工”发展阶段，认为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消耗型”的，但吴敬琏等学者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增长模式抉择问题。“十一五”规划则更加强调了加快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出了“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加入了循环经济、保护环境的重要内容。中国增长路径、模式和改变的动力机制仍需要进一步的思考，此能理解如何进行政策的选择。

　　中国社科院重大A类课题“经济增长前沿课题”应时而生的。从理论命题上看，经济增长前沿课题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动力机制和增长态势方面的研究。集中在了中国增长模式、金融开放和干预等三个方面的拓展，取得了一些阶段性创新性分析。

　　经济模式。2003年第一篇文章《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和资本形成》在理论上归纳了“低价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模式，认为低价工业化的竞争模式有着重要的突破“发展中国家贫困循环陷阱”的意义，所谓贫困循环陷阱是指“你穷是因为你穷”，没有储蓄，也没有需求，所以无法发展。发展中国家为了突破“贫困循环陷阱”就必然要进行国家干预提高储蓄，同时“扭曲要素”要创造需求和低成本竞争力。“低价工业化”的竞争模式导致了“要素价格扭曲”的基本特征，重新讨论了政府干预下的储蓄和投资模式。在此基础上引入了自1998年以来中国持续性经济结构转变的新特征，即城市化成为了发展的主要动力，分析资金流程变化，从工业化转向了城市化，城市化和开放成为了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提出了在这一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前景下，传统的“低价工业化”模式必然要受到“要素价格重估”的挑战，即在开放和高价城市化的逼迫下，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转型。

　　开放。在提出增长的新命题后，我们沿着《开放下的经济增长和宏观政策选择》进行了开放系列的经济增长反思和探讨。分析了“贸易的双向补贴”、外资补贴等一系列开放过程中的扭曲因素进一步研究了低价经济增长模式、干预性扭曲以及开放的关联关系，提出了“附加就业目标的双缺口模型”，探索了外资和外贸的需求和供给空间，以及现有利用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并将引起宏观不稳定。在今年又发表了《资本流动、制度性扭曲和宏观稳定》，深入地探索了开放条件下的资本流动对经济的影响，提出了“带有扭曲条件下的开放宏观模型”，从而从“外部冲击”的角度探索了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

　　政府干预。沿着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命题我们也连续进行了两篇重头的分析。2004年第《经济研究》九期发表了《财政的供应效应与经济发展》，提出了赶超中国家干预下的财政政策是对发展“有效”的，但依据理论和现实的逻辑，我们推出了“带有拥挤”的财政模型和“带有污染”的财政支出模型，指出了当前地方争取中央财政支持中的“免费午餐”现象，导致了基础设施投资拥挤，进一步分析了过度依赖财政导致的“污染”――即财政高成本投资，分析了财政转型问题。今年沿着这一命题我们在10期发表了《高投资、宏观成本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文章从典型事实出发，并在理论模型上说明了中国高投资的政府激励机制及宏观成本边界和高成本增长的临界点，进而指出，在开放经济中，资本流动、外部需求和供给冲击构成高成本投资模式的现实约束，政府必须权衡粗放式高增长的宏观收益和成本，制定相应的 政策来约束低效率的投资行为，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实现全社会的福利优化。

　　中国粗放经济增长模式是长期在封闭条件下政府干预出来的“工业化优先发展”的道路，未来的经济增长仍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因此必须用市场方式和机制校正。以市场机制校正扭曲，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数据处理和资料收集：赵侠、杜丽虹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